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好奇的读者曾问我，我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是怎么挖掘出来的，我从哪里搜集到了素材，获得了灵感，然后又编成故事的。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干脆：来源于生活。是的，生活是我素材的永久性的、慷慨的提供者。我只要去大街走上几小时，衣袋中就会装入一个新的题材，就象去了一趟食品店或烟草店，多多少少总是有些收获的。这篇文章的人物马上就要出现了。
前几天，当我带着自己的小狗散步时，我在伊科阿纳公园中碰到了这个人物。我的小狗名叫乔尼，是只鬈毛狗。它很讨人爱（无论如何，比我这样一个腼腆的人要易于近人，要招人爱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占据的那张长椅上，很快就坐上了一位肤色略黑、服饰考究的中年妇女。她先是逗我的小狗，尔后又同我聊了起来。我们闲谈中涉及到的问题，总的来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例如什么气候啦、土豆生长情况啦、足球比赛啦、动物啦。她的用意在于突然地向我提出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我是否幸福。
“很难说清，”我红着脸说，就象个害羞的少年，“我认为首先应该讨论——”
“那还用说，”她答道，“既然您对幸福有自己的见解，我十分想听一听。”
“不行，”我回答说，“我并没有准备谈这个问题。另外，我甚至连幸福的基本含义都弄不清，对此我还在继续思考。”一下子我对此人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很愿意同她聊下去，尽管我的小狗冻得直打寒颤。在这儿我是否能为我的故事或小说找到个人物？我心里暗自盘算，让我来试试。“您是否幸福呢？”我以她刚才问我的问题反问她，当然是想激激她。“我说的幸福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现实状况，还指精神上的。”
“先生，”她说，“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用再问。我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每天傍晚我都到这个公园里来，我并不只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因为新鲜空气打开窗户就能呼吸到。我到公园里来是因为我迫切需要同人们接触，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人，男的或女的，有兴趣问我是否幸福。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吧，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不幸福。在我的儿童时代我曾有过幸福，那时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我脸颊上印满了他们成百上千个吻，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可随即我就发现，他们爱我只是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当他们见我病了，就不再爱我了。”
“什么病？”我怯怯地问。“噢，是种很怪的病，几乎没人晓得这种病，我也不愿谈起它，尽管现在我已经痊愈了。不过，我还是满足您的好奇心。我得的这种病的表现就是不懂得什么叫隐喻，也就是说不能按隐喻的真正意思去做。我只会照隐喻的表面意思去做。给您解释一下。”
“请您说下去。”我为此惊奇地怔住了。
“比如，妈妈对我说，‘你去套套你哥哥的话，看看他这头小驴都干了什么？’我就试着去查找叔叔的心，结果在家里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更不要提一天人家叫我去缠住某人，好把那人搞得心烦意乱了。最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病给父母找了许多麻烦。于是他们就开始虐待我，骂我，惩罚我。为此，我小时候就从家里逃了出来，在外边流浪很多年。我是那样的孤独，没有哪个人能理解我。直到有一天晚上，也是象今天一样，在一个公园里，我遇到了一位男子，他耐心地听我讲述自己的遭遇，并提出让我同他结婚，同时告诉我，他是位治这种病的专家，他还保证治好我的病。”
“他把您的病治好了？”
“是呀，治好了。怎么治的呢？他不许我再用转义的词语，任何时候我都必须用词语的本来意思。现在我可以问您，那样还算什么生活？你怎么可能同你的丈夫在一周内不用一个转义或引伸的词语呢？不使用隐喻词语，就不存在使某件东西、某件事、某种思想、某……变个形式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离婚。有一天晚上……”她的自述颇带有书面语言的特点。
正当我对这个人的兴趣正浓，急切盼望听到下文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警察，他很客气地对这个女人说：“您跟我来一下。”
我竭力抗议，但得到的只是严厉的劝告：“您不要多管闲事！”
没办法，我只好夹起小狗回家了。我向妻子十分愤慨地讲述了我的遭遇。“你知道吗？”我象野兽似的吼叫，“那个警察掠夺了我的人物！正当她要给我谈些最能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却被那混帐警察给掠走了。我要控告他！”电话铃响了。我妻子接了电话。她听了一会儿，把电话挂了。然后用这样一句不能令人相信的话扑灭了我的激情：“傻瓜，快去警察局取你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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