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告诉朱利安的妈妈由于她血压高而必须减轻 二十磅体重，因此每逢星期三晚上，朱利安就得陪她乘公共汽车进城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开设的减轻体重班去锻炼。这个减重班是个专为体重在一百六十五磅到两百磅之间的、五十岁以上的在职妇女开设的。他的母亲在这个班里真算是比较苗条的一个，可是她说女人在年龄或体重方面是向来不说实话的。自从公共汽车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分坐制之后，她就不愿意夜间独自去搭乘公共汽车了，另外也因为去减重班锻炼是她很少几项娱乐之一，对她健康也大有好处，而且又是免费，她就要求朱利安至少考虑到她的养育之恩而能麻烦一下陪送她去上课。朱利安并不想考虑她的养育之恩，不过每到星期三晚上他总是打起精神送她走一趟。
她站在门厅的镜子前面，戴上帽子，差不多准备要走了；他呢，两只手背在身后，活象圣萨巴斯丁①等待箭射穿他的身子那样，站在门框那儿等着。那是顶新帽子，花了她七块半钱。她一个劲儿嘟囔着：“也许我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它。对，我不该买。我不戴了，明天就去把它退掉。我压根儿就不该买这顶帽子。”
①圣萨巴斯丁，第三世纪一殉道者，为乱箭所穿。
朱利安冲天翻了翻眼。“不，您应该买它，”他说。快戴上，咱们走吧。”那顶帽子真是难看透了。紫丝绒的帽檐一边向下耷拉，一边向上翘着；其它部分是绿色的，看上去象个掏光了枕芯的靠垫。他认为与其说它滑稽可笑，还不如说它时髦而哀婉动人。对他来说，她引以为乐趣的种种事物都是微不足道的，叫他感到不愉快。
她又一次把帽子举起来，慢慢戴在脑袋上。她那红润的脸盘儿两端滋着两绺灰发，可她那对蔚蓝色的眼睛却显得天真无邪，当年她十岁时就肯定是这个样儿，如今依然如故。她是个寡妇，为了供养她的儿子吃穿，送他上学受教育而劳累奔波，她至今还在养活他，“直到他能自己站住脚跟为止”；要不是如此，她甚至可能是个他得带着进城去玩的小姑娘咧。
“挺好，挺好，”他说。“咱们走吧。”他开门先走出去，好让她跟上来。天空紫阴阴的，衬着它的那排房子显得特别灰暗扎眼，尽管没有两幢是相同的样式，却都是那种肝色的鳞茎状的大型建筑物，丑陋不堪。四十年前这一带曾是高级住宅区，因此他母亲坚持认为在这里租一套公寓房子住倒挺不错。每座房子的四周都围着一圈窄窄的土地，里面经常坐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孩子。朱利安朝前走去，两只手揣在兜儿里，脑袋向前低探着，两眼呆滞，表现出他在这段为了使她高兴而自己作出牺牲的时间里决定保持麻木不仁。
大门关上了，他回头看到那个顶着俗不可耐的帽子的矮胖人影向他走来。“算了吧，”她说，“一个人只活一次，我即使买这顶帽子吃了点亏，内心至少还算踏实。”
“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开始挣大钱的，”朱利安阴郁地说——他心里明白自己其实永远也办不到——“到那时，您只要一心血来潮就可以买一顶这种滑稽的帽子。”不过，他们首先得迁居。他心里在想象一处住宅，两边最近的邻居也至少得相距三里远才好。
“我觉得你干得还不错嘛，”她一边戴上手套，一边说。“你刚出校门一年。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起来的呀。”
在减重班上，很少有几个人象她那样戴着帽子和手套来上课，而且还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儿子。“别着急，”她说，“何况这个世界是这样乱糟糟的。这顶帽子我戴着比其他任何女人戴着都好看，虽然她一把它拿出来，我就说：‘快把那个玩意儿放回去，我才不会戴它呢，’可她说：‘等您戴上瞧瞧再说嘛，’她一给我戴好，我就说：‘咳，’于是她说：‘您要是问我的意见呀，我得说这顶帽子抬举了您，您也抬举了这顶帽子，况且，’她又说，‘戴上这顶帽子，您内心就会踏实。’”
朱利安心想如果她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又酗酒又冲他尖声叫唤的老母夜叉的话，他倒更能很好地容忍自己这份命运。他十分沮丧地跟在她身旁走着，好象在这种自我牺牲之中失去了自信心。她一眼望到他那张由于失望和不高兴而耷拉得挺长的面孔，便面带忧愁的表情突然停下来，往回揪他的胳臂。“等我一下，”她说。“我马上回家摘掉这顶玩意儿，明天就去退掉。我买它时，头脑不大清醒。我原本可以用这七块五角钱付煤气费。”
他猛地揪住她的胳臂。“您甭拿回去了。”他说。“我喜欢这顶帽子。”
“那，”她说，“我就不……”
“别说啦，您就高高兴兴地戴着吧，”他喃喃说，心情更加沮丧。
“这个世界给搞得这样乱七八糟，”她说，“咱们居然还能自得其乐，可也真是邪门儿。我告诉你说，现在可真是乾坤颠倒喽。”
朱利安叹了口气。
“当然，”她说，“你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哪儿都可以去。”每次他陪她去减重班，她都要说一遍这套话。“那个班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咱们这样的人，”她说，“不过我对谁都能以礼相待。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们才不在乎您那份礼貌呢，”朱利安粗暴地说，“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对一代人有效。您现在根本一点也没闹清您现在的地位和身份。”
她站住，瞪视着他。“我当然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她说，“可你要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可真为你害臊。”
“哎呀，算了吧，”朱利安说。
“你曾祖父当过这个州的一任州长，”她说。“你爷爷是个能干的阔地主。你奶奶是戈德海伊家族的。”
“您能不能张眼四下里看一看，”他紧张地说，“您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他猛地一甩胳臂，指着左邻右舍；天色虽然渐渐暗下来，至少还没使这一带模糊不清。
“你得保持你的身份，”她说。“你曾祖拥有一个庄园，还有两百个奴隶。”
“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他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当奴隶的时候比现在过得还要好，”她说。他哼了一声，好叫她别再扯这个话题。她每隔几天就会象一辆驶行在开阔的轨道上的火车那样运转到这个题目上去。至于对那条道，他熟悉每一站，每一个联轨点和沿途每一处沼泽，而且也熟知她会堂而皇之地到站，把结论下在哪一点上：“这简直太离奇了。根本就不现实。他们应该站起来，对，不过得在他们自己的篱笆那边才对。”
“别扯这个了，”朱利安说。
“我最替那些黑白混血的人难过，”她说，“他们可真是一场悲剧。”
“别再扯这个啦，行不行？”
“咱们要是一半白种人，就准会有混合感情了。”
“我现在就有混合感情，”他嘟嚷道。
“得了，咱们还是谈点有趣儿的事吧。”她说。“我还记得当初我是小姑娘的时候去爷爷家的情景。当时那所房子有双排楼梯通到真正的二层楼——烧饭做菜都在一层楼。我那时就喜欢呆在厨房里，因为那儿四面墙的气味好闻。我会搬在那里把鼻子紧贴在护墙板上做深呼吸。那个地方其实是戈德海伊家的产业，可是你爷爷切斯特尼替他们付清了抵押借款，给他们保留了下来。他们那时过着比原来要紧缩的穷困日子，”她说，“不管紧不紧缩，他们可从来没忘记自己的身份。”
“肯定是那所腐朽的宅邸总在提醒他们吧，”朱利安喃喃说。他一谈到它，没有一次不带着轻蔑的口气，可是一想到它，又没有一次不带着怀念的心情。他幼年在那所房子还没给卖出去之前曾经去看过一次。双排楼梯已经腐烂，给拆掉了，里面住着黑人。但是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却是他母亲所熟悉的那种旧日的形象。他经常在梦中见到它。他会站在宽敞的廊子里，听橡树叶子沙沙作响，然后漫步穿过高屋顶的门厅，进入客厅，凝视那些破旧的地毯和褪了色的帷帘。他觉得是他本人而不是她才能真正欣赏这一切。比起任何别的他叫得出来的东西，他更喜欢那所府邸陈旧的雅致；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后来所住的几处地区都叫他难以忍受——而她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她说自己的迟钝感觉“正在调整”。
“我还记得我那个老黑奴奶妈卡萝琳。世上没有再比她更好的人啦。我一向对我的黑人朋友十分敬重，”她说。“我情愿为他们做任何事，可他们……”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能不能别再扯这个话题？”朱利安说。他每次独自乘上一辆公共汽车，总是决心要坐在一个黑人身旁，好象是为了赎他母亲的罪似的。
“你今天晚上火气可真大啊，”她说，“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啊？”
“我哪儿都挺舒服，”他答道。“现在就别往下扯啦。”
她噘起嘴唇。“嗯，你今天情绪可真够坏的，”她提醒道。“我再也不跟你说话啦。”
他俩来到公共汽车站。汽车连一点影子还都没有呐，朱利安依然把手揣在兜儿里，探头瞪视着空荡荡的街道。那种不得不在车站等着登上公共汽车的沮丧心情开始象一只烫手那样串到他的脖颈那儿。他母亲痛苦地叹口气，才使他意识到她在场。他愁眉苦脸地瞧她一眼。她戴着那顶就象是她想象中的一面高贵的旗帜似的、怪里怪气的帽子，把身子挺得笔直。他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有意打乱她这种兴致的歪念头。他忽然把自己的领带解开，揪下来，放进口袋里。
她不高兴了。“你为什么每次陪我进城都要弄出这副模样来呢？”她说。“你干吗要存心叫我难堪呢？”
“您要是永远闹不清自己的地位，”他说，“至少可以闹清我的地位。”
“你这副样子活象一个——恶棍，”她说。
“那我必定就是一个呗，”他喃喃地说。
“我回家了，”她说。“我不想打搅你。你如果连这么点小事都不肯为我着想……”
他朝天翻翻白眼，又把领带系好。“恢复我原来的阶级，”他小声嘟囔道。他把脸冲着她，咬着牙说：“真正的教养是在头脑里，头脑里，”他说着又轻轻敲敲自己的脑袋，“在脑袋瓜子里呐。”
“在心里头，”她说，“在你怎样处理事物当中，而你怎样处理事物就要看你的身份啦。”
“没有人在这该死的公共汽车里在乎您的身份。”
“我可在乎自己的身份，”她冷冰冰地说。
一辆亮着灯的公共汽车在前方另一座山顶上露面了，等它快驶近时，他们就走到路中间去迎它。他扶着她的胳臂肘儿，把她搀上叽叽嘎嘎直响的阶梯。她微笑着走进车厢，仿佛走进一间所有的人都在等她似的大客厅。他在付车钱时，她便在前面面对过道的一张供三人坐的座位上坐下来。一个龅牙、长着一头又长又黄的头发的瘦女人坐在那排座椅的另一端。他母亲挪动到她身边，好匀出一个位子让朱利安坐在她身旁。他坐下来，瞧着过道对面的车厢地板，那儿有两只穿着红白条帆布凉鞋的瘦脚。
他母亲立刻扯起一般的话头，以引起任何一位愿意搭腔的人的注意。“天还能再热吗？”她一面说，一面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上面绘有日本风景的小黑折扇，开始扇起来。
“我琢磨着会的，”龅牙的女人说，“不过我倒是知道我们家住的那套公寓热得不可能再热了。”
“那准是下午西晒的缘故，”他母亲说。她朝前坐坐，往车厢四下里打量一下。只坐满了一半。全部是白人。“我发现车厢里坐着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她说。朱利安不禁畏缩一团。
“这叫赶巧了，”那个坐在过道对面、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搭腔道。“那天我乘车，人多得跟跳蚤一样——前前后后，满坑满谷。”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他母亲说。“我也闹不清咱们怎么弄到这般地步的。”
“最让我恼火的是那些体面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竟然偷汽车轮胎，”龅牙的女人说。“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可能算不上阔气，可你是正派教养出来的，你要是让我抓住干那类事儿，他们可把你送到教养院去。你得规规矩矩守本份。”
“还是要看教养，”他母亲说。“您的孩子上高中了吗？”
“九年级，”那个女人说。
“我儿子去年刚念完大学。他想当个作家，可是在干起来之前，现在先销售打字机，”他母亲说。
那女人探身朝朱利安盯视着。他狠狠瞪她一眼，又让她缩回去靠在椅背上坐好。车厢过道对面的地上有一张别人扔了的报纸。他起身把它捡起来，打开来挡住脸看报。他母亲谨慎地低声继续往下聊，可是对面那女人却用大嗓门说：“哦，那太好了。销售打字机接近干写作嘛。他完全可以从这一行直接转到那一行。”
“我跟他说啦，”他母亲说，“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就建起来的呀。”
躲在报纸后面，朱利安正退缩到自己的沉思冥想中去，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每逢他容忍不了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就沉湎在这种精神肥皂泡里。从这个泡泡里他仍然可以往外看，也可以作出判断，而他在那里面却不会遭到外界的任何渗透。他认为这是自己回避他的同胞通常那些愚蠢的言谈举止唯一安全的地方。他母亲从来没有侵入过他这个地盘，可他从里面还是可以彻底看清她的面貌。
老太婆是够聪明的，可他想她如果从任何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也许还会更聪明些。她是按照自己的幻想世界的法则生活的，在这之外，他从没见她涉足过。这个法则就是为他牺牲自己，可她一开始拟定这个必要的行动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说他允许她作出这种自我牺牲，那是因为她本人目光短浅而使之成为必然。她一辈子都在死乞白赖地按照一个切斯特尼家族成员的气派行事，尽管自己没有切斯特尼家族的产业，供给她的儿子一切她认为一个切斯特尼家族成员应有的东西；她自己说过奋斗挺有趣儿，那又何必抱怨呢？而且等你获胜了，就象她获胜了那样，再回头看那些艰苦的岁月该多有意思啊！他不能原谅她的地方就是她喜欢这场奋斗，而且自以为获胜了。
她说她获胜了，意思就是指她顺利地把他哺养成人，把他送进大学，再加上他也挺有出息——长相漂亮（她为了省下钱来矫正他的牙齿，连自己的牙齿都没补），聪明（他意识到自己聪明得都过头了，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成功），而且前途无量（他的前途当然渺茫得很）。她原谅他那种郁郁寡欢，理由是他还在成长，他那种激进的想法是由于缺乏实际的生活经验。她说他至今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甚至还没进入真正的世界呐——可他本人已经象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儿那样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了。
对这一切更大的讽刺是他虽然不愿接受她的管束，倒也成长得挺有出息。他虽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可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受到了一流教育；他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一个思想狭隘的人的控制，到头来心胸却很开朗；她的观点尽管都很愚蠢可笑，他却毫无偏见，不怕面对事实。更奇怪的是，他不象她对待他那样盲目地热爱她，相反他对待她一点也不感情用事，而且能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不受母亲的控制。
公共汽车猛地一刹车停住了，把他从沉思中晃醒。车厢后面一位妇女小碎步东倒西歪地冲向前，差点儿扑倒在他的报纸上，幸好又站稳了。她下了车，一个大个子黑人上了车。朱利安把报纸放低以便观望。观察一下日常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倒也使他感到某种程度的称心如意。这使他更加确信：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周围三百英里之内真没有一个人值得结交。那个黑人衣着整齐，拎着一个公事皮包。他四下里望一眼，然后就在那个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的座位另一端坐下来。他立刻打开一张报纸，把自己遮在后面。朱利安母亲的胳臂马上一个劲儿地捅他的肋骨。“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一个人乘公共汽车了吧，”她小声地说。
那个黑人刚一坐下，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顿时站起来，走到车厢那头刚才下车的那个女人的座位上坐下来。他母亲探身向前，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
朱利安站起来，走过过道，在那个穿帆布凉鞋的女人方才坐的位子上坐下来。从那儿他安详地望着他母亲。她气得满面通红。他盯视着她，把目光变成一个陌生人的目光。他突然觉得情绪激昂，好象在向她公开挑战似的。
他真想跟那个黑人聊聊，谈一谈他们周围的人都理解不了的话题，艺术啦，政治啦，可是那个黑人一直埋头在看报。他要么就是不闻不问更换座位这件事，要么就是根本没注意到。朱利安没法向他表达自己的一份同情。
他母亲一直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的脸。那个龅牙的女人眼巴巴地瞧着他，好象对她来说，他是个新鲜的怪物似的。
“您有火柴吗？”他问那个黑人。
那人眼睛没离开报纸，手往兜儿里摸一下，递给他一盒火柴。
“谢谢，”朱利安说。他一时傻乎乎地拿着火柴。车门上方有一块“禁止吸烟”的牌子正对着他。单独靠这个恐怕也拦不住他，他其实根本没有烟卷。他已经戒烟好几个月了，因为买不起。“对不起，”他低声说，把火柴还回。那个黑人放下报纸，憎恶地瞪了他一眼。他收回火柴，又把报纸举起来看。
他母亲继续望着他，不过她并没有利用他这片刻的困窘来对他进行报复。她的眼神还是模模糊糊的。脸色看上去红得有些反常，好象血压升高了。朱利安故意脸上不露丝毫同情的表情。既然抓住了这个优势，他就不顾一切地要保持住它，把它坚持到底。他很想给她一个教训，让她经受一阵子，可是看来没法子进行。那个黑人躲在报纸后面，就是不肯露面。
朱利安盘着两只胳臂，呆头呆脑地朝前望着，虽然面对着母亲，可又好象没瞧见她似的，好象已经不再意识她的存在似的。他在幻想一个景象；公共汽车抵达他们去的那一站，他还坐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她问他，“你到底下不下车啊？”他就会朝她看一眼，好象她是一个跟他说话很粗卤的陌生人。他们下车的那个拐角一向僻静无人，不过路灯很亮，让她一个人走过那四个街段到青年会去也不大要紧。他决定等一等，到时再决定是否让她一个人下车。他到十点钟会再来接她回家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她在那段时间里忐忑不安地琢磨他会不会再露面。总让她觉得可以依赖他是毫无道理的。
他仿佛又隐退到那间只有稀稀拉拉几件古老的大家具的高屋顶房间。他的灵魂暂时出了窍，可他这当儿又意识到母亲就坐在他的对面，于是那个幻景就遁逝了。他冷眼观察她。她那两只穿着浅口小鞋的脚，象小孩的脚那样耷拉着，几乎够不着地面。她向他投来极端不满的眼神。他感到自己跟她完全无关。那一刹那，他真想惩戒她一下，就象他会惩戒一个让他看管的特别讨厌的孩子似的。
他开始想象各式各样可以教训教训她的未必可能的办法。他或许可以同一些著名的黑人教授或律师交交朋友，邀请他们晚上到家中作客。他这样做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她的血压就会升高到三百。他并不想气得她中风，何况他在结交黑人这方面压根儿就没成功过。他试过在公共汽车上同一些看上去象教授、牧师或律师等较强一类的黑人结交朋友。有一天早晨，他坐在一个挺神气的深棕色皮肤的男人身旁，那人用一种洪亮而严肃的声调回答他的话，可后来发现他原来是个承办殡葬的人。另有一天，他坐在一个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抽着雪茄烟的黑人旁边，可是两人逗了几句玩笑话之后，那个黑人按铃站起来，从他身边迈过去下车时，却往朱利安手里塞了两张彩票。
他又想象母亲病重卧床不起，而他只能给她找来一个黑人医生。他玩味地想了几分钟这个念头就放弃了，又一时想象自己做为一个同情者参加一次静坐示威。这事倒是可能的，可他没往下想，而终于想到一桩最可怖的事。他把一个漂亮而行迹可疑的黑种女人带回家。您最好作好思想准备，他说。这事您可没法干预。我就选中了这个女人。她聪明，有派头，甚至人品也很好；她受过苦，她可没把这事当做玩笑。现在您就迫害我们吧，请吧，迫害吧。您把她从这儿轰出去，可是记着，那就把我也一块儿轰走了。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通过他酝酿起来的那层怒火，看到他母亲在过道对面，脸变成酱紫色，精神状态不佳，萎缩得象个侏儒，头上顶着那顶旗帜似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帽子，坐在那里活象一尊木乃伊。
公共汽车停住，又把他从胡思乱想中震醒。车门吮吸似地咝的一声打开了，从黑暗中走上来一位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满脸脾气的黑种胖女人，还带上来一个小男孩。那孩子约摸四岁左右，穿一身格子呢短西服，戴一顶提洛尔山区人那种插一根蓝羽毛的帽子。朱利安希望这孩子会坐在他的身旁，那个女人则挤到他母亲旁边去坐下。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安排了。
那个女人一边等付车费，一边环视，看看到哪儿坐下合适——他希望她坐到那个最不欢迎她去的地方。她那副样儿有点面熟，可是朱利安摸不清是哪点地方。她在妇女当中算得上是个庞然大物。她板着面孔，象是不仅要迎击任何对抗，而且还要把对抗搜寻出来。厚实的下嘴唇耷拉下来，象是一种警告：别惹我。她那鼓鼓囊囊的身体裹着一件绉绸的绿衣裳，两只肥胖的脚满满腾腾地挤在一双红鞋里。她戴着一顶难看极了的帽子。紫丝绒的帽檐一边向下耷拉，另一边向上翘着，其它部分全是绿色的，看上去象个掏光了枕芯的靠垫。她手里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巨大的红皮夹子，好象里面塞满了岩石似的。
叫朱利安大为失望的是，那个男孩爬到朱利安母亲旁边那个座位上去了。他母亲把所有的孩童，白种的也好，黑种的也好，全归为一类：“逗人爱的，”而且她还认为总的说来黑孩儿要比白孩儿更可爱一些。那个男孩爬上座位时，她朝他微微一笑。
这当儿，那个黑种女人正朝朱利安身旁那个空位子逼近过来。叫他讨厌的是，她硬挤了进来。这个女人在他身旁安顿下来时，他看到他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变了；他满意地领悟到他母亲比他对这更为反感。她的脸几乎都灰了，眼神呆滞无神，好象她突然对某种可怕的对抗无比厌恶似的。朱利安认为那是因为她和那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彼此交换了儿子。他母亲尽管还不会认清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可她会有这种感觉的。他脸上明显地露出觉得有趣的神情。
他身旁那个女人嘟囔几句，连她自己也闹不清在说什么。他意识到身旁有一股不满的情绪，活象一只发怒的猫在低声吼叫。他只看得见那个红皮夹子立在鼓鼓囊囊的绿大腿上，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想象这个女人刚才站在那里等付车费时的模样——笨重的体形，从那双红鞋起，朝上是那敦实的臀部，巨大的胸脯，傲慢的面庞，直到头上那顶紫绿两色的帽子。
他的眼睛睁大了。
这两顶一模一样的帽子的景象，宛如带着旭日东升的光芒，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的脸顿时欢悦地放光了。他不敢相信命运之神竟会硬给他母亲安排这样一个教训。他格格大笑起来，好引起她注意而朝他这边注视，瞧一瞧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她慢慢把目光移向他。眼珠好象从蓝色变成了青肿的紫色。他对她这种稚气一时感到不快，但这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原则解救了他。他笑得很合法嘛。那种嬉笑越来越响了，简直明明象是在对她大声说：这次惩罚对您的心胸褊狭完全恰如其份。这个教训对您来说真该终身难忘。
她把目光移向那个女人。她好象没法忍受再瞧他了，可也好象没法认为那个女人有哪点更可取。他又意识到身旁存在着那股不满的情绪。那个女人就象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那样咕隆隆地抱怨。他母亲的嘴角有一边开始微微抽动。他一看到母亲的脸色有开始复原的迹象，情绪也就低落下来，领悟到这事会突然叫他母亲感到挺有意思而根本不再是什么教训。她一个劲儿盯视着那个女人，露出一丝感到有兴趣的笑容，好象那个女人是一只偷了她的帽子的猴子。黑人小孩瞪着好奇的大眼睛向上望着她。他一直在想法惹她注意。
“卡弗！”那女人突然喊道。“上这儿来！”
卡弗发现注意力终于转移到自己身上，便把两只脚高抬起来，转身冲着朱利安的母亲，格格地笑。
“卡弗！”那女人又喊道。“你听见我叫你没有？过来！”
卡弗慢慢从座位上爬下来，可还蹲在那里，背靠着座椅腿，脑袋偷偷转向朱利安的母亲，她正在朝他微笑呢。那个女人伸出一只手，穿过过道，一把将他揪过来。他稳住自己，往后依在她的膝盖上，还在朝朱利安的母亲咧着嘴笑。“这孩子真招人爱，是不是？”朱利安的母亲对那个龅牙的女人说。
“我想是吧，”那女人含含糊糊地说。
黑女人使劲揪孩子坐直，可他摆脱她，冲过了过道，格格大笑着，又爬到他喜爱的那个人旁边的座位上去了。
“我想他一定喜欢我，”朱利安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向那个黑种女人微微一笑。这是她通常向一个低等人做出的那种特别宽厚的微笑。朱利安发觉一切都落空了。这场教训在她的头脑中就象屋顶上的雨水那样流失了。
黑种女人站起来，把孩子从那个座位上揪下来，仿佛让他躲避传染病似的。朱利安可以感到她气就气在自己没有一种象他母亲微笑那样的武器。她使劲抽打了一下孩子的大腿。他嚎叫一声，用脑袋顶他母亲的肚子，还用两只脚乱踢她的小腿。“老实点，”她狠狠地说。
公共汽车停下了，那个读报的黑人下了车。黑种女人便挪动过去，把孩子重重按在朱利安和她之间。她用膝盖牢靠地顶住他。不一会儿，那个孩子把两只手捂在脸前，偷偷从手指缝中瞧朱利安的母亲。
“我瞧见小淘气啦！”她一边说，一边也把手捂在脸前，从手指缝中瞧那个孩子。
黑种女人把孩子的手打下去。“别犯疯啦，”她说，“别惹我把你打得昏头昏脑！”
下一站他们就到啦，朱利安心中感到一阵宽慰。他抬手拉一下铃绳。那个黑种女人也同时抬手拉了一下。噢，我的上帝，他心里嘀咕着。他担心地预感到：他们一起下车，他母亲准会打开手提包，给那个黑孩儿一个五分镍币。这种做法对她来说就跟呼吸一样自然。汽车一停，黑种女人站起身来，拖着那个还不想下车的孩子，朝门前直冲过去。朱利安和他母亲也站起身来跟在后面。走近车门时，朱利安想帮他母亲拿着手提包。
“不用，”她小声说，“我要给那个孩子一个五分镍币。”
“别这样！”朱利安劝阻道。“别这样！”
她低头向小孩笑一下，打开手提包。公共汽车门开了，黑种女人用胳臂夹起孩子，把他挂在她的胯骨上，一起下了车。她刚一站在街上就把孩子放下，摇晃他一下。
朱利安的母亲下汽车，不得不把手提包又合上。可她脚一着地就又把它打开，开始在里面瞎翻腾。“我只能找到一个一分钱的钢蹦。”她喃喃说，“不过这还是个新的呐。”
“别这样做！”朱利安咬牙恶狠狠地说。街头拐角那边有一盏路灯，她连忙跑到灯下再在手提包里仔细找一找。黑种女人拖着孩子急步向前走去。
“喂，小孩儿！”朱利安的母亲喊道，朝前赶几步，正好在路灯柱子那儿追上她母子俩。“给你一个又新又亮的钢蹦，”她朝前举着那枚在暗光下闪亮的黄铜色硬币。
那个高大的黑种女人转身站在那里停留片刻，两肩一耸，脸让丧气的怒火气得铁青，两眼瞪着朱利安的母亲。接着她忽然象一台机器由于多承受 一盎司重的压力而爆炸了。朱利安看见那只握着红皮夹子的黑拳头挥舞过来。他紧闭两眼，身子一缩，听到那个黑种女人嚷道：“他才不希罕谁的钢蹦呐！”等他张开眼睛，黑种女人正拉着那个瞪着两只大眼回头瞧的男孩儿，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朱利安的母亲跌坐在人行道上了。
“我跟您说过别那样做，”朱利安忿忿地说。“我跟您说过别那样做嘛！”
他咬着牙站在那里居高临下望着她。她的两条腿向前挺直，帽子搁在腿上。他蹲下来看看她的脸，真是一点表情也没有。“您这才叫活该呢，”他说。“现在站起来吧。”
他拾起她的手提包，把掉出来的东西一一捡进去。他从她腿上把那顶帽子拿起来。他一眼又见到那枚滚到人行道边上去的硬币，也弯腰捡了起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扔进手提包。然后他站起来，俯身伸出两手要把她拉起来。可她一动也不动。他叹口气。黑压压的公寓楼房在他俩身边两旁耸立着，带着不规则的长方形亮光。在这段街区的尽头，有一个人从门里走出来，朝另一方向走去。“得啦，”他说，“要是有人路过问您干吗坐在马路沿儿上，怎么办？”
她拉着他的手，呼呼喘气，使劲站起来，接着便站在那儿微微晃动，好象黑暗中星星点点的亮光在围着她打转儿。她那又蒙眬又恍惚的目光最后落在他的脸上。他并没掩饰自己的不快。“我希望这次可给您一个教训了，”他说。她往前探身，两眼扫视他的脸。她好象竭力想辨清他到底是谁。随后，她仿佛没在他身上找到什么熟悉的地方，就蓦地探着脑袋，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您不去青年会上课了吗？”他问道。
“回家，”她喃喃说。
“好吧，那咱们走回去吗？”
她的回答就是继续朝前走。朱利安背着双手紧跟在后面。他认为应该向她解释一下她刚受到的那种教训的意义。她或许也应当搞清楚她遇到的是怎么一档子事。“别认为这只是碰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黑种女人，”他说。“这意味着整个黑人种族再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接受您施舍的小钱了。那个黑人跟您一模一样。她也可以戴一顶跟您那顶一样的帽子，而且肯定地说，”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觉得这挺有意思），“她戴着可比您戴着还好看哪。这一切都说明，”他说，“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待人接物的旧方式已经过时不用了，您那种善心现在一文不值啦。”他痛苦地想到那所对他来说早已失去的宅邸。“您再也不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了，”他说。
她继续踽踽地往前走，毫不理睬他。她的头发一边松散下来了。她把手提包掉在地上，也没有一点反应。他弯腰把它捡起来递给她，可她没接过去。
“您也用不着这样慌神，好象末日已经来临似的，”他说，“因为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从今以后您应该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面对一些现实。打起精神来吧，”他说，“这要不了您的命。”
她气喘咻咻。
“咱们等等公共汽车吧，”他说。
“回家，”她口齿不清地说。
“我真恨您做出这副样子，”他说，“简直就跟孩子一样。我本来以为您要比这强得多呢。”他决定就地站住，迫使她也停下来等公共汽车。“我不再往前走啦，”他一面停下，一面说。“咱们乘公共汽车吧。”
她好象没听见他的话，继续朝前走。他抢上几步，一把揪住她的胳臂把她拽住。他瞧着她的脸，倒吸一口气。他看到一张自己从没见过的脸。“叫外公来接我，”她说。
他惊恐地盯视着。
“叫卡萝琳来接我，”她说。
他惊惶失措地松开手，她便东倒西歪地朝前走去，好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晃晃悠悠。看上去象是一阵黑腾腾的浪潮把她从他身旁卷走了似的。“妈妈！”他失声喊道。“亲爱的，亲娘啊，等一等！”她腿一软跌倒在人行道上。他冲过去，趴在她身旁，哭喊道：“妈妈，妈妈！”他把她的身子翻转过来。她的脸完全扭歪了。一只眼张得挺大瞪视着，慢慢朝左挪动，就象船只给拔了锚似的移动。另一只眼盯着他看，又扫视一遍他的脸，可什么也没找到就闭上了。
“您在这儿等等，等等！”他喊道，连忙跳起来朝前方远远的一撮亮光跑去呼救。“救命啊！救命啊！”他嚷道，可是他的声音十分微弱，仅仅一丝声音。他往前跑得越快，那些灯光就飘得越远，他两脚麻木地挪动，可好象并没把他带到哪儿去。那阵黑腾腾的浪潮仿佛又把他扫回到他母亲的身旁，一分一秒地拖延他进入那种内疚和悲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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