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的说法，禅宗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次[在灵山会上]有位信徒向释迦牟尼献了一束花。释迦拈起一朵花[但并未说话]，各大弟子皆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有个弟子大迦叶【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释迦乃说：“达迦依【Kashima】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谓“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这个[有名的“拈花微笑”的传统故事，]据说便是禅宗的开始。这样便代代相传，一共传了二十八代。这第二十八代祖师便是菩提达摩【Bodhidarma】。相传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约在中国南朝齐梁之际]到达中国。达摩莅华之后又[在中国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谓“衣钵”一代传一代的传到“六祖慧能”。慧能为广东人，是个文盲，原来是位“獦獠”[当时广东境内的一种半开化的少数民族]。慧能虽不识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游方到了北方，终于被“五祖弘忍”所赏识，乃于某日午夜秘传以“衣钵”，乃成为“禅宗六祖”。[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说他在墙上写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那一段公案。]
自从这位不识字的和尚接得了衣钵，其后禅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门……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传统的说法。简言之，便是自释迦以后，禅宗在印度共传了二十八代；[达摩东来以后]在中国又传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国各门禅宗都是从“六祖”这一宗传下去的。这也就是一篇禅宗简史。
但是只把这一传统说法稍加考证，我立刻便发生了疑问。我不能相信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在1923年和1924年间，我开始撰写我自己的禅宗史初稿。愈写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时候，我下笔就非常犹豫。在此同时我却对一个名叫神会的和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根据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神会显然是把他那不识字的师傅抬举到名满天下的第一功臣。
慧能——如实有其人的话——显然也不过是仅仅知名一方的一位区域性的和尚，在当地传授一种简化佛教。他的影响也只限于当时广东北部韶州一带。他的教义北传实是神会一个人把他宣扬起来的。神会为他拼命，并冒着杀头的危险，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最后才把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义传人中原！
[由于史料有限，]我只是读了点有关神会的文献，便对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国所保存的资料和日本出版的东京版《大藏经》和《续藏经》【尤其是后者】搜查之后，我终于找出了有关神会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国和尚和佛教信徒们执笔的；许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对神会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兴趣。例如7世纪有一位叫做宗密的和尚，他在谈到他当时的禅宗时，对神会便给以崇高的地位。据宗密的记载，那时禅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会和尚的[“荷泽宗”]便是当时的七宗之一。
但是这位不顾生死，为南方禅宗而奋斗，多少年遭迫害、受流放，终于经过安史之乱而获政府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点点纪录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没有丝毫著作传之后世。那时唐朝几乎为安禄山所颠覆，玄宗逃离长安往四川避难。途中自动逊位之后，太子即位[灵武]，重率诸将，以图匡复。
在这段戡乱战争的过程中，政府的财政却异常拮据，士兵无饷可发，政府只好筹款应付。筹款的方式之一便是发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为免役免税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纳款领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万钱。那简直是一种国家公债。政府为推销公债，因而借重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说会讲的老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推销。神会推销的成绩甚佳。据说这项筹款的成功，实为戡乱战事顺利进行的一大因素。
其后[肃宗]皇帝为酬庸神会助饷之劳，乃召请神会入宫，并于公元762年【肃宗宝应元年】在洛阳重修佛寺为其驻锡之所。是年神会便在该寺圆寂。享寿95岁。
[上面的故事是根据宗密和尚的记载，和其他唐代遗留下来数种，有关文献的纪录。]根据唐代文献，宗密和尚在9世纪上半期颇为得势。[所幸的是]在唐武宗【公元841—846】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关唐代禅宗发展的史料。这些材料都是八九世纪中国禅宗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神会死后[很多年，终于]被迫封为“禅宗七祖”。因此他那位不识字的师傅，广东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间接被公认为正统的“禅宗六祖”了。
这段禅宗小史说明了神会的重要性。他确定了由南方禅宗来替代了自8世纪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禅宗！
北方禅宗的地位原是由两三位有力的和尚[“楞伽宗”里的九十多岁的高僧神秀，和他的两位弟子普寂和义福]所确立的。他们被唐朝中央政府尊崇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是指当时的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三帝”则是指“则天皇帝”【武后自称“皇帝”】和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这三位“皇帝”在宫廷之中对这些和尚大为尊崇。尤其是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神秀和尚于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入宫，死于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在这些年中，北禅实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两个大弟子不但备受[朝廷的]尊崇，同时在民间也都被偶象化了。[唐德刚案：据说神秀于久视元年入宫时，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时候，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其哀荣的盛况，亦不下于一千二百多年之后胡老师在台北的出殡大典。]
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这就是佛教中的禅宗！
192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分]中国对英国的庚子赔款[作为培植留英学生之用]，因为该款用途尚未完全确定，我应约去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我因而想乘此机会往伦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禅宗的资料，那些未经9世纪、10世纪，特别是11世纪和尚们糟蹋过的史料。我想找出六七世纪，尤其是8世纪，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来的有关禅宗史的史料。
这些敦煌写本大致是第5世纪至11世纪[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时期]的遗物，前后包括了六百多年。这写本总共有10000卷以上，一直在甘肃敦煌一间石室之内被密封了[将近1000年]。
敦煌原有几座佛寺，多建筑于岩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内有一间[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万卷以上5世纪以后的经卷写本，许多也至迟是11世纪早期[北宋初年]的遗物。这一间被密封起来的石室，封外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那可能是战争期间，庙内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这个图书室封起，并画上壁画，使人不疑壁画之后还有藏经。
这千佛寺原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1900年前后已经是僧道杂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扫工作，无意发现这壁画之后似乎有门的迹象。他把这门打开了，便发现了这些经卷写本。这位道士既不识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这些卷子出售给附近乡民[作为仙方]以医治牙痛或头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购买这些仙方破片，烧成灰烬，加水吞食，冀图治病。他们这样对古物的摧毁已经有相当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这些“仙方”亦无从大量出售。他们这样的买卖一直到1907年[始为学者们发现]。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从印度进入中国，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听说这宗大量发现的中古写本，乃亲往查访。他向那位道士行了点约值七十两银子的小贿，便运走了七大车的卷子写本，经印度而去，终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翌年，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M．Paul Pelliot】也闻讯往访，也就从敦煌运走了大约三四千卷。伯希和因为能读汉字，又懂一些中亚细亚一带的方言，所以他说服了这位道士，让他在千佛寺内住下，慢慢选择。所以他后来运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些卷子，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些只是重抄的佛经，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经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关道教、儒教的写本，或是一些注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经钞本。他并且把汉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亚细亚方言等等写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实是一部选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纪录的钞卷。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国，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国学者来帮忙查对这些中文卷子。这样才惊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学术界人士才报告了政府，清廷中央政府乃立即通知甘肃地方政府，不再许外人窃取，并明令把全部卷帙运京保存。这一来全部敦煌经卷的古董价值乃举世皆知。因此在该项钞卷运京时，又被沿途偷窃。为应付点验起见，偷窃的人又往往把长卷剪成小卷来充数。由于监守自盗的结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后来敦煌卷子，除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北平图书馆”所收藏之外，还有千百卷被零售给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这便是这宗敦煌钞卷的一段沧桑史；也可算我个人自述的一个注脚。
长话短说，当我在1926年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话，我决定便访伦敦、巴黎两处的敦煌藏卷。看一看这一些唐代钞卷，对于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有没有新发展。我在伦敦看了100卷；在巴黎看了50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8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便是三卷未注明[人名和年代的]有关神会和尚的史料，在伦敦我也找到一份[类似的]残卷。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所在，我对搜访这些史料是早有准备的。所以这些资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们照样复制，回国之后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们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发现了它们的后三年。我把这本书叫做《神会和尚遗集》[民国十九年，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实在是对重治中国禅宗史的一个里程碑。
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20000字上下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三份钞卷，过去1200年都无人知晓。其一便是《神会和尚语录》，此卷甚长；第二件是有原标题的叫《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是一份战斗文献，是神会对北派禅宗的道统真伪与教义是非的公开挑战。因为南北两派都自称是祖述达摩的正统。另一残卷则是显然也是上述战斗文献的一部分。[唐德刚案：英文稿此处语义混杂不清。译文系参考《海外读书杂记》重校的。]
这份战斗文献活生生的纪录了神会和尚和一位名叫“崇远法师”的对话录。崇远法师是一位问难者，[他向神会提出问题由神会加以解答]就像现代电视上[新闻节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这位崇远法师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这幕剧弄得更为戏剧化。
在这次问难中，崇远法师问曰：“[北宗]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何故如此苦相非斥？岂不与[神会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雠？！”
神会和尚答曰：“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原文录自《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读者亦可参阅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281页。]
这便是这位神会和尚的精神！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会这一挑战是什么样的天才。我而且怀疑他这一挑战是公正有据的。或者他的挑战正和北宗所自我夸耀的一样无据。我必须说，一部禅宗史包括神会在内，百分之九十都是伪造的。这是我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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