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到阿姆斯特丹那天起，科尔内柳斯·贝格就住在客栈里。他经常换地方，每到要付房租的时候就搬一次家。他有时给人画肖像，有时应买主的要求画风俗画，有时为收藏家画裸体作品，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街上溜达，碰运气画画广告招牌。不幸的是他的手发颤，眼镜的度数也越来越深，再加上，在意大利养成的嗜酒、抽烟等毛病又破坏了他那虽然不怎么熟练但确曾自鸣得意的笔触。一气之下，他决定不再卖画，并把所有的作品涂改得一塌糊涂，打算从此洗手不干了。
他经常在烟雾腾腾的小酒馆的角落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伦勃朗往日的弟子们、他从前的同窗替他付酒帐，望他讲一些旅行中的见闻。但是，科尔内柳斯带着画笔和油彩漫游过的那些尘土飞扬的国家给他留下的印象，远不如他对未来的憧憬清晰，而且，他不再象年轻时那样善于以粗俗的玩笑讨女招待们欢心。人们感到惊讶，科尔内柳斯从前很喜欢嬉闹，现在却变得沉默寡言了，只有酒才能使他的话多起来。每次喝醉之后，他就胡言乱语，谁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脸冲墙坐着，帽檐拉得低低的，不愿意和人接触，觉得他们恶心。科尔内柳斯是个老肖像画师，在罗马的一个小阁楼里住过多年。他一生中对各种人的面孔作过十分细致的观察，现在，他怀着愤懑的心情，漠然地丢下画笔。他甚至声称，连动物也不再画了，因为动物太象人。
他往日的那一点点才能耗尽了，仿佛又有了新的灵感，经常躲在乱七八糟的阁楼里，坐在画架前，面对高价买来的新鲜水果写生。他必须赶在发亮的果皮干瘪之前尽快画下来。有时，他还在旁边摆一个普通的小锅或者一些果皮。室内灯光昏暗，雨水轻轻地拍打着窗户玻璃。空气潮湿，水气使粗糙的桔子皮和咯吱作响的护墙板都胀了起来，坛坛罐罐的铜皮上也长出了黑锈。但是，他很快就得撂下画笔。从前，他经常给买主画维纳斯的卧像和正在为赤膊儿童和蒙面妇女祝福的金须耶稣像。现在，他画一小会儿就觉得手指发麻，无法在画布上表现出那水气弥漫的天空。他每次用畸形的双手抚摸自己没有画过的东西时，心里总是充满柔情。他身居阿姆斯特丹凄凉的街头，却梦游在渺无人迹、露珠闪烁的田野。这田野真比阿尼奥河畔的黎明还要美丽。这位极度贫困的老人似乎得了心脏水肿，潦潦草草地涂抹着可怜的画稿，但心却比伦勃朗还要高。
他同家庭的联系也全都断了，有些亲友不认他，有些则装着不知道他还在人世，唯一同他有来往的是哈勒姆的老居民代表。
整个春天他都呆在那个阳光充足而又十分整洁的小城里，白天受雇去为教堂描画假护墙板，工作完了之后，晚上总爱去这位墨守陈规、性格温和的老人家里做客。老人没有妻子，在一个女佣人的细心照料下生活。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贝格推开单薄的上漆栅门，在小花园里水渠旁的花丛中，受到特别喜爱马兰花的主人的接待。科尔内柳斯对这些珍贵的花草虽无兴趣，但对它们在形体和色调上的细微差异却极为敏感。他知道老代表请他来只是为了听听他对新花种的意见。没有人能用语言确切地表达出白色、蓝色，玫瑰红和淡紫色的无穷变化。各种名花的幼芽又细又硬，从肥沃的黑土里钻了出来，虽然闻不到花香，但空气中却弥漫着潮湿泥土的芬芳。老代表双手捧着膝上的花盆，正在修枝剪叶。他用两个指头夹着花梗，默默地让客人欣赏幼嫩的花朵。他们彼此说话不多，科尔内柳斯只是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自己的赞许。
这一天，老代表对新培育成功的一种罕见花种十分得意：花瓣白紫相间，还带有彩虹般的条纹。他翻来倒去地欣赏了一阵，然后把花放到脚边说道：
“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科尔内柳斯没有回答。性格温和的老代表接着说：
“上帝是整个世界的画家。”
科尔内柳斯一会儿看看花儿，一会儿又看看水渠。渠水犹如一面青灰色的镜子，照出了花坛、砖墙、和女佣人晾晒的衣裳，但是，疲惫的流浪画师却从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他眼前浮现出长途跋涉中见到过的某些人的容貌及其他种种景象：东方的肮脏，南方的散漫，普天之下的贪婪、愚昧和残暴，破旧的房屋，花柳病，小酒店前的械斗，当铺老板的冰冷面孔，还有躺在弗里堡医学院解剖台上的弗雷德里克·格里多切的模特儿那美丽丰腴躯体。他还想起另一件事情。他曾在康士坦丁诺布尔住过，并给联合省驻那里的大使画过几幅苏丹像和有机会参观一位帕夏引以骄傲和非常得意的马兰花花园。帕夏指望画家能把他在这个花园里度过的短暂美好时光画下来作永久的纪念。堆放在大理石路面上的马兰花，呈现出鲜艳而柔和的色彩。喷水池旁，翠柏参天，一只小鸟儿正在歌唱。但是，奉主人之命向来客介绍这些名花的却是一个独眼仆人，成群苍蝇麇集在他刚刚瞎掉不久的眼珠上。想到这儿，科尔内柳斯摘下眼镜说道：
“上帝确是整个世界的画家。”
接着，又悲伤地低声补充说：
“代表先生，可惜上帝画的不仅仅是自然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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