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
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
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
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它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
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
…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
“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
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
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八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
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
“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住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
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
“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去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
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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