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把来信拆开读完之后，他和妻子安娜脸一下子都白了。那是一封拒收通知，他们三岁大的儿子米夏的入托申请竟遭到了曼哈顿最好的幼儿园的拒绝。
“这不可能，”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他都惊呆了。
“不对，不对——准是出了什么错儿，”他的妻子跟他意见完全一致。“不管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个聪明的孩子，脾气好，性格开朗，口语表达能力强，而且蜡笔画、玩‘土豆脑袋’游戏都很灵活嘛。”
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整个人变木了，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小米夏进不了一家名牌幼儿园，这叫他如何面对“贝雅·斯特恩斯”的那些同事呢？他能听到西米诺夫在挖苦说：“你不明白这里头的学问。重要的是打通关节。该花钱的地方就得花。你呀，就是长了一个猪脑袋，鲍里斯·伊凡诺维奇。”
“不，不——你说得不对，”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听到自己在反驳。“每一个人我都打点过了，从老师到擦玻璃窗的大妈，可孩子还是有点吃不住劲儿。”
“面试的时候他表现还行吗？”西米诺夫还是会问。
“挺正常的呀，”鲍里斯会这样回答，“就是搭积木上有点不顺——”
“这就叫积木测试，”西米诺夫在用他那一贯蔑视人的口气冲着他嚷开了。“说明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连城楼子都不会码的弱智，谁还会收？”
可是我本来就用不着跟西米诺夫讨论这一切的，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自忖。没准他连一点风声都还没听到呢。
不过，星期一上班，当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明摆着，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了。不知哪个多事的在他办公桌上摆着一只死兔子。西米诺夫走进来，一脸阴沉，就跟马上要下雷阵雨似的。“你明白吧，”西米诺夫说，“这孩子再别想进一所好大学了。常青藤联盟的更是免谈。”
“就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德米特里·西米诺夫？幼儿园还会影响到他的高等教育？”
“我是最不愿随便透露别人家隐私的，”西米诺夫说，“可是多年以前，一位很有名气的投资银行家没能把他的公子送进一家有品位的幼儿园。很明显，那孩子在用手指画画儿的能力上让人不敢放心。总之，在孩子被父母看中的那所学校拒收之后，只好——呃——”
“只好怎么样啦？告诉我呀，德米特里·西米诺夫。”
“就这么说吧，等他到五岁时只好上了——一所公立学校。”
“这不等于天底下再没有公理了嘛，”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
“他十八岁时，过去一块玩的小伙伴进的不是耶鲁便是斯坦福，”西米诺夫继续往下说，“可是这倒霉蛋，就因为学前教育的各种证件不够过硬，不能——我该怎么说呢——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后仅仅由一家美容学院收留下来。”
“只好替别人去修剪修剪小胡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喊出声来了，他在想像，可怜的米夏穿着件白大褂，在给阔佬刮胡子修面。
“在装饰纸杯蛋糕或沙箱上头缺了扎实的基本功，这孩子在残酷的生活竞争面前，显得毫无准备，”西米诺夫继续往下说。“结果，他干的是体力活，为了不中断自己的酒瘾，他只好时不时从老板那儿‘顺’点儿什么。不过到这会儿他已经是个没治的酒鬼了。当然，从小弄弄又发展到正儿八经的盗窃，最后又走到了这一步，把他的房东太太一刀捅了，并且还大卸八块。在受绞刑前，孩子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当初没能进对路的幼儿园。”
那天晚上，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没能入睡。他眼前出现了遥不可及的上东区幼儿园的景象，一个个教室都窗明几净，让人一见就心里透着痛快。他想像三岁大的娃娃们在用小工具剪彩纸、粘贴，接着又享用怪好吃的点心——一杯果汁或是一块金鱼饼、一块巧克力夹心饼干。如果米夏得不到这些，那么生活甚至生存本身，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他想像他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站在一家名气响当当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面前，那人在考察米夏有关动物与图形方面的知识，应聘者理该在这上头有深刻的了解。
“当然——呃，”米夏说，连声音都发抖了，“这是一个三角形——不，不，该说是个八角形。那是一只小白兔——对不起，也许是只袋鼠吧。”
“背得出《你认得人形松糕吗？》的歌词吗？”首席执行官问道。“斯密司·巴奈公司不论哪个副董事长都会唱这首歌的。”
“说实话，先生，我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首歌，”年轻人承认，与此同时，他的求职申请书给扔进了字纸篓。
在拒收之后，一连好几天，安娜·伊凡诺维奇都打不起精神来。她跟保姆吵架，怪保姆给米夏刷牙时不是上下竖着刷而是左右横刷。她吃东西再没有准定的时间，而且哭了又哭，人都缩了一圈。“我必定是行事违反了神的规则，”她抽泣着说。“我必定是太不守本分所以有罪了——普拉达名牌皮鞋买得太多了。”她想像有辆汉普顿小面包车从她身上辗压过去，当阿玛尼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就一笔勾销了她的赊账之后，她上自己的卧室去歇息，同时也开始了一次私情。这很难瞒得过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因为他也睡这同一个卧室，老是问，住在他们隔壁那男的是谁。
当一切显得最最黑暗时，一个名叫谢姆斯基的当律师的朋友打电话给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是还有一线希望。他提议他们在ＬｅＣｉｒｑｕｅ①[法语：“竞技场”。]餐厅一起用午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化了装前去，因为在幼儿园下达拒收通知后，餐厅已经不许他进去了。
“有那么一个人，叫费奥多洛维奇什么的，”谢姆斯基说，一边用大勺子把他的那份奶汁烤菜舀走。“他可以帮忙让你的小孩再有一次面试的机会，为了表示谢意，你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向他秘密通报会影响某几家公司股票突然戏剧性涨落的机密情报。”
“可那是暗箱操作呢，”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
“只有拘泥于联邦法的人才会去那么想，”谢姆斯基指出。“我的上帝，此时此刻，咱们可是在研究如何打进一所贵族幼儿园的问题呀。自然，要是有一笔捐助，那也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倒也用不着过于招摇。我知道他们正找人给他们盖新楼的欠款签单呢。”
就在此时，侍者中的一个认出了掩藏在假鼻子、假头发后面的鲍里斯·伊凡诺维奇。餐馆的全班人马都火冒三丈拥上前来，将他拖到门外。“真有你的！”领班的说。“以为能骗得过哥们几个。滚蛋啵！噢，说到你家少爷的前程，我们倒总短不了要催洗刷盆碟的小工的。Ａｕｒｅｖｏｉｒ①[法语：再见。]了，憨豆。”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告诉他妻子，为了筹集那笔贿赂款，他们只好把在阿玛干赛特的祖屋卖掉了。
“什么？我们那可爱的乡间别墅？”安娜喊道。“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在那幢房子里长大的呀。我们有一间耳房直插邻居家的地界通往海边。那耳房就从他们厨房的桌子上穿过去。我还记得和家里人在他家用来干杯的一个个大酒杯之间走过去，上大海里去游泳玩水呢。”
真是要多倒霉就有多倒霉，就在米夏要去第二次面试的那个早晨，他的小狗突然死了。事前连一点预兆都没有，也没得什么病。事实上，小狗不久前刚做过全身体检，还得了一个“甲级一等”呢。小男孩自然是闷闷不乐。在面试时，给他颜色板和图形板，他连碰都不要碰。老师问他几岁啦，这时，他居然回答说：“跟你说也多余，猪脑袋！”他又一次被否决了。
如今已变得一无所有的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和安娜，只得上一处供无家可归者栖宿的地方去住。在那里，他们遇上了许多别的家庭，都是孩子让贵族学校刷下来的。他们有时跟这些人分享食物，一起回忆有私人飞机和上玛阿拉戈过冬时的日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发现有些人甚至比他还要不幸，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人，仅仅因为账面上没有足够的“净值”，就被“合作教育项目”刷了下来。这些人受苦受难的脸的后面，都有一种圣洁的宗教信仰的美。
“我现在也有信仰了，”一天，他对妻子说。“我相信生活中还是有意义的，所有人，富的也好穷的也好，最终都要住进‘上帝之城’去的，因为曼哈顿已经明显变得越来越无法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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