在布佳季赫村宿营的时候，我摊上了一个凶狠的女房东。她是个寡妇，很穷，我砸掉了她所有贮藏室的锁，没发现一只家禽。
我只得耍计谋了。有一天，我回家比平时早，太阳还没下山就到家了，让我看见了女房东正在把炉门盖到尚未灭掉的炉子上。农舍里弥漫着一股菜汤味儿，汤里不定还有肉。我闻到了肉香。于是我把左轮枪往桌上一搁，可那老娘们儿死不认账，她的脸和乌黑的手指开始抽搐，脸沉了下来，怀着恐惧，极度憎恨地看着我。要不是萨什卡·科尼亚耶夫——或者按另一个叫法：萨什卡·耶稣——妨碍我干下去的话，那就什么也救不了她，我准会叫她吓得把汤端出来。
萨什卡胳肢窝里夹着手风琴，晃动着两条穿在破靴子里的优美的腿走进了屋来。
“咱们来拉几曲吧，”他说道，抬起他那双撒满蒙目龙睡意的湛蓝的冰凌般的眼睛看着我。“咱们来拉几曲吧，”萨什卡一边说，一边坐到长凳上，拉了一段前奏。
前奏是那么的沉静，仿佛是由远方传来的。不一会儿这位哥萨克中止了前奏，蓝蓝的眼睛变得忧伤了。他投我所好，转过身去，一边拉一边唱起一首库班的歌谣。
“田野的星星，”他唱了起来，“田野的星星高悬在父亲的小屋上，我母亲忧伤的手……”
我喜欢这首歌谣。萨什卡知道这一点，因为是我们两人——他和我——一起在1919年经过顿河河口支岔上的卡加利尼茨克镇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谣的。
教会我们唱这首歌谣的是个在禁渔水域偷渔的猎人。鱼群在禁渔水域产卵，鸟群，数不尽的鸟群，把这里作为栖息之所。在河口支岔内，鱼多得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只消用勺子一舀就能舀到，甚至用手也可抓到，要是把一杆桨插进水里，桨就会笔直地竖着走，那是鱼在拥着它，将它随身带走。这情景我们亲眼目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卡加利尼茨克镇旁的这片禁渔水域。历代都禁止在那里捕鱼，下这个禁令是正确的，然而1919年在河口的支岔地带正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所以猎人雅可夫敢于当着我们的面，明目张胆地干这种违法的偷渔营生，为了笼络我们，他送给骑兵连的歌手萨什卡·耶稣一架手风琴。他还把他的歌谣教会了萨什卡，其中有不少扣人心弦的古老的谣曲。为此我们大家都原谅了这个狡黠的猎人，原因是我们需要他的歌谣，因为当时谁也看不到仗什么时候能打完，那么萨什卡就要把歌声和泪水撒在我们漫长得让人生厌的征途上。征途上血迹斑斑，而歌声则飘扬在我们斑斑的血迹上。在库班和出没于绿林间的游击战中如此，在乌拉尔和高加索山区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们需要歌声，谁也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幸而骑兵连有歌手萨什卡·耶稣，而况他还年轻，离老死还远着呢……
就拿这天晚上来说也是如此，女房东在菜汤的事上蒙骗了我，我好生恼火，而萨什卡用他压得低低的、摇篮曲般的歌声，消了我的气。
“田野的星星，”他唱道，“田野的星星高悬在我父亲的小屋上，我母亲忧伤的手……”
我伸直身子躺在屋角发霉的草垫上，听他唱歌。幻想折裂着我的骨架子，幻想震动着我身下的烂草，透过幻想的热雨，我好不容易辨认出那个托着枯腮的有了些年纪的妇人。她低垂着被虫子蜇伤的脑袋，一动不动地依墙而立，在萨什卡没有弹唱完之前，她没有挪动一下步子。萨什卡弹唱完后，把手风琴放到一边，像长睡之后初醒那样，打了个哈欠，笑了起来，然后环顾着我们这位寡妇家徒四壁的陋屋，拂去长凳上的尘土，出去拎了桶水进屋。
“你瞧，我的心肝，”女房东把背靠在门上蹭着痒，指着我对他说，“你这个长官几天前住到了我这儿，冲着我又是骂，又是跺脚，把我存东西的房间上的锁全撬开了，还拔出枪来吓唬我……真正是罪过呀——拿枪吓唬我，吓唬一个妇道人家……”
她又在门上蹭了下痒后，把羊皮袄盖到儿子身上。她儿子在圣像下边一张铺着破布片的大床上打呼噜。她儿子是个哑巴孩子，脑袋浮肿，头发呈浅色，两只脚掌大得就像成年庄稼汉的脚。母亲给他擦了擦流鼻涕的鼻子，转身回到桌子跟前。
“亲爱的房东太太，”萨什卡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对她说，“要是您乐意的话，我这就来疼疼您……”
可那个娘们儿却装得好像没听见他的话。
“我什么菜汤也没见到，”她托着腮说道，“我的菜汤远远地离开我走了；人家只知道拔出枪来威吓我，要是碰到个好人，倒是可以跟他亲热亲热的，可我现在见什么都讨厌，连跟男人睡觉也开心不起来……”
她拉长声音伤心地诉着苦，一边叨咕，一边把小男孩往墙边推了推。萨什卡便和她一起躺到铺着破布片的床上，而我呢，竭力让自己睡着，一个劲儿替自己设想做些什么好梦，以便美滋滋地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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