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办事员的工作。这份工作极其乏味，我发现自己身处在许多令人讨厌的人当中，我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只是我当时才18岁，所以并不是很在意。
这是一幢十层建筑，配有四部电梯。其中三部是给普通员工用的，不考虑等级和职位。而第四部电梯——铺有红色地毯，有三面镜子，做了特别的装饰——是专供公司总裁、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用的。这意味着只有他们可以乘坐红色电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选择其他几部电梯。
我从没有亲眼见过公司总裁或者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只是偶尔从远处看到过总经理，但我从未和他说过一句话。总经理约有50岁，言谈举止中透出一股优雅尊贵的气度。他给我的是一种结合了阿根廷传统绅士和最高法院清廉官员完美结合的形象。他的灰色头发、整洁的髭须、保守的套装以及和蔼可亲的举止让我——我憎恨我所有的顶头上司——对费尔南多先生有了一些好感。大家都是这样称他为费尔南多先生：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先生，而没有用他的姓，这种称呼看起来既显得对熟人的亲密，又好像是对一个封建领主的尊敬。
费尔南多先生及其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占了这幢建筑的整个第五层。我们部门在第三层，但是，既然我是最无足轻重的雇员，他们就差遣我从这一层到另一层办事。第十层是档案部，那里只有一些脾气暴躁的老人和丑陋的妇人，他们似乎总是容易被这样那样的事激怒。每天离开公司之前的5分钟，我都要去那里存我们部门的一些文件。
一天晚上——交上部门的文件后——我站在第十层的电梯口等电梯，准备回家。我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头发，调整了一下领带。
突然，费尔南多先生站在了我身边，看样子他也是在等电梯。
我以最大的尊重问候他：“晚上好，费尔南多先生。”
费尔南多先生可不是简单地问候，他握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年轻人。我看你结束了忙碌的一天，现在正准备离开公司，享受你应得的休息时光。”
那种态度和那些话语——从中我想我察觉到了一定的反讽意味——让我十分紧张。我感得我的脸红了。
正在此时，一部“普通员工”乘坐的电梯到了，电梯门自动打开，里面没有人。我用手指摁着按钮，让门开着，同时对费尔南多先生说：“先生，请。”
“不，不，决不，年轻人，”费尔南多先生微笑着回答，“你先请。”
“不，先生，请。我不能，你先请。”
“进去，年轻人，”他不耐烦地叫道，“请。”
这个“请”的发音是如此的专横，我不得不把它当成命令。我轻轻地躬身进入电梯。费尔南多先生随后进去。
电梯门轻轻合上。
“你是去五楼吗，费尔南多先生？”
“去一楼。我和你一样是回家。我想我也有休息的权利，你认为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公司总经理的存在——如此之近——令我极度不安。我强迫自己忍受电梯里死一般的寂静，直到我们来到一楼。我甚至没有勇气看一眼费尔南多先生，只是盯着自己的鞋看。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年轻人？”
“生产管理部，先生。”我这才注意到费尔南多先生比我矮了一大截。
“啊哈，”他用食指和拇指抚摸了一下下巴，“你的上司是比奥蒂先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是的，先生。是比奥蒂先生。”
我讨厌比奥蒂先生，我认为他是个自以为是的蠢材，但我不能对费尔南多先生这么说。
“比奥蒂先生从没有告诉你应该尊重公司的领导层吗？”
“啊，什么，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罗布托·克里什科维奇。”
“哦，一个波兰人的名字。”
“不，先生，这不是波兰人的名字，这是克罗地亚人的名字。”
我们终于到达一楼。费尔南多先生紧临着电梯门，他闪到一边让我先出去。
“请。”他命令道。
“不，先生，请，”我回答道，非常紧张，“你先请。”
费尔南多先生盯了我一眼，好像要在我身上钻出一个孔来。
“年轻人，请，我恳请你，出去。”
我被迫服从。
“活到老学到老，年轻人，”当他在我前面走到街上时，他说，“和我一起喝杯咖啡吧。”
于是我们走进街角的自助餐厅，费尔南多先生带路，我跟在后面。落座之后我才注意到我和总经理面对面，只隔着一张桌子。
“你在公司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是去年12月来公司的，先生。”
“换句话说，你在公司工作还没有一年。”
“到下周就是9个月了，费尔南多先生。”
“而我在公司工作有27年了。”他又盯了我一眼。
我觉得他是希望我有所反应，于是点点头，试图显示出一点敬意。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计算器。
“27年乘以12个月，一共是324个月。324个月除以9个月，结果是36。这就是说我来公司的时间是你的36倍。而且，你仅是个普通雇员，而我是总经理。最后，你只有19或20岁，而我是52岁。是这样的吧？”
“是，是，一点没错。”
“此外，你还在大学学习，不是吗？”
“是的，费尔南多先生，我主修文学，专业是希腊语和拉丁语。”
他做了个鬼脸，好像受到了侮辱。他说：“无论如何，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能毕业。另一方面，我有经济学博士头衔，是以最高等级的优等生毕业的。”
我把头压得更低了点，以显得谦卑。
他继续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不认为我理应得到特别的优待？”
“哦，不，你应得到优待。”
“那么，你为何有胆量在我前面进入电梯？然后，好像那显得胆量还不够，你又在我之前走出电梯。”
“哦，先生，我当时并不想那样鲁莽和固执。那仅仅是因为你坚持让我做的。”
“我坚持与否那是我的事。但你应该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应该先我进出电梯。即使这样做有悖我的意愿。为什么当我说你的姓是波兰人的时，你告诉我是克罗地亚人的？”
“但这确实是一个克罗地亚人的名字，我父母出生在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市。”
“我不管你父母出生在哪里，或者没出生在哪里。如果我说你的名字是波兰人的，你不能，你一定不能，反驳。”
“我道歉，先生。我再不这样做了。”
“很好。那么你的父母出生在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市？”
“不，先生。他们不是出生在那里。”
“那他们出生在哪里？”
“波兰的克拉科夫市。”
“多么奇怪呀！”费尔南多先生张开双臂，显得非常惊讶，“这怎么可能呢？你有一个克罗地亚人的姓，而你父母却是波兰人。”
“事实是，由于家庭与当地法律的冲突，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从克罗地亚移民到波兰。所以我父母出生在波兰。”
费尔南多先生的脸由于巨大的悲哀而变得暗淡了。
“我比你大很多，我相信我不应受到欺骗。告诉我，年轻人，为什么你竟编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你为何竟以为我能轻信这样小儿科的神话故事？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的父母出生在斯普利特吗？”
“是的，先生，但是既然你告诉我不能冲撞你，我只能说我的父母出生在克拉科夫。”
“不管怎么样，你向我说谎了。”
“是的，先生，我是向你说谎了。”
“向你的上级说谎是大不敬，而且，就像所有虚假的信息一样，它对公司的安全造成了危害。”
“那是，先生。我同意你说的任何话。”
“说得好，我的孩子，我甚至倾向于看到你身上的一点点价值，既然我看你如此听话，如此通情达理。但是我想对你做最后一个测试。我们要了两杯咖啡，谁来付账呢？”
“我很乐意来付账。”
“你又向我说谎了。你的薪水很低，不会乐意给总经理付账的，你知道，总经理一个月的收入比你两年的薪水还高。所以，我要求你不向我说谎，告诉我实话：你真的想为我付咖啡的账吗？”
“不，费尔南多先生，事实上我不想付。”
“但是，不管你不愿意的事实，你准备付账吗？”
“是的，费尔南多先生，我准备付账。”
“那么，去付账吧！不要浪费我更多的时间，看在老天的分上！”
我叫来侍者，付了两杯咖啡的账。我们来到街上，费尔南多先生走在我前面。我发现我们来到了地铁的入口处。
“很好，年轻人，我现在不得不和你告别了。我真诚地希望你能把这节课好好地吸收消化，你会在未来从中获益的。”
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沿着地铁站的台阶走下去。
我已经说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年底前，我去了另一家公司找了一份不那么让人讨厌的工作。在我为那家保险公司工作的最后两个月里，我看到过费尔南多先生几次，但总是从远处看到他，所以我再没有从他那里接受过任何其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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