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金钱与犯罪总是连在一起。奥梅桑侯爵告诉读者，谁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他创办了电影公司，为了挣钱，就得吸引观众，而为了吊观众的胃口……谁能问心无愧地说没有犯过罪呢？奥梅桑侯爵问道。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去列数它们了。我犯过好几次罪，它们为我带来不少的钱。如果我今天还没有成为百万富翁，那应该责怪的是我的胃口，而不是我的谨慎。
1901年，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国际电影公司，我们把它简称为CIC。它的生意很简单，首先设法拍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影片，然后在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大城市中组织上映。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切实的执行。靠着一个贴身男仆的内应，我们拍到了共和国总统早上起床的有意思镜头。我们同样还拍摄了阿尔巴尼亚小王子的诞生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以极其昂贵的价格，收买了苏丹几个高级官员，把帝国首相梅莱克·帕夏极为感人的悲剧一劳永逸地凝固为流动的画面：他在向妻子儿女作了令人心碎的诀别后，听从主子的命令，在他佩拉家中的阳台上，喝下了那杯下毒的咖啡。
然而，我们还缺少表现犯罪内容的电影。但是，人们又怎么能预先得知一桩罪行在什么时候发生，而且，恐怕很少有罪犯会公开作案的。
我们对使用合法手段获取一个行凶场面已经绝望，便决定在一个别墅中组织一次凶杀。我们在巴黎的奥泰伊区租下了一个别墅。我们本来是打算雇佣演员来模拟我们尚还缺少的犯罪场景的，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将欺骗那些未来的观众，为他们提供一些作了弊的场面，而观众早已习惯于认为，我们拍摄的只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不会满足于一场简单的戏剧游戏，即便它完美无缺。我们甚至还想以抽签来决定，我们中由谁作出牺牲，来犯下罪行，让我们的摄影机拍摄下来。但是，这样的勇敢者似乎不存在。总之，我们是一个由正派人士组成的公司，谁都不想丧失名誉，即便是为一个商业目的。
一天夜里，我们埋伏在一条荒凉街道的拐角处，离我们租下的别墅不远。我们一共6个人，全都带着手枪。有一对男女经过那里。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郎，在我们的眼中，他们那十分考究的穿戴，正好适合于为我们提供一次血腥凶杀所需的有趣因素。我们悄悄地扑向这一对男女，捆住他们的手脚，把他们带到别墅中。我们先把他们丢在那里，由我们中的一人看守。接着，我们又回到街上去埋伏，这次经过的是一个身穿夜礼服、两鬓染霜的先生，他刚一出现，我们就迎上去截住，不由分说就把他拖回了别墅。他无谓地抵抗着，我们的手枪也确实使他有道理大喊大叫，显现出勇气。我们的摄影师架起了机器，把灯光调合适了，一切准备就绪，等着拍下罪行。我们4个人围站在摄影师旁边，端着手枪对准那3个俘虏。年轻男子和年轻女郎已经昏了过去。我走上前，以令人感动的小心翼翼，脱去他们的衣服。我扒下那女郎的裙子和胸衣，让那个男人只穿着衬衣。然后，我对那个衣冠楚楚的先生说：“先生，我的朋友和我，我们丝毫不打算伤害您。但是，我们命令您，用这把就放在您脚边的尖刀，杀死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不然，就要您的命。您首先应该竭力使他们恢复清醒。您可要小心，千万别让他们把您给掐死。不过，既然他们赤手空拳，毫无疑问，您会干得很利落的。”
“先生，”未来的凶手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面对暴力时当然应该让步。你们的安排已成定局，我自然不打算说服你们改变一个其理由在我看来仍然不甚明确的决定，不过，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一个惟一的请求：请允许我把我的脸蒙起来。”
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他蒙起脸来更好，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这样都更好。于是，我在他的脸上绑了一块头巾，并在头巾蒙着眼睛的地方弄了两个洞，这样，无赖就开始动手了。
他击打了一下年轻人的手。我们的摄影机运转起来，记录下了这悲怆动人的一幕。
凶手用刀尖刺伤了对手的胳膊。年轻人痛得跳了起来，由于恐惧而激发出的一股力量，使他一步跳到进犯者的背后。一阵短暂的搏斗。年轻的女郎也从昏迷中醒来，赶上来帮助她的男友。但是她被尖刀刺中心口，第一个倒下去。然后，是那个年轻男子倒下去。他的脖子被割断了，身子如泥一般慢慢地瘫陷。凶手干得真漂亮。在搏斗过程中，他连脸上的头巾都没有挪动一下，我们的摄影机转动时，他的脸上一直都蒙着头巾。
“这一下，你们该满意了吧，先生们，”他问我们，“现在，我可以好好洗一下了吧？”
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去洗了手，梳了头，刷了牙。
然后，摄影机停止了工作。
凶手等着我们打扫现场，消除痕迹，因为到第二天，警察肯定会赶来的。我们是一起出的门。凶手向我们拱手作别，活脱脱一个上流社会绅士的样子。他急匆匆地返回他的社交圈，因为毫无疑问，在如此的一次历险之后，他当天晚上赢得了一笔数目惊人的钞票。我们没有忘记赞扬一通这位表演者，向他告别后，便去睡觉了。
我们完成了我们耸人听闻的罪行。
罪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死者中，那个女的是巴尔干半岛某小国驻法公使的妻子，而她的情人，则是德国北部某公国的王位觊觎者的儿子。
我们当时租用别墅时，用的是假名，而那房东，为了不招来什么麻烦，声称那个被杀死的年轻人就是他的房客。整整两个月期间，警察们忙得不可开交。报纸纷纷发表专题报道。由于我们已经开始了巡回放映，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成功。警察连一秒钟都没有猜想到，我们提供的正是那一天凶杀的现实。然而，我们很在意地清清楚楚地宣布了它。但是，公众是不会弄错的。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热情洋溢的欢迎，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我们都大大地赚了一把，足够我们公司的成员在半年之后分到总共34.2万法郎的红利。
因为罪行造成的反响过于巨大，不惩罚是说不过去了，警察局最终抓了一个利凡得人（指地中海东部海岸的人———译者注），因为他无法提供罪行之夜不在场的有效证据，便被抓来当替罪羊。尽管他反复辩白，最后还是逃不脱被处以死刑。我们又有了一次机会。这一次，纯粹出于偶然，我们的摄影师得以拍摄下处刑过程。就这样，我们又让观众享受了新的一幕剧，场面精彩，十分吸引人。
两年后，出于一种我在此无法明示的原因，我们的公司散伙了。我个人拿到了100多万法郎，接着，在下一年的赌马中，我又把这笔钱输了个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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