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男人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了讲三个小故事，我必须提到他们，因为对这三个小故事来说，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我们就叫他们阿一和阿二吧。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年纪越大，少年时代的友谊就越奇怪。经过这么多年，人从头到脚，从皮肤上的汗毛一直到心都变了，但彼此的关系却奇怪地一如从前，改变如此之少，就象每一个人依次用“我” 来称指各不相同的先生时所维护的那种关系一样。关键的不在于人们是否还有那个当年被照下来的，有着大大的脑袋和一头金发的小男孩一样的感受；不，根本上，人们压根不能说他们喜欢那个矮小的，傻乎乎的，那个所谓是“我”的家伙。同样的，人们对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既不能赞同亦不能满意；甚至很多朋友彼此都压根不能忍受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友情甚至是最深和最好的友情，它包含着一种不掺任何杂质的无法理解的因素。
把这两个朋友阿一和阿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完全非宗教的少年时代。他们两个虽然都在一所自夸对宗教原则给予了应有重视的学院受教育，但那里的学生们全部的抱负却在于对此置若罔闻。比如学院的教堂吧，那是一座漂亮的，真正的大教堂，有一个石头钟楼，专供学校使用。这样一来，由于从没有陌生人进来，在其余的人——视神圣的习俗所要求的而定——在前面的长椅中一会跪下，一会站起时，学生们就总可以分成一些单个的组在后面的忏悔椅上玩牌，在通往管风琴的台阶上抽烟，或者偷偷溜到钟楼上。钟楼在尖尖的屋顶之下托着一个石头平台，宛如托着一个烛碟，在平台的栏杆上，令人眩晕的高处，进行着绝招的表演，这些绝招让那些没有太多罪孽的男孩子们也要付出仰脖子的代价。
上帝的挑战之一是这样的：在塔楼的栏杆上，眼睛看着下面，通过肌肉缓慢的用力抬起身体，摇摇晃晃地双手撑立住；每个在平地上完成了这个杂技高招的人都会知道，在高高的钟楼上一条一脚来宽的石板上重复这个动作，包含着多少自信，勇敢和快乐。还必须提到的是，很多疯狂的，技巧娴熟的小子都不敢尝试，哪怕他们在平地上能够双手撑地逍遥地溜达。比如阿一就没干过这事。相反，阿二在他的少年时代却是这项意志测验的发明者——这一点可能正好可以让我们把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引进进来。很难还能找到一个象他的身体那样的身体。它不象许多身体那样附着着由运动带来的肌肉，而是看上去好象根本就不费力气地天生由肌肉交织而成。一个细长的，相当小的脑袋坐在上面，眼睛里是包裹在天鹅绒中的目光，牙齿更容易让人去联想正在追捕猎物的动物的奕奕闪光，而不是去期待着神秘主义的温良。
后来读大学时，这两个朋友醉心于一种唯物主义的生命解释，把人视作没有心灵和上帝的生理和经济机器。也许人的确就是这样的，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样一种哲学的魅力不在于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那种魔鬼般的悲观的可怕的智性特征。那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发小式的友谊了。因为阿二学的是林业，他经常说起学业一结束就要作为一名林业工程师到很远的地方去，俄罗斯或者亚洲；而他的朋友没有选择这种孩子气的、已经颇为规矩的梦想，他在这个时候正狂热地经历着刚刚崛起的工人运动。后来，当他们在大战爆发前不久重逢时，阿二已经结束了他在俄罗斯的活动。他很少提起这些经历，他在某家大公司的办事处就职，尽管他的生活有着中产阶级的充裕，但他看上去却象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一样。他的朋友这时已经从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士变成了一家报纸的发行人，这家报纸经常撰写社会和平的文章，属于一个证券交易商。他们自此以后相互蔑视而又无法分离，但还是再次从彼此的视野里消失了。当他们最后终于再一次短暂地相遇时，阿二讲了以下的故事，以那样一种方式，就象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抖开记忆的口袋，只为了背上空空的麻布袋继续赶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朋友回应什么话并不重要，他们的交谈几乎可以说成是一段独白。重要的是，如果能够的话，去细致地描绘一下阿二当时看上去的样子，因为这种直接的印象对于他的话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又很难。可以非常诚实地说，他让人想到一条强练、坚韧、精干的马鞭，柔软的鞭头支撑着，斜倚着墙。在这种半是挺立半是消沉的姿势里，他看上去感觉很惬意。
那些柏林的院落，阿二说，属于世界上最奇怪的地方，在那里，两幢、三幢或四幢小楼彼此背向而立，女厨子们坐在院墙之间，在四角型的洞里，唱着歌。可以听到搁板上的铜器皿发出多么响的撞击声。下边很底的地方传来一个男人怪声怪气呵斥一个女孩的声音，或者砖石路上来来回回走动的沉重的木鞋声。缓慢、生硬、不安、毫无意义。是这样的吗?
外面底下可以看见厨房和卧室；它们相互紧挨着，就象爱情和消化在人的身体里紧挨着一样。双人床一层楼一层楼地叠放着；因为小楼里的所有卧室都在相同的位置，窗子的墙、浴室的墙、壁橱的墙给床的位置做了几乎精确到半米的限定。同样的，餐厅，镶着白色瓷砖的浴室以及有红色灯罩的阳台也一层楼一层楼地重叠着。爱情、睡眠、出生、消化、意外的重逢、忧心忡忡的或社交愉快的夜晚都在这座房子里象自助冷餐会上的小面包摞成的柱子一样层层叠摞着。个人的命运在人们搬进这坐中产阶层住宅的时候就已经预先被判定了。你得承认，人们的自由主要取决于在哪里和在什么时候做某事，因为人们做的事情几乎永远是一样的：如果再把所有事情的概貌也筹齐划一起来，那就会有一种该死的意义。我有一次爬上了一个柜子，只是为了利用它的垂直线，我敢说，我将要进行的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从那里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
阿二取笑自己的回忆，并给自己加了些酒；阿一想，他们正坐在一个有红色灯罩的阳台上，这个阳台正属于他的房子，但他没有说话，他太清楚他会怎样反驳。
顺便提一下，我直到今天还同意，在这种规律性中存在着一种暴力性——阿二坦言道，而那时我觉得，在这种大量和单调的精神中我看到了某种象沙漠或海洋一样的东西。一个芝加哥的屠宰场——虽然这想法让我反胃——终究还是一种和一小盆花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奇怪的是，正是在有这个住处的时候，我反常地总是想到我的父母。你知道，我和他们几乎已经断了所有联系；但那时候我脑子里忽然一下子出现一句话：是他们给了你生活。这句话不时地反复出现，象一只赶不走的苍蝇。这种人们从小灌注在我们脑子里的貌似神圣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但当我注视着我的房间的时候，我竟也同样地说：看，现在你买来了自己的生活；用每年多少多少的租金。也许有时我还说：现在你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百货商店、养老保险和自豪感之间。但对我来说非常奇怪的、甚至象一个秘密一样的是，有某种东西被送给了我，不管我愿不愿意，而且还是一种其它一切东西的基础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里隐藏着一份被我掩埋起来的不规律性和不可预知性的珍宝。于是就有了夜莺的故事。
它象其它很多夜莺一样开始于一个夜晚。我呆在家里，妻子去上床睡觉之后，我来到书房里坐下；和其他相似的夜晚的唯一区别也许在于，我没去碰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东西；不过这种情况以前也是有过的。过了一点以后，街道开始变得安静；交谈声开始显得罕见；用耳朵去跟踪夜的行进是非常美好的。两点钟的时候，底下的嘈杂声和笑声已经明显地醉了，迟滞了。我意识到，我在等待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三点左右，那是五月，天开始变亮；我摸索着穿过黑暗的房间走到卧室，无声无息地躺下。我此刻期盼的除了睡眠和第二天早上将要开始的一个和刚刚过去的一样的一天以外没有别的。很快我就不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窗帘和百叶窗的缝隙之间泛起深暗的绿色，清晨的浮沫象白色的细带缠绕其间。那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点清醒的印象或者一个安宁的梦境。然后我被一种逐渐逼近的东西弄醒了；是一种声音在接近。我在迷迷糊糊中判断了一次，两次。然后它们停在隔壁家的屋脊上并从那里跃入空中，象海豚一样。其实我也可以说，象放烟火时的信号弹一样；因为信号弹的印象一直保留着；它们在落下来的时候温柔地散开在窗玻璃上，然后象大颗的银色星星一样坠向深处。我此刻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状态；我躺在我的床上象人的肖像躺在他的墓碑上，我醒着，但这种醒又和白天的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描绘，但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就好象有某种东西将我翻了过来；我不再是立体的，而是某种沉陷的东西。房间也不是空的，而是由某种质料构成，一种白天没有的质料，一种黑色透明的、并让人能够感觉到黑色的质料，而我也是由这种质料构成的。时间在快速兴奋跳动的脉搏中流过。前所未有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不在此刻发生呢? ——那是一只夜莺，那歌唱着的！——我低声对自己叫。
现在柏林的夜莺也许比我想的要多——阿二继续说道。当时我相信，在这座石头之山里没有夜莺，而那一只是远远地为我飞来的。为我！！——我想着，微笑着坐起来。——一只天堂之鸟！原来真有这种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看，人们会很自然地去相信超自然的东西；就好象他曾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度过了童年一样。我毫不迟疑地想：我得追随这只夜莺。保重，爱人！——我想着——保重，爱人，房子，城市…！但是，还没等我从床上爬起来，还没等我想好究竟是要爬上房顶去跟着这只夜莺还是要到下面的大街上去追随它，它已经不再唱了，显然是飞走了。
现在，它又站在另一个房顶上为另一个睡着的人歌唱了——阿二思索道——你可能会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吧? ——故事现在才开始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孤独地留在那，被沉重的情绪压抑着。那根本不是夜莺，而是一只乌鸫，我对自己说，和你想说的完全一样。我们知道，这种乌鸫模仿其它的鸟。我这时完全醒了，那种宁静让我觉得无聊。我点着一根蜡烛，观察躺在我身边的女人。她的身体看上去是苍白的砖瓦色。白色床单的边缘象一抹雪一样搭在皮肤上。宽大的阴影的线条蜿蜒在她的身体上。很难清楚地知道这阴影的来处，虽然它显然与蜡烛及我的胳膊的姿势有关系。那又怎么了，我想，就算那真的只是一只乌鸫！哦，正好相反，正因为那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乌鸫，才让我如此疯狂： 它意味着的还更多！你知道，人们只是在面对简单的失望时才哭，面对双倍的失望时就已经又能微笑了。我在这段时间里反复注视我的妻子。这一切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不知道如何关联。我已经爱了你很多年了——我想——胜过世上的一切，而现在你躺在这里，象爱的燃尽了的空壳。现在你对于我已经变得非常陌生，现在我出来了，来到爱情的另一端。这是厌倦吗? 我不记得自己曾感到厌倦。我这样给你描述吧：似乎一种感情能够钻透一颗心，象钻透一座山一样，在山的另一端是另外一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山谷，同样的房屋和小桥。但我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也许我把这个故事和接下来的另外两个联系起来讲给你是错误的。我只能告诉你，当我经历它的时候，我把它看作什么：不知来自何处的一个信号击中了我——这就是我的感觉。
我把头靠在她身旁，这个身体毫无知觉、毫不参与地自顾睡着。她的胸部夸张地一起一伏，房间的墙壁在这个沉睡的身体旁一升一落，有如高高的大海包围着一条已经航行了很远的船。我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勇气告别；但如果我这时偷偷溜走，在我看来，自己就还是一条被遗弃在孤独中的小船，而一艘更安全的大船已经粗心地经过我起航了。我亲吻睡中的人，她毫不知觉。我轻声对她耳语，也许我做的如此小心，以至她没有听到。我取笑自己，嘲讽那只夜莺；但我偷偷穿好了衣服。我想我是啜泣了的，但我真的离开了。我感到晕乎乎的轻松，尽管我试图对自己说，没有哪个正直的人会这么做的；我记得，我象个喝醉酒的人，对所走的街道骂骂咧咧，只为确认自己的清醒。
我当然经常想到要回去；有时我差点就要穿过半个世界回去了；但我没有那么做。她对于我已经变得不可触摸；简单地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谁若深深地感觉到一个错误，谁就不会再改变它。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想要你的赦免。我要给你讲我的故事，是为了感觉一下它们是否是真实的；很多年来我没有人可以讲，而如果我听见自己大声地对自己讲的话，那么坦白地说，我会感觉非常恐怖。
所以记住吧，我的理智绝不会向你的开明妥协的。
但两年以后我进了一条死胡同，在蒂罗尔南部战线的一个死角，这条战线从希马·迪·菲切纳的血腥的墓地拐向卡尔多纳佐湖。在那里，它象一条阳光之波一样穿行在深深的山谷里，越过两个有美丽名字的山丘，然后在山谷的另一侧重新冒出来，然后又消失在一座静静的山里。那是在十月；几乎未被占领的战争墓地深埋进落叶中，蓝色的湖水无声地燃烧，山丘象巨大的干枯花环一样静卧着；象花圈——我常常想，但却并不害怕它们。山谷断断续续地环绕着它们；但在这块我们认为已经占领了的地带的另一端，它却不再有这种甜美的心不在焉，而是象一声长号，低沉，宽广，英勇，一直吹向遥远的敌方。
夜里，我们进入山谷中部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阵地暴露在山谷里，敌人只要从高处扔石头就能消灭我们；但他们只是用炮兵火力慢慢地煎熬我们。无论如何，在经过了这样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每个人都有了一种很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才消失掉： 眼睛变大了，那些肩膀上的脑袋象被割过的草一样不规则地竖立着。尽管如此，每次在这样的夜里，我都经常会把脑袋抬到战壕的沿上，象一个恋爱的人一样小心地把它扭回肩膀上边： 于是我看见象天空一样浅蓝色的布伦塔山群象玻璃做的一样陡峭地层叠着立在夜色里。正是在那些夜里星星都很大，象用金纸折压而成，并象生面团烤出来的一样，闪着丰盈的光。天空即使在夜里也还是蓝色的，细细的；少女般的月牙，或者完全银白色，或者完全金黄色，在我们背后的正天高挂着，沉浸在一片痴醉中。你必须好好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美；在安稳的生活中是没有这么美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满怀幸福和渴望在夜里爬行散步；一直爬到那些金绿色的黑色树木之间，在那里站起来，象一片小小的，棕绿色的羽毛在一只静卧的尖嘴鸟的羽毛中站起来，这种鸟非常神奇，既是彩色的，又是黑色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
相反，白天，在主阵地，我们简直可以骑马散步。在这种让人们既有时间沉思也有时间恐惧的地方，人们才认识了危险。每天它都要攫取它的牺牲品，一个每周固定的平均数，百分之多少多少，连师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都已经学会象保险公司一样冷酷地计算。不过人们自己也一样。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哪怕不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也会感觉很安全。这是那种奇怪的平静，那种人们长期生活在战火中就会感觉到的平静。这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以免你对我的状况有错误的想象。当然也会有那种情况，忽然迫切地想见一张几天前见过的熟悉的脸；但这张脸已经不在了。这样一张脸给人的震撼是要超过理智的，而且它会象一抹烛光一样长时间地悬浮在空气中。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比平时要少，但却特别容易激动。就好象那种显然一直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人身上的对终点的恐惧被搬走了一样，此刻，在毫无把握的死亡附近盛开着一种特别的内心自由。
中间的时候，我们这个安静的阵地上来了一架敌方的飞机。这种事不常发生，因为这群山的山头之间都加筑了防御工事，风口非常狭窄，必须飞得很高才能飞过。我们正好站在那些墓地花圈中的一个上，一会工夫，天空就被炮兵队发出的榴霰弹的白色细小烟雾涂满，象被一把灵巧的粉刷轻轻刷过一样，看上去很好笑，甚至很可爱。当飞机刚好高高地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阳光穿过三色的机翼射下来，象透过教堂的窗户或彩色的薄纸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只差莫扎特的音乐了。虽然有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掠过：我们象一群马赛观众一样站在一起，提供了绝好的目标。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对我们说：你们最好躲起来！但大家显然没有兴趣象田鼠一样钻进地洞里。在这个瞬间，我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正在向我着迷地仰头观看着的脸接近。当然也很有可能是相反地发生的：我先听到了那声音，然后才意识到正在接近的危险；但在同一瞬间我已经知道：那是一支飞箭！那是一种尖尖的铁棍，还没有木工的铅锤粗，那时候飞机常从高空往下投掷这种东西；如果它们击中了脑袋，很可能就只会从脚跟出来了，但它们经常是击不中的，所以很快就被废弃了。因此那是我的第一支飞箭；但炸弹和机枪射击的声音听起来完全不一样，我立刻就知道自己碰上了什么。我很紧张，而在下一瞬间，那种奇特的，准确无误的感觉我也已经知道了：它击中了！
你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吗? 那不象是一种可怕的预感，而象一种未曾期待过的幸福！我先是很惊奇似乎只有我听见了那个声音。然后我想，这声音会再度消失的。但它没有消失。它在向我接近，虽然还很远，它在远处变大了。我小心地去看别人的脸，但没有人感觉到它。我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那精美的歌声，在这一瞬间，从我的身体里升起一种东西迎向它：一种生命之光；象来自天空的死亡之光一样的不朽。我不是在编造，我只想尽可能简单地描绘它；我坚信，我是用身体清醒地表达它；我当然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很象梦，人们以为自己在清楚地说话，但说出来的话语却是混乱的。
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期间只有我听到那发生的事情正在接近。那是一种单薄的、歌唱着的、简单的、高昂的声音，象玻璃杯的边沿发出的声音一样；但它含有一种不真实的东西；你还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声音是冲着我来的；我和它有一种关联，我毫不怀疑自己身上有某种决定性的事情将要发生。我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是在这种告别生命的时刻应该有的，我感觉到的一切，都是指向未来的；我不得不说，我肯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在我的身体的附近感觉到了上帝的临近。对于一个从八岁起就不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已经够多了。
这时侯上空的声音更加具体了，它在增强，在逼近。我几次问自己是否应该提出警告；但就算是我或别的什么人会被击中，我不想警告！也许在这种想象中——在那里，在高高的战场上空，有一个声音在为我歌唱——有一种该死的虚荣。也许上帝不过是我们这些穷乞丐在短暂的存在中虚荣地自以为在天堂里有一个阔亲戚。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空气现在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开始发出铃铛似的声音了；我注意到，不安的痕迹在他们的脸上掠过，你看——他们也没人说出一句话！我再次观察那些面孔：对于那些小伙子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想法更遥远的了，他们对此毫不知觉地站在那里，象一群信徒在等待消息。忽然，歌唱声变成了世俗的声音，离我们十英尺，百英尺高，然后它消逝了。它就在那。在我们中间，但首先是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哑掉了，被大地吞咽进去了，散裂成一种不真实的无声。我的心跳平缓宁静；我连半秒钟的恐惧都没有；我的生命中没有丧失哪怕任何一个小小的时间片段。但我重新意识到的第一件事却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还站在原地，但我的身体却被疯狂地扯向一边，形成一个深深的、半圆型的弓。我感觉自己象是才从一场狂迷中醒过来，不知道自己离开了多长时间。没有人和我说话；最后有一个人说：一支飞箭！所有人都想找到它，但它插进地面几米深。在这一刻，一种炽热的感激之情漫过了我，我相信我全身都红了。如果那时有人说，上帝进驻了我的身体，我不会笑的。但我也不会相信。就算我在这过程中保留了一个他的碎片，我也不会相信。尽管如此，每次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想能再一次更清晰地经历这样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真的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但没有更清晰——阿二开始了他的第三个故事。看上去他变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但能看得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渴望听到自己讲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涉及到他的母亲，她没有赢得多少阿二的爱；不过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很合不来，他说，说到底，如果一个老年妇女几十年来都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市，而她的儿子依她的概念在很远的世界一事无成，那么这是很自然的。她让我不安，就象和一面把图象不易觉察地拉宽的镜子在一起一样；而我让她难受，很多年都不回家。但她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有很多问题的牵肠挂肚的信，尽管我通常都不回复这些信，还是存在着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无论如何，我还是深深地和她联系在一起——就象最终所表明的那样。
也许几十年前一个男孩的图象充满激情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天知道她对这个男孩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任何事情都无法磨灭这些期望；由于我就是那个早已消失了的男孩，她把她的爱系在我身上，就象所有落山的太阳还要在光和黑暗之间的某处晃动。这时你又会有那种神秘的、不是虚荣的虚荣。因为我完全可以说，我不喜欢停留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做的事情——愉快地观看他们从前照的相片，或者乐于回忆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这种自我储蓄系统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既不是特别的情绪化，也不是只为眼前活着；但当某事过去，我也就从自己身旁经过了，当我在一条街道上想起自己从前曾经常走这条路，或者当我看着自己从前的房子时，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感觉到一种象疼痛一样的对自己的强烈反感，就好象我在回忆一种耻辱。当人改变了，曾经的事情也就流逝了；在我看来，如果人们离开的那个人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不管他们怎样变化，都不是他们主动去做的。但正因为我通常都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当我发现，只要我活着，就有一个人牢记着一个我的图象，那感觉是奇妙的；很可能是一个我从来不曾符合过的图象， 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却是我的创造指令、我的证书。如果我说，我的母亲在这种图象的意义上是一个具有雄师般天性的人，却被逼进一种多方面受限制的女人的现实存在之中，你能理解吗? 依我们的观念她并不聪明，她不会察言观色，也不会旁征博引；如果回忆到我的童年，那么她也不能算好，因为她很暴躁，很神经质；你可以想象，激情和狭隘的视野联系在一起有时会产生什么。但我想说，有一种伟大，一种个性，它今天还在不可思议地与一种表达统一着：即那种当一个人将自身呈现给我们通常的经验时所采用的表达，就象在童话时代神采用了蛇和鱼的形象一样。
在那个飞箭的故事之后不久我就在一次在俄罗斯的战役中被俘虏了，后来在那里经历了那场大改造，之后我没有马上回来，因为新的生活很长时间都让我喜欢。对此我直到今天还感到惊异。但有一天我发现，有几个我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信仰原则我不打着哈欠就说不出了，于是我从与之相联的生活危险中抽身而去，把自己救回了德国，在那里，个人主义正如火如荼。我做所有没把握的生意，部分是出于窘迫，部分是出于对回到了可以做不公正的事情而不必感觉羞耻的故国的喜悦。我并不是很顺利，有时甚至感觉非常糟糕。我的父母景况也不妙。有几次我母亲写信给我说：我们帮不了你；但如果我能用你将来要继承的东西帮你一点的话，我会希望自己死掉。尽管我多年没去拜访过她，也没做过任何有此意图的表示，她还是这样写。我必须承认，我只把这看作一种有点夸张的说话方式，没有赋予它什么意义，尽管我对这种感伤地表达出来的感情的真实性并不怀疑。但这时发生了非常特别的事情：我母亲真的病逝了，而且可以相信的是，她还带走了对她忠心耿耿的父亲。
阿二思索着——她死于一种她肯定一直都有但却没人知道的疾病。人们可以给相见很多自然的解释，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恐怕你要怨恨我了。但值得注意的还是那些旁枝末节。她一点都不想死；我知道，她抗拒早逝，对此加以强烈的抱怨。她的生命意志、她的决定和愿望是敌对于意外事件的。我们也不能说，针对她的瞬间意志形成了一种性格决断；因为否则她可能早就想到了自杀或自愿的贫穷，而她压根没那么做。她完完全全是自己的牺牲品。但你从来没发现吗? 你的身体还有一种与你的意志不同的意志。我想，所有作为意志或我们的感情、感觉和思想出现并似乎统治着我们的东西，只能享有有限代理权的名义，而在重病和康复中，在无把握的战斗中以及在所有命运的转折时刻，整个身体却有一种最原始的决定，这种决定才拥有最终的权力和真理。但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却是，我从我母亲的病逝中获得某种完完全全自愿的印象；如果你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想象，不可改变的却是，在我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的那一刻，虽然根本不存在任何担忧的理由，但我却奇怪地彻底改变了：一种包围着我的坚硬在瞬间融化了。我只能说，从那时起我所处的状态和我在离开家那个夜晚的醒转以及对来自空中的歌唱着的飞箭的期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想立刻赶往母亲那里，但她却用各种借口阻拦我。先是说，她很高兴能见到我，但我最好等她这场毫无意义的病过去，她好能健康地迎接我；后来她让人告诉我，我的拜访在那会儿可能会让她过于激动；最后，当我迫切地要求的时候，她又说：关键性的好转就在眼前，我只需再有点耐心。看上去她好象害怕被这次重见弄得没有把握；然后，一切都如此仓促地决定了，我只还能及时赶上安葬。
我发现父亲也病了，就象我对你说过的，很快我就只能帮他死了。他以前是个好人，但在那几周里他怪僻，固执，情绪无常，似乎有很多事对我耿耿于怀，并为我的在场而觉得生气。安葬他之后我必须处理家中事务，这又花了几个星期；我没什么急的。小城里的人们按照老习俗从各处来看我，给我讲父亲在起居室的哪个地方坐过，母亲坐在哪里，他们又坐在哪里。他们仔细地查看所有东西，主动向我提出买下这件或那件。他们是如此仔细，这些外省的人们，有一次一个人在深入地查看一番之后对我说：几周之内一整个家就彻底地消失了，这真是可怕！没有人把我也算进去。当我一个人时，就静静地坐着读儿童书籍；我在阁楼上找到一大箱子这些书。它们落满灰尘，被油烟熏得发黑，有些干得发脆，有些泛潮，如果拍打它们，总会掀起团团的黑雾；那些纸板封面的小册子里有纹理的纸页已经不见了，只还留下一组组参差不齐的岛屿一样的纸边。但当我翻开这些书页，我就象一个水手一样在这些危险中占领了它的内容。有一次我还有了一个少有的发现。我发现，翻动书页的时候，上边和下边页边的黑雾与霉腐带来的黑雾有所不同，然后我又发现许许多多难以描绘的污斑，最后在扉页发现一些潦草的、褪色的铅笔印；这一下子击溃了我，我认出这些充满激情的磨损，这些铅笔划破的痕迹和这些匆忙留下的污痕，它们是一个孩子的手指留下的痕迹，我的孩子时的手指，它们三十多年来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显然被整个世界遗忘了！现在，我跟你说，对其他人来说，回忆自己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对于我，却好象是最底下的被翻到了最上面。我还发现了一个房间，是三十多年前我的儿童游戏室；它后来被用作放要洗的衣服的衣橱或类似的东西，但基本上他们还是让它保留了我坐在松木桌旁的那盏链子口上有三只海豚的煤油灯下时的原样。现在，白天我又重新在这里一坐好几个小时，象一个双腿够不到地面的孩子一样读着书。因为你看，我们的头脑是不坚定的，或者进入不了任何事物，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脚下有坚固的东西；但童年呢，可以说，两头都不太确定，不同于后来的夹钳的是法兰绒般的手，坐在一本书面前，就好象在房间里坐在一张小小的纸上航行于悬崖峭壁之上。我告诉你，我真的够不着桌子底下的地面了。
我还在那间屋子里放了一张床，睡在那里。然后乌鸫又来了。有一次，午夜之后，一种神奇，美妙的歌声唤醒了我。我没有立刻醒过来，而是先在睡梦中倾听了很长时间。那是夜莺的歌唱；但它没有停在花园里的灌木丛中，而是停在邻家的房顶上。我开始睁着眼睛睡觉。这儿没有夜莺——我想——那是一只乌鸫。
你不用想：这些我今天已经讲过一遍了！我当时想：这儿没有夜莺，那是一只乌鸫，我醒过来了；那是凌晨四点，白天出现在我的眼中，睡意消失得如此之快，就象波浪的痕迹被吸进岸边干燥的沙土里。在敞开的窗前，在一片如柔软的白色羊毛披巾的光里，坐着一只黑色的鸟！它坐在那里，象我现在坐在这里一样真实。
我是你的乌鸫——它说，你不认识我吗?
我真的没有立刻想起来，但当这只鸟对我说话时，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我曾经停在这个窗台上过，你不记得了吗? 它继续说。这次我回答说：是的，有一天你坐在那儿，就是你现在坐的地方，而我急忙关上了窗子。
我是你的母亲——它说。
你看，我可能在做梦。但这只鸟不是我梦见的；它停在那里，飞进房间，而我急忙关上了窗子。我上了阁楼，寻找一个木笼子，我记得这个笼子，因为那只乌鸫曾经到过我这里；在我童年时，就象我刚才说的一样。它曾坐在窗前，然后飞进了房间，而我用了一个笼子，但它很快就变得很温顺，于是我没有关起它，它自由地生活在我的房间里，飞进飞出。有一天它没再飞回来，而现在它又在这了。我没有兴趣费力气去想那是否是同一只乌鸫；我找到了那个笼子，还重新找到一箱子书，我只能对你说：自从拥有了那只乌鸫那天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好人，我在生活中还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好人；但我很可能无法向你描绘，什么是好人。
它还经常说话吗? ——阿一狡猾地问。
不，阿二回答，它从来没说过话。但我得给它弄鸟食和小虫子。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困难，它吃虫子，我得象我母亲一样养着它；但还行，我跟你说吧，这只是习惯，人们对哪些日常的东西不得习惯呢? 我从此以后没再放它走过，更多的我没什么可对你说的了；这就是第三个故事，它会怎样结束，我并不知道。
但你暗示了——阿一小心翼翼地试图加以确定——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种共同的意义?
天哪，——阿二反驳道——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呀；要是我知道它们的意义，我就不用讲给你听了。但这就好象当你听到轻声低语或者仅仅只是沙沙作响的时候，你无法区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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