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忙时节到来，妻子病卧不起，他从没想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在此之前，贫穷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摆脱从小到大灌输给自己的“正常生活”。
成为一个农民（当农民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人到中年）是他独立后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以前，一直是家人的期望支撑着他，这种支撑也许不被察觉，但却是强有力的。他当过兵，而且小有成绩，但成功的代价是不断压抑自身的喜好，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到底有些什么喜好。一股执拗劲儿促使他远离其他军官，这是发自内心的漠然：他不把自己当士兵看。尽管他拥有高大魁梧、饱经风霜、训练有素的外表，但他在微笑和紧张时的眼神总是透露出一丝温柔，或者说，透露出他的本性。他的微笑总是稍纵即逝，就像聋人随众附和时露出的笑脸。退役后，他一下子松懈下来，穿着和举止上的随随便便几乎到了邋遢的地步。如今，一身农民行头的他已经丝毫没有了士兵的架势。一顶宽松的、褪了色的毡帽搭在后脑勺上，卡其布做的裤子又长又肥，上衣的袖子拍打着晒黑的光膀子，紧绷而僵硬的嘴唇上方留着一小撮胡子，这就是卡罗瑟斯少校，一个不修边幅的乡绅。
他住的屋子摇摇欲坠，有四间房，红色的屋顶已经污迹斑斑，变成了褐色。务农新手们都会搭盖这种临时居所，一直住到他们有实力建起更好的房子的时候。屋子里摆放的家具虽是上等货，却被磨损得不成样子，立在千疮百孔的地毯上；钢琴走了音，琴键突了出来；当作摆设的银茶具是从英国那所精致宽敞的房子里带过来的，他的哥哥（是个律师）现在住在那儿，银茶具里满是纸片、账单、橡皮圈、烂木塞。
他妻子睡的房间破烂不堪，几束阳光射进阴沉昏暗的室内。医生说她的心脏有问题；卡罗瑟斯少校明白医生说得没错：她因为现在的生活状况而心碎，她因为心碎而崩溃。她不想康复。深色的窗帘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她面朝墙壁躺着，长时间内毫无动静、毫无怨言，没有人能打扰到她，就连孩子们也无法让她转过身来。她仿佛在对自己说：“想要给予孩子们的东西都负担不起，我还不如不活了。”
有时候，卡罗瑟斯少校会想起妻子曾经的模样，心里充满了不安和愧疚。那个生气勃勃、楚楚动人的英国女孩梦想着嫁给一位职业军人、成为他完美的妻子，但是命运却把她带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非洲农场，使她不得不屈服于生活，好像这生活根本与她无关。刚开始的几年里，她还能乐观地、勇敢地与困难斗争：她对生活的态度是轻松的，甚至带有那么一点挑逗的意味，就像女子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调情。但是，房子越来越破，家具和衣服多年来一成不变；当她看到镜子中自己干枯、脏乱的头发和粗糙的面庞，她总会尖声地笑一下，然后说道：“天呐，我也会变成这副模样！”虽然对她来说，这里的贫穷跟英国社会为数不多的被人们接受的贫穷没什么两样，但她无法面对一种非同一般的恐惧；卡罗瑟斯少校太了解她的这种感受了，因为现在这正是他本人所体会到的恐惧。
两个孩子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白皙、纤薄的皮肤仿佛是透明的，他们的举止中带着几分自我保护和小心翼翼，这是那些本应该享受更好生活条件的年轻人所具有的特点。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不断刺激着卡罗瑟斯少校本已敏感的神经。孩子们的脸上不应该挂着愁容。他们太懂礼貌、太小心、太谨慎了。他们走进母亲的房间，她伤心地向孩子们诉苦，他们完全被她的情绪感染。母亲生病后的几周假期里，孩子们就像两个紧张不安的幽灵在农场上走来走去，卡罗瑟斯少校一看到他们就心如刀割。他庆幸假期很快就要结束，因为开学后——他这样以为——一切问题将会更容易解决：孩子们来回于农场和破房子之间，他们的紧张状态让人难以忍受，而且他们的吃饭和穿衣都成问题，妻子又卧床不起，在他为她提供一线希望之前是不能指望她康复了。
但是，等孩子们都返校了，卡罗瑟斯少校发现情况一点也没好转。因为妻子需要夜间看护，他睡得很少；他开始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忧，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担忧。身体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而是脱离他之外的一件代表效率的商品，在收割季结束时，身体的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他开始按照这种想法对待自己。他的体能几近透支；不久，他的床边也摆满了药瓶，和他妻子的床边一个样。
一天，他在卧室里为自己数着药片，他瞥见妻子那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正充满疑惑却带有嘲讽意味地盯着他。“你在干什么？”她问道。
“我要吃药。”他笨拙地解释着，害怕他的解释会引起她的担忧。
她笑了起来，这是她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笑；接着，泪水涌上眼眶，她又转过身面对墙壁。
他知道，他在她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终于被完全摧毁了。现在陪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既老又不中用，每顿饭后还得仔细地数着药片。但他并不责怪她；他从来不责怪她；尽管他知道她的病根本就是意志薄弱造成的心病。他不自在地抚摸着她的脸蛋，说道：“我病倒了不是什么好事，对吗？”他拉了拉窗帘，挡住照在她脸上的一束阳光，将一杯水放到她的手边，然后出去为她准备吃的东西。
突然，他的身子快速而费力地动了一下，就好像是要跳过路上的障碍物。他在这一瞬间做了个决定，他早就知道自己迟早会做这个决定。他挺直了腰杆，这模样还有以前当兵时的痕迹，他决定承受另一个负担：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须请一个帮手。
他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因此他连招聘广告都没准备。他让当地的邮差给住在数公里之外的邻居带去一封短信，要求邻居广泛散布他需要人手的消息。他知道不需要等太长时间。1931年正值经济衰退时期，到处都是失业人员，对于这个新成立的人口稀薄的国家来说失业也算是件稀罕事。
他给寄宿学校的两个儿子写信：
我想，你们听说我又请了一个帮手一定会很吃惊。农场的活儿越来越多，而且今年我计划多种一些玉米，应该需要一个人帮帮我。你们的母亲这一周基本上好些了，所以我想情况会有所好转。她期盼着学校假期的到来，还让我转告你们她会给你们写信。但是说实话，我认为她这段时间都没法写信。天气变冷了，如果你们需要添些衣裳就告诉我，我会想办法……
一周后的一天傍晚，他坐在阳台上抽烟，看到一个男人骑车穿过树丛朝他而来。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人，凭靠他多年的经验猜测这个男人的性格：两眼之间的距离、头骨的形状、两条腿的模样。尽管他的猜测很多时候并不准确，他还是对这种方法深信不疑。他常常上当受骗，找他借钱的人拿到钱后就消失得没了踪影，投机商人欺骗了他却被他视为极品绅士（他总是用自己的正直和热情来衡量其他人）。他常说，绅士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对绅士的判断不可能失误。
男人跳下自行车，推着它走到阳台边。卡罗瑟斯少校发现他很年轻，约摸30岁，身体结实，粗壮的手臂和肩膀看上去力大无穷。他的皮肤被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浓密的头发就像动物身上的软毛，没有什么光泽。他的相貌中带着一点迟钝和宽厚，脸圆圆的，浅灰色的眼睛几近无色。
卡罗瑟斯少校本能地放弃了他那套评判人的老方法，因为这是一个布尔人，属于不同类型。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布尔人，虽然他的父亲是在布尔战争中牺牲的，可他从未跟他们这类人打过交道，他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道听途说，全是从那些带有偏见的英国人那儿听来的。但他喜欢这个男人的样子：他喜欢他那张诚实、正直的脸。
范·希亚顿立马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是自己民族的敌人，他骨子里的憎恶感十分强烈，一开始就表现出倔强而警惕的样子。但是，他们太需要对方了，根本顾不上那些历史仇恨。范·希亚顿坐了下来，笨拙地回答着提问，强抑住内心的不情愿，他取下嘴上叼着的一根麦秆，开始在土地上乱画。
卡罗瑟斯少校根本用不着揣测这个男人现在的处境：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份待遇极差的工作，说明他失业已久。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知道工资很低，住宿条件很差，就算是你一个人住也显得寒碜。但是时运不好，我没多少钱，不能负担更多。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也能理解。”
“住在哪里？”范·希亚顿问道，粗犷的声音显出他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布尔人：他不知道每句话里的重音应该落在什么位置，所以他的声音颤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不同于他直率的外表和举止。
卡罗瑟斯少校指向他们的前方。房子前面的树丛逐渐变矮，一直延伸到农田。“在那边山脚下有一间棚屋，我一直把它当作储藏室。它建得很结实，你还可以添一间厨房。”
范·希亚顿站起来。“我可以去看看吗？”
他们朝着不远处的棚屋出发。搭着茅草的棚屋立在树丛中，杂草顺着墙壁一直蔓延到屋顶，大树的枝丫在屋顶上方纠结。圆形的屋子由木柱和泥土筑起来，地面是用脚踩平的泥地。屋子里有一股霉味，谷袋上到处都是蚂蚁和甲虫。唯一的一扇窗户也被封住，屋里非常暗。就着门口照进来的几束阳光可以看到厚厚的蜘蛛网像门帘一样将室内一分为二，网上粘满了苍蝇和小虫子的尸体，让人联想到专爱把小昆虫刺穿在树刺上的伯劳鸟。大蜘蛛蜷缩在网中央，闪着冷光，轻轻抖动着躯体，用它那对红色的小眼睛紧盯着他们。范·希亚顿做了一件卡罗瑟斯少校这辈子不愿做的事：他赤手扯破了蜘蛛网，用手指捏死了蜘蛛，然后在墙面上轻拭手指，擦去上面残留的蜘蛛网和黏糊糊的蜘蛛残骸。
“就住这里了。”他宣布道。
他没有接受少校共进晚餐的邀请，表明他们之间纯属交易关系。但是他礼貌地要求（他讨厌自己不得不恳求少校的恩惠）预付一个月的工资，然后骑车去十公里外的商店买了些日用品。
卡罗瑟斯少校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他得对另一个在如此恶劣条件下生存的人负责了。他不能让那男人在他家里住：他这样想过，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会让彼此感到不自在——他是这样对自己解释的。此外，家里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其他人。其实卡罗瑟斯少校心里很清楚，如果范·希亚顿是个英国人，和他一样有教养，他说什么也会在自己家里腾出个地儿，像朋友一样欢迎这位新帮手。卡罗瑟斯少校不去多想：他自己还有一大堆烦心事没解决，顾不上考虑别人的问题。
卡罗瑟斯少校一向不喜欢有组织性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意味着要和别人分担职责，他不知道该如何与范·希亚顿分工合作。但是这个荷兰人很会照料牲口，于是卡罗瑟斯少校将农场上所有的牲口都交给他管理，这就解决了少校的一大难题，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照料牲口很不在行。每周的工作结束时，范·希亚顿会向少校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他的态度就如同老练的工头向毫无专业知识的老板汇报——卡罗瑟斯少校并不介意这种态度，他尊重别人，特别是尊重范·希亚顿对待牲口的特殊本领。
几个星期里，卡罗瑟斯少校觉得心情舒畅。他的恐惧烟消云散，之前他一直担心自己会再次向哥哥开口借钱——还有更糟的情况，就是借路费回英国，请哥哥帮忙找份工作，家里人就能名正言顺地称他为失败者；也许雇佣一个帮手并不能改善什么，但是这一种姿态、一个决定，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做决定更痛苦了。一想到英国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哥哥，他的心里就感到一阵刺痛，渐渐地，这种痛楚化成了一股愤恨之情。哥哥写来的信使他厌烦，他不愿收到这些来信。信的内容明晰简洁、情真意切，丝毫没有施舍、恩赐的态度，但是谈论的都是钱、银行汇票、保险单的话题。卡罗瑟斯少校觉得人生不应该充斥着这些东西。他有一年时间没给哥哥回信，他妻子身体好的时候每周都会写信回去，信中总是带有讨好的口气。
就连她也为新帮手的到来感到高兴；她感觉到丈夫在那段时间里的愉悦和轻松。她振作起精神询问农场的情况，他意识到，只要她所向往的一切能够实现，她对生活的兴趣就会很快恢复。
两个月过去了。一天，卡罗瑟斯少校沿着田间小路朝农田走去，突然，他看到一个头发淡黄的小男孩钻到树丛中。他冲着孩子叫了一声，但小男孩就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愣住了，紧紧地贴在树后。卡罗瑟斯少校又叫了几声，孩子仍没搭理，他朝小男孩走了过来，孩子一溜烟跑掉了，他便跟着孩子来到了棚屋前。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会看到怎样的情景。
自从把棚屋交给范·希亚顿之后，他就再也没来过这里。他的眼前是一块空地，以前长在这片空地上的树被砍掉了，只剩下树桩和被踩平的草地。空地上有六个孩子，每一个都像他遇见的那个小男孩一样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脸色苍白、毫无生气，这是白人孩子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最普遍的肤色。
棚屋旁撑起了一个斜形屋顶。这屋顶是用展平的汽油罐做的，像布料一样用铁丝和钉子连接成一整块，由两根树枝支撑起来。屋顶下，烧饭用的炉火紧挨着棚屋，十分危险，一个胖乎乎、脏兮兮的女人正握着炉火上的锅，她让他想到了猪圈里的大母猪。孩子们躲到她身后，她抬起头，白色睫毛下无神的眼睛疑惑地望着他。
“你的丈夫在哪儿？”他问道。
她没有回答，疑惑的眼神转变为仇恨的怒视：显然，她不懂英文。
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到棚屋门前，看见屋里挤着两张当地风格的大床：一张张兽皮铺在插入泥地中的木桩上。屋里的空地上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卡罗瑟斯少校迅速地离开棚屋去找范·希亚顿。他的怒气中混杂着一种因羞愧而带来的不安，他无法想像住在这样又脏又乱的地方是种什么感觉。
他感到恐惧，一下子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生活在一个充满威胁的国度，他正承受着梦醒时想都不敢想的痛苦：如果他没能转运，如果他拒绝向哥哥低头，如果他拒绝回到英国，贫穷一定会彻底将他打败。
穿过庄稼地时，田里的玉米在他头顶随风摆动，淡金色的玉米棒裹着一层白色的衣裳，枯死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他对一切视而不见，眼里只有那间肮脏的臭气熏天的棚屋和那群可怜的前途未卜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们也有可能在这种最低等的状态下生活！他感到六神无主、无助、害怕：他一直冒着冷汗。在恐惧和愤怒的驱使下，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自己要狠心一点；他思索着该如何解雇他的助手，这个荷兰人把他最可怕的无法摆脱的噩梦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带到了他的农场之上，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范·希亚顿正在给一头惊叫的小公牛套犁具，他凭着对动物的了解娴熟地对付着这头公牛。一群当地人站在安全的地方准备帮忙；只有大胆而胸有成竹的范·希亚顿接近公牛。他看到卡罗瑟斯少校来了，松开了牛角，公牛愤怒地咆哮着，向后面的人群冲过去，那群当地人熙熙攘攘地围在它周围，手里拿着木棍和石头不让它跑走。
范·希亚顿静静地站着，擦掉脸上的汗水，还在为刚才的搏斗满意地笑着。他等待雇主发话。
“范·希亚顿，”卡罗瑟斯少校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带着一家人？”
一听这话，荷兰人的脸色变了，一开始是羞愧得红了脸，接着又变得倔强而固执。“因为我已经失业一年了。如果我事先告诉你我带着一家人，你肯定不会要我。”
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卡罗瑟斯少校个子高，衣服宽大不合身，身子微微颤抖，被重负压得有点驼背；范·希亚顿神色坚定，带着挑衅的意味。那群当地人还围在公牛旁边，防止它逃跑——对他们来说，这算是劳作中短暂的休息时刻——他们的叫声和公牛的咆哮声混成一团。天气很热；范·希亚顿用手背擦去眼睛上的汗珠。
“你不可以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住在这里——有几个孩子？”
“九个。”
卡罗瑟斯少校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长久以来因为担心他们而感到的隐痛；他开始同情范·希亚顿。为两个孩子的衣食、想法、未来操心已经是很沉重的负担了；这个男人带着九个孩子，怎么看上去还这么年轻？
“你多大了？”他突然问道，语气有所改变。
“34岁。”范·希亚顿疑惑地答道，他不知道卡罗瑟斯少校有何意图。
他的脸上除了几道皱纹外没有任何痕迹；难以想像他是九个孩子的父亲和那个难看的老女人的丈夫。卡罗瑟斯少校盯着他，意识到自己脸上深深的皱纹，这男人年轻的容貌让他不舒服。
“你不可以让妻子和孩子们住在那种地方。”
“我们在树林的帐篷里住了九个月，吃的是玉米和我捕获的猎物，整个雨季都是这样过来的。”范·希亚顿冷淡地说道。
卡罗瑟斯少校知道他已经穷途末路。“范·希亚顿，你找错人了，”他气愤地说道，“你知道我不可能给你更多钱。事实上，我连自己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说得很明白了。我没法负担你这样一个大家庭。”
“其他人也没法负担。”范·希亚顿阴沉着脸。
“我怎么可能让你们住在那种地方？九个孩子！他们应该上学。你不知道法律规定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吗？难道没有人向你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还没发现，除非有人检举我。”
面对范·希亚顿的这一次挑衅，或者说是不情愿的恳求，卡罗瑟斯少校沉默良久，突然说道：“记住，我不负责。”说完，他生气地走开了。
范·希亚顿看着他的背影，满脸疑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被解雇了。过了一会，他用舌头舔了舔干枯的嘴唇，用手揉了揉眼睛，朝那头公牛走去。卡罗瑟斯少校站在田地边，看着他瘦长、结实的手指在公牛身上迅速灵活地移动，整个农场回荡着公牛的咆哮声。
卡罗瑟斯少校下定决心不去想这一家人。但是他们时常困扰着他；就连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他甚至不能确定，到底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是那个荷兰人的孩子让他的梦境充满恐惧。
这时正值一年中的农忙季，卡罗瑟斯少校也和其他农民一样，为劳动力短缺而苦恼，分配农活成了一天中最头疼的问题。他每天都在思考急需完成的任务：这堵篱笆必须马上修理，那片庄稼得立刻收割。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那间老棚屋旁边加盖一间新棚屋。这也许不能减轻那可怜人家的痛苦，但他知道，如果不修一间新棚屋，他始终会良心不安。
正当他打定主意、开始思量如何实施计划时，领班的农工找到他，说如果那个荷兰人不走，他和他的朋友们就会离开农场。
“为什么？”卡罗瑟斯少校问道，心里已经清楚答案。范·希亚顿是个卖力的帮手，牲口在他的照顾下越来越强壮，但是他不懂得如何与当地人相处。他朝他们大喊大叫，冲他们发脾气，把他们当狗一样对待。他们之间的摩擦从来没有停止过。
“荷兰人太坏了。”领班农工简洁地回答道，语气中带着憎恨，那是黑人对被他们视为残酷压迫者的某些白人的憎恨。
一直以来，卡罗瑟斯少校都很自豪，因为在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向供应商购买劳工的时候，他总能吸引一大批自愿为他劳动的农工。他是个好心的雇主，讲究的是公平交易。许多农工都已经在他的农场劳动多年，他们偶尔会休息几个月，但总是会回到他的农场。他的邻居们时常抱怨农工们拖拉的态度：但卡罗瑟斯少校从不提这档子事儿，他明白农工们的消极抵抗可以毁掉一个农民。虽然与农工们相处如履薄冰，但是他和他们建立起的简单关系是他作为农民所拥有的唯一资产，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站在那儿思索着，领班的农工等待着他的答复，这个农工已经在他的农场干了十二年。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卡罗瑟斯少校起初打算解雇荷兰人；但他不忍心这样做：那些孩子怎么办？他决定采取一种违背自己意愿的方法：谋求农工们的同情。
“我一向平等地对待你们，对吗？”他问道，“我总是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不是吗？”
领班的农工立即表示由衷的赞成。
“你们知道，我妻子生病了，我现在有不少麻烦。农场的工作这么繁重，我不可能让荷兰人离开。我会去警告他。如果再发生什么状况，你就来告诉我，我会亲自处理。”
这一天阳光灿烂、天空湛蓝，但空气中的一丝寒意令卡罗瑟斯少校打了个寒战，他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农工阴郁的脸。突然间，感受着轻抚脸颊的微风，看着山坡上随风摆动的树木形成的金色波浪，他觉得自己凌驾于困难之上，可以战胜一切。“嘿，”他带着少见的卑微的微笑说道，“我们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们一定能帮我。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发现农工的脸色变得温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无意地添上最后一句，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
最后，两人开怀大笑，高高兴兴地相互道别；农工为自己做出的巨大牺牲无奈地摇着头，整件事就这样化为小事一桩；他跑进树丛，向同伴们说明问题的处理结果。
卡罗瑟斯少校想要跟在农工的身后，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愉快地散散步，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走进了妻子的卧室。他的内心充满莫名的自信，走起路来像个年轻的小伙子。
她和往常一样面朝墙壁躺着，瘦削的肩膀在短上衣下轮廓分明。这件粉色的便宜上衣是她生病后他专门买给她的。她的病情似乎没有恶化，也不见好转。她转过身来，他的快乐感染了她；或许，她也意识到灰暗的窗帘外是一片艳阳天。
她在等待的是怎样一种奇迹般的解脱呢？他一边想，一边体贴地为她拉了拉床单、调了调枕头，然后将手温柔地放在她的头上。她头骨上的皮肤带着青色，像一张薄薄的纸。她在想什么呢？他把她的头想像成一个幼小的受惊的动物，在他的手指下颤抖着。
她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抱怨道：“你为什么不给乔治写信？”
他的手指在她发间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她吃惊地睁开眼睛，眼眶红红的，眼神中带着责备。他等着她像以前一样念叨：孩子，我的健康，我们的未来。但是她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保持着对梦想中丈夫的忠诚；他能感受到她的想法：男人愚蠢而顽固的骄傲啊。
他明白了，他的失败对于她来说就是一种解脱。他厌恶地挪开手，说道：“事情还没那么糟。”话音里的快乐并非伪装出来的，他仍拥有晴朗天气带给他的勇气和希望。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她马上问道，满怀希望地看着他，声音突然变得有力。
“没什么。”他说，失落感再次降临到他身上。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自信不过是一时兴起。他神情严肃地走出卧室，心里琢磨着：我必须把那口井打好；等打好了井，我必须修理排水管，然后……他还想到，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在建好新棚屋以后才能做。
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修棚屋这件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他性子慢，而且做事仔细，他先为自己设定了进度表，然后一步一步地完成任务。
圣诞节过后，为了不让长势迅速的杂草破坏了庄稼地，农工们每周要工作七天。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么干，但是这是必须遵循的惯例。现在玉米已经成熟了，他们希望减少工作量，恢复星期日为休息日。让他们在星期日为可恶的荷兰人修棚屋肯定会引发危机。卡罗瑟斯少校审时度势，像猎人一样等待着时机。一天晚上，他和领班农工一起讨论农场上的问题，当提到修棚屋这件事时，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农工立刻显出抵触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突然失去了耐性，说道：“下周日必须建好棚屋。如果大家卖力点，六个人一天之内就能完工。”
黑人农工的眼光中充满敌意，他冷漠地答复雇主的命令：“是的，老板。”他只是不负责任地接受上级的命令：他与雇主间的合作关系就此了断，变成了一个上传下达的机器。卡罗瑟斯少校更加生气了，他严厉地说：“我可不是开玩笑。你们如果不建棚屋，就是自找麻烦。”
“是的，老板。”领班的农工又重复了一遍。他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几个农工，他们扛着锄头正准备离开田地，他以中立者的身份向农工们传达了命令。卡罗瑟斯少校看到他们不服气地朝他瞟了一眼，然后掉过头，成群结队地朝着住处走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如释重负般寻思着。他也说不清楚这些日子里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建棚屋这件事在他心里积压的时间太久了，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他越来越觉得命运是一种冷漠而邪恶的力量；他小心翼翼地权衡他的计划可能招致的不愉快，这种谨小慎微培养了他对未来的敏感；他学会用梦境和预兆判断未来。如今，他也惊异于自己修建棚屋的强烈愿望和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
他去那片空地找范·希亚顿，向他说明自己的计划。范·希亚顿坐在棚屋门口的蜡烛盒上和孩子们玩，他把他们当作小狗一样逗着，用手指弹他们的小脸蛋，一个小男孩被这种随便而无礼的逗弄给激怒了，冲他挥起了小拳头，范·希亚顿像个小孩子一样大笑起来。卡罗瑟斯少校听到这孩子气的笑声，茫然地看了一眼年轻的荷兰人，又把目光转向他的妻子，她像平常一样站在炉火边上。空地上弥漫着烧肉和南瓜的味道。卡罗瑟斯少校觉得这女人似乎不是人类，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的化身：她体态臃肿、迟钝愚笨，出于本能地对孩子们或喜爱或发脾气，她代表着强大且无法抵制的生育力，让他感到害怕。他转过头去告诉范·希亚顿，老棚屋的旁边将会盖起一间新棚屋。
范·希亚顿听了很高兴，立刻表现出了朋友间的信任。他看了看身后这间容纳了十一个人的小棚屋，说他也觉得和这么多孩子住在如此小的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朝孩子们看了一眼，边说边轻轻地拍着他们的头，又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卡罗瑟斯少校看得出来：他为他的大家庭和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感到骄傲。少校也笑了起来，他透过棚屋的大门看到了阴暗肮脏的室内，于是匆匆地离去，他不愿去细想这个拥挤不堪的棚屋内令人不快的一切。
星期六的晚上，卡罗瑟斯少校和范·希亚顿用卷尺和水平仪测量了空地的大小，估摸了一下新棚屋的面积。新棚屋将会建得很大。用来盖屋顶的一捆捆茅草已经堆放整齐，在月亮照射下闪着黄铜色的光；支撑墙壁用的树干也放在空地边上，剥掉树皮的光滑表面白得像果仁一样。
星期日一早，卡罗瑟斯少校就在空地上等待着农工们的到来。他去得太早了，范·希亚顿一家都还没有起床，他担心如果自己不在场会出什么乱子，这个荷兰人很可能会因为农工们不合作的态度而大发雷霆。
他倚靠在树上，看着树木逐渐苏醒过来，天空中慢慢地有了亮光，小鸟开始在他身边歌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棚屋里又静又暗。被当作门帘的一块布袋歪歪斜斜地遮住大门，他可以瞟见棚屋里蜷缩的身影。他觉得棚屋看上去阴森恐怖，就像是一个臭气熏天的狗窝，自惭形秽般地躲在远离苍穹的角落里。这时，一个孩子从棚屋里钻出来，接着，又一个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出棚屋，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有的孩子用手提着卡其布做的裤子遮住只剩下皮包骨的屁股墩儿，他们冲他害羞而友好地笑了笑。那个胖女人侧着身子穿过大门——她的体形如此肥硕，几乎要被卡在门框里。她笨重缓慢地走到炉子边上，睡眼惺忪，她伸了个懒腰，一束束枯黄的头发落到肩膀上，深色宽松的外衣皱巴巴地挤在脖子下面。她看到卡罗瑟斯少校后笑了笑，他第一次意识到她是个人，而不是个什么丑陋不堪的东西。她的笑容有些害羞，但却是真诚的；他可以想像她也曾是个热情开朗的妙龄少女，带有荷兰年轻女子诚恳、迷人、健康的特质——她嫁给范·希亚顿时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她艰难地弯下腰捣了捣煤灰，不一会火苗就蹿了起来。范·希亚顿没有出现；当地的农工也没有出现，他们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很多；卡罗瑟斯少校仍靠在树上，他向孩子们微笑着，他们始终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因为他在场，他们玩起来不太自然，他又朝范·希亚顿夫人笑了笑，她正往热水里放玉米，准备做一锅当地风格的稀粥。
卡罗瑟斯少校迫不及待地等了两个小时，八点钟的时候，农工们才扛着斧头和锄子穿过树丛来到空地上，他们都回避他的眼神。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毕竟这一天是星期天，他们已经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休息日了，不能责怪他们。
他们开始动手挖一道环形的深沟，用来埋支撑墙壁的树干。锄子和地上的卵石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时，范·希亚顿走出棚屋，他一手推开门上悬荡的布袋，一手拉着裤子。他伸了个懒腰，带着歉意地向卡罗瑟斯少校笑着说：“我睡过头了。”他似乎担心雇主会不高兴。
卡罗瑟斯少校站在离农工们较近的地方，他想让他们和范·希亚顿明白他对修棚屋这件事负责。他知道他们心里充满怨恨，也知道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敷衍了事。要想让棚屋按照计划顺利完工，他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整个上午他都耐心地站在那里，看着锄子挥入土地时擦出的小火星。范·希亚顿在周围走来走去，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住所而成为当地人的众矢之的。
农工们扔下锄头去取树干，他们朝卡罗瑟斯少校斜了一眼，挑衅地暗示他沟道挖得不够深。他把他们叫了回来，笑着说：“你们这是给狗窝挖的沟，还是给人住的棚屋挖的沟？”一个农工强装笑脸回应了一下；其他人都生着闷气。他们马马虎虎地又将沟道加深了一些，刚刚符合卡罗瑟斯少校要求的深度。到了中午，树干已经歪歪倒倒地插入沟中，农工们给附近的树木去皮，抽出树皮纤维。草地上满是细长柔韧的纤维条，玫瑰红色的、杏色的、黄色的夹杂在一起，空地周围扒掉皮的树木露出令人害怕的红色伤口。用来支撑墙壁的树干很快被树皮纤维这种天然绳索给固定好，初现框架的棚屋在绿树和蓝天的映衬下，就像一个渺小的白色笼子，上面还夹杂着些许玫瑰红和杏黄色。两个农工爬到树干顶上，将屋顶的树干捆绑成圆锥形，其他的农工把砂石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用来筑墙。过了一会，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剩下的任务留到午休以后完成。
卡罗瑟斯少校一直在暴躁的荷兰人和愤慨的农工之间协调，被这种紧张气氛折腾得精疲力竭，他离开空地回家吃饭。他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用了十分钟吃完午饭，打算睡上一觉直到自然醒。他的妻子正在打盹，他睡到另一张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等他一觉醒来时，已经三点多钟了，远超过了他预先设定的时间。他惊惶地从床上爬起来，冲向空地，满脑子都是先前的不祥预感。
那个荷兰人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农工们嚷嚷。他们刚刚返回空地，从他面前慢悠悠地走过，大声地笑着。卡罗瑟斯少校靠近他们，看到范·希亚顿正用手掌迅速地扇他们耳光，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倒向一旁：范·希亚顿就好像正在愤怒地教训自己的孩子。卡罗瑟斯少校疾步上前，在事态恶化前冲到了农工中间。范·希亚顿一看到他赶忙住手，脸色被气得通红。农工们聚到一起，他们正要扔掉工具，停止修棚屋。
“回去干活，”卡罗瑟斯少校对农工们喊道；他又朝范·希亚顿说：“我来处理这事。”他的眼神告诉范·希尔顿不要莽撞行事，但是荷兰人像堵墙一样站在他面前，双脚稳稳地立着，大口地喘着粗气。“可是，卡罗瑟斯少校……”他想说，如果雇主不在场，身为一个白人，他有权主导一切。“照我说的去做。”卡罗瑟斯少校说道。范·希亚顿恶狠狠地朝他的对手们看了一眼，不情愿地挪动步子走进棚屋里。他使劲拍了一下门上的布袋，就好像砰地一下关上门。卡罗瑟斯少校转向农工。“继续吧。”他简短地命令道，语气冷静而坚决。农工们犹豫了片刻，然后拾起工具接着干活。
有的农工搭建屋顶的框架，有的往墙面上拍泥土。拍泥土的活儿向来是最热闹的，充满欢笑和恶作剧，因为支撑墙壁的树干间总是留有空隙，往一边墙上拍泥土时，泥土会穿过空隙飞到另一边的农工的脸上：这便成了农工们的游戏，就像孩子们玩打雪仗。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有心情玩耍。太阳落山后，农工们带着他们的工具一起走进树林，没人看卡罗瑟斯少校一眼。新棚屋修得并不成功。屋顶上的茅草凌乱地搭在框架上，没有剪过的长茅草一直垂到了地上。墙面上的泥巴拍得一点都不均匀。新棚屋看上去寒碜得很。
“都是他自己惹的祸。”卡罗瑟斯少校心想，他那疲惫忧郁的眼光缓缓地移向了老棚屋，荷兰人还在里面为他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疗伤。第二天，卡罗瑟斯少校在农场劳作，荷兰人趁机向一帮耕农撒气：他们跑去向领班的农工抱怨，而不是直接去找卡罗瑟斯少校。这让他感到不安。这一个星期里，他都准备着听农工们抱怨荷兰人的恶行。他紧张地等待着领班的农工来向他吐苦水，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担心渐渐变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第二个星期日，新棚屋修好了。地面压得严严实实，屋顶的茅草剪得整整齐齐，墙壁筑得光滑平坦。新棚屋里潮气太重，荷兰人一家得等到两个星期以后才能搬进去。卡罗瑟斯少校天天度日如年，当地农工们明知道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在荷兰的管制下却表现得顺从、妥协，这让他觉得不太对劲。他不太喜欢他们故意回避他眼神的样子，也不喜欢领班的农工过分礼貌的态度。
他向来喜欢5月份晴朗的天气，空气中透着一丝微寒和清爽，阵风里夹杂着草原上树叶和青草的味道，但是今年，他无心享受这美好的天气：似乎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
荷兰人一家终于搬进了新棚屋，卡罗瑟斯少校有些失望，修棚屋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扰，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对于一个拥有十一口人的家庭来说，两个小小的棚屋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范·希亚顿非常高兴，他向卡罗瑟斯少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令少校感动不已：少校本人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情感，当有人向他吐露衷肠时，他会觉得格外高兴，好像自己害羞性格所带来的感情负担又减轻了一些。旧棚屋里的破床被移到新棚屋里的那天晚上，气氛就好像是在举行隆重的仪式。
正是在那天晚上，卡罗瑟斯少校被窗外的呼唤声吵醒。他惊跳起来，知道他所预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他提心吊胆的日子结束了。领班的农工站在后门外，手里握着一盏防风灯，卡罗瑟斯少校被灯光晃得一时睁不开眼。
“棚屋着火了。”
他眯缝着眼睛朝外看去。远处的黑暗中，火焰吞噬着树木，在红色火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被风吹起的树枝上黑乎乎的叶子。整个农场被跳跃的火光照亮。两个男人沿着陡峭的小路跑进树林，朝着火焰的方向奔去。
空地被火光照得通亮，就像白天一样。范·希亚顿蹲在旧棚屋的屋顶上，举起站在下面的一排当地人传送过来的大水桶。他用水将旧棚屋浸湿，防止它被旁边新棚屋的火焰烧着。新棚屋成了一根咆哮的火柱，不结实的木架虽然直立着，但在火焰的包裹下已经开始扭曲变形。卡罗瑟斯少校赶到的时候，木架渐渐撑不住了，新棚屋在火花四溅中倒塌在地。
“孩子们呢？”卡罗瑟斯少校朝范·希亚顿夫人喊道。她满脸泪水地坐在一堆杂乱的被褥上，绝望地看着火焰，怀里紧紧搂着一个被布包裹着的孩子。
她掀开裹布，露出了最小的那个孩子。一整块燃烧的茅草从屋顶上掉下来，正好落在孩子的头肩处。卡罗瑟斯少校觉得一阵恶心，孩子已经面目全非，只是一堆烧焦的肉。但是，孩子还活着：四肢还在微微颤动。
“我去开车，我们带孩子去医生那儿。”
他狂奔离开空地去取车，冲下山坡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卡罗瑟斯少校返回到空地，范·希亚顿从屋顶上爬下来，旧棚屋上滴着水，就像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他弯下腰看了一眼孩子。
“太晚了。”他说。
“可是他还活着。”
范·希亚顿耸了耸肩；他看上去神情恍惚。他扭过头去看着那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就在不久前，它还是孩子们的庇护所。范·希亚顿下意识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的脸上沾满了烟尘，火焰的热量使他满面红光，炯炯的双眼在黑脸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明亮。
“快上车。”卡罗瑟斯少校对那女人说道。她机械地走向车子，不去看她的丈夫。范·希亚顿在一旁说道：“已经太晚了。”
卡罗瑟斯少校知道这孩子会死掉，但这是他弥补火灾造成的损失的唯一方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这个生命，即使希望渺茫。他发动汽车，冲下了山坡。刚走了不到一公里，他感到有人从后面扯他的肩膀，他转过头去，发现孩子已经死了。他又调转车头，朝空地开去。那女人开始一阵阵地哀号，单调反复的声音迫使他僵坐在车椅上，听着她哭一阵停一阵。
新棚屋已经烧成了一堆黑色的灰烬，有风吹过的时候，余烬发出红色的柔光。孩子们围成一个半圆，出神地看着忽明忽暗的余光。范·希亚顿站在他们身边，温柔而激动地抚摸他们的头和肩膀，他是想向自己证明，孩子们还活生生地挨着他。
范·希亚顿夫人笨拙地从车里下来，她还在痛哭着，紧紧地抓住孩子的尸体走进了棚屋。
卡罗瑟斯少校觉得站在这失去亲人的一家人中实在不合适，他回到自己家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努力使自己在紧张过度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和理智。
他起身走进妻子的房间，屋里拥挤昏暗、密不透风。真是病兽的牢笼，他反感地想着，接着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他走到门外，天已经亮了。他派人去叫领班的农工，心头的怒火越燃越烈。
农工刚到，卡罗瑟斯少校就质问道：“那棚屋怎么会烧起来呢？”
领班的农工直视着他，回答道：“我怎么知道？”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佯装无辜地说：“是厨房的错，它离棚屋太近了。”
卡罗瑟斯少校愤怒地瞪着他，试图用自己指责的目光让那农工退缩。
“必须马上重修一间棚屋。今天就开始修。”
领班的农工似乎要说重修与否跟他没多大关系。“我去告诉其他人。”他说完准备离开。
“站住。”卡罗瑟斯少校吼道，却没有继续说下去。他有些害怕，倒不是因为自己的狂怒，而是因为屈辱和内疚。他早就预见到了！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但是，靠近棚屋的炉火整天都是燃着的，不小心冒出来的火星很容易点燃棚屋。
他几乎要毫不留情地责骂农工，但是他冷静下来，说道：“离我远点。”责骂又有什么用呢？他敢肯定，一定是范·希亚顿踢过、打过、骂过的某个非洲人放的火；但是没人能证明。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领班的农工远去，怒气未平地扯着长长的胡须。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他让人准备了早餐，喝了一杯茶，随便吃了几口烤面包。他又朝妻子看了一眼，她还会睡上一段时间。
卡罗瑟斯少校又烦躁地扯了扯胡须，然后向空地走去。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晨光照亮了天空和树丛，那一堆黑色的残渣矮了些，失去了耀眼的光亮。孩子们在一旁玩耍着，他们的手和脸是黑的，破烂的衣服也是黑的——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被熏成了黑色。旁边的几棵树又枯又脏，脚下的土地还留有余温。
范·希亚顿靠着旧棚屋，看上去沮丧而疲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异常。他向卡罗瑟斯少校打招呼，身子一动不动。
“你妻子怎么样了？”卡罗瑟斯少校问道。他听到棚屋里传出几声呻吟。
“她很好。”
卡罗瑟斯少校以为她还在为死去的孩子哭泣，于是说道：“我会把孩子带到镇上，为她安排葬礼。”
范·希亚顿说：“我们已经把她埋了。”他用拇指指了指身后的树丛。
“没有出生登记吗？”
范·希亚顿摇摇头，他的目光仿佛是在反问卡罗瑟斯少校：如果没人说的话，谁会知道呢？卡罗瑟斯少校无言以对：那个烧焦的小尸体，蜷缩在一个小箱子中或者包裹在一块布里，被塞进土壤，任凭野兽和白蚁处置。他一想到这种情景就无话可说。
“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范·希亚顿缓缓地说道，眼眶里噙满泪水，他想在充满哲理的话语中寻求一丝安慰。
卡罗瑟斯少校瞪大了眼睛：他不理解。突然间，他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思，他明白棚屋里的呻吟声另有含义。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简直是智商出了问题。他们已经生了九个孩子，为什么不能生十个呢？为什么不能生十五个或者二十个呢？生更多的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受惊引起的早产，”范·希亚顿说，“本该是下个月生的。”
卡罗瑟斯少校靠着棚屋的墙壁，笨拙地掏出一支香烟。他觉得虚弱无力，就好像范·希亚顿揍了他一顿，还在一旁露出胜利的笑容。这是一种荒谬而偏颇的想法，但是此刻，他讨厌范·希亚顿站在那里不停地唠叨：你害怕来到这个穷乡僻壤，当你真正身在其中时，她会呈现出另一种样子。你这个人不复存在；当你赤裸裸地同生活抗争时，你已经没有余力去快乐、去迟疑、去后悔。
“我们希望是个男孩。”范·希亚顿主动说道，口气中带着试探性的友好，他似乎觉得向卡罗瑟斯少校诉说内心的情感是友谊的象征。“我们有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三个女孩。”他自己纠正了错误，脸部抽搐了一下。
卡罗瑟斯少校态度僵硬地问道：“她没事吧？”
“我保证她没事，”范·希亚顿说。“最后一个孩子是在深夜生的，当时还下着雨。我们那时候住在帐篷里。这对她来说是小事一桩。”他骄傲地补充道。他一边说话，一边听着棚屋里的呻吟声。“我最好进去看看她。”他说着，在泥墙上敲了敲烟斗。他冲卡罗瑟斯少校点点头，举起门上的布袋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卡罗瑟斯少校才缓过神来，他强挺直腰板，在孩子们好奇目光的注视下穿过了空地。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但又好像是朝着某个明确的目标行进。他一回到家里就拿出纸和笔来开始写着什么，每一个字都写得那么迟缓、那么艰难，仿佛一个个钉子，牢牢地钉住了装着他尊严的棺材。
几分钟后，他走进妻子的房间。她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看着房门盼着他进来。“我写了信到英国找一份工作。”他简单地说道，握住她干瘪的手腕，他感觉到手掌下微弱的脉搏突然跳得急促。
他好奇地看着她，她的脸一皱，饱含感激之情和解脱之感的泪珠顺着脸颊慢慢流了下来，浸湿了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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