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8世纪的前半，已起了一些“攀龙附凤”的法统之争。最可注意的是牛头山一支自称是出于道信门下！道宣的《续僧传》的《法融传》，共有2433字，无一字提及法融一系与道信有任何关系。然而牛头山的后人都承认道信教化法融了！这是自附于北宗的“趋炎附势”运动。
（7）在开元盛世，忽然有“异军突起”，即是神会在滑台的大挑战，他采用了神秀碑文里的菩提达摩一系的传授世系，但他说，其中第六代不是神秀，乃是慧能！他指斥神秀——普寂一系“师承是傍，法门是渐”。他伪造了“袈裟传法”的法统说。当时谁肯走到韶州去验看那件本来没有的传法袈裟呢！
（8）神会奋斗了三十年，得到了王维、房琯、宋鼎诸人的有力支持；更重要的，他遭遇到政治势力的打击，如卢奕的奏劾，以及神会的三度被贬谪，就使他成为一个为宗教受摧残压迫的“殉道者”了。国人的同情心更大了，更有力了。在安史大乱里，神会又建立了帮助政府推销度牒的大功。于是一个三度贬谪的和尚居然成了新皇帝（肃宗）的宫廷供养的大师了。他死在“元年”建午月十三日（762年）。
（9）神会创立“西国八代，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的传统说。先生指出我的错误，说神会晚年似没有修改“八代”为“二十八代”。这个错误，我早已修改了。先生指出《宝林传》卷8《僧璨传》有房琯的《三祖璨大师碑》，其中有“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之语。这是我去年也曾指出的。我还可以为先生添三证：（一）此碑“铭”文有“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这也是神会的“八代说”。（二）房琯此碑的建立，是在“元年建辰月”，见于赵明诚《金石录》卷7的第1378件的注文：“唐山谷寺璨大师碑；房琯撰，徐浩八分书，元年建辰月。”神会死在“元年建午月”，此可证神会死时尚未修改他的“八代说”。（看我的《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两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页873-875）（10）神会的奋斗成功了，胜利了。据宗密的说法，“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宗密的孤证未必完全可信任，但元和十一年（815年）诏书追褒第六祖慧能，谥曰大鉴，是无可疑的。神会为“南宗定是非”的奋斗是成功了。
神会的数十年奋斗，在当时必曾震动全国。贵国入唐求法的大师，如圆行、圆仁、圆珍，请去的佛典皆侧重密教，然而他们都带了神会的语录（《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南宗定是非论》《荷泽和尚禅要》等件回国去。这些写本又都是他们在唐土南北各地收集的，北至五台山，南至浙江的温州永嘉，这一点最可以使我们推想神会的著作传播之广远。
（11）从大历到元和（766-820年），这五六十年是“南宗”成为禅门正统，而各地的和尚纷纷的作第二度的“攀龙附凤”大运动的时期。这些“攀龙附凤”的各派和尚抢着自认是韶州慧能的儿孙，或自认是慧能同学兄弟的儿孙，或自认是荷泽神会的同学兄弟的儿孙。白居易在道一弟子惟觉死（元和十二年，817年）后作的《传法堂碑》，有这一段文字：
有问师之道属。曰：自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从父兄弟。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林素、华严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
这就把嵩山、牛头、荷泽、江西各支都牵合作一个大家族了。这是元和末年的形势。但在大历初期，北宗普寂门下的弘正一支势力还很大，还有压抑能大师一支的企图。大历七年（772年），独孤及作《舒州山谷寺三祖镜智禅师碑》（即僧璨），其中说：
……弘忍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以上12字，《唐文粹》本无之，《文苑英华》本有之，《毘陵集》本有之。）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自是心教之被子世也，与六籍侔盛……这山谷寺正是房琯受神会请求作“三祖碑”之地，房琯碑建于神会死前两个月（元年建辰月，即762年），而神会死后十年（772年）弘正门下惠融等请独孤及撰新碑，就说“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了！但神会奋斗十年的力量，那个简单而直截的“顿悟”教义的力量，那个“袈裟传法”伪史的宣传力量，实在太大了。民众是站在这个“新禅”的一边的，多数的和尚们也都纷纷的“赶热闹”，抢着要挤进“南宗”“新禅”的队伍里去了。
《历代法宝记》记净众寺与保唐寺的两系——宗密“七家”中之第二及第三家，即承认慧能为第六代，又造出袈裟由智诜传到蜀中之传说，就是好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风气。
马祖道一也是成都净众寺金和尚（无相）的弟子，出蜀之后，本是独立的，后来才自称（或者他的门下说他自身）是怀让的弟子。（怀让的碑文见于《唐文粹》62，是张正甫在元和十八年受惟宽、怀晖之请托写的。元和十八年，可能是元和八年，813，已在怀让死后十七年了。怀晖死在元和十年，惟宽死在元和十二年。故此碑文中“元和十八年”当改正。据此碑文，怀让是一位律师。他若自认是曹溪门下，那就是“攀龙附凤”的一例子。）道一死在贞元四年（788年），到元和三年（808年），四年（809年），道一的弟子惟宽、怀晖都受宪宗皇帝的尊敬，问法于麟德殿。此外，西堂智藏、甘泉志贤、泐潭惠海、都见于白居易的《传法堂碑》。在那个时期，马祖的一系已大兴盛，可以同神会一系对立了。
试看贾餗在宝历元年（825年）作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灵坦的碑文。灵坦（《全唐文》误作云坦）是神会弟子，死在元和十一年（816年）。碑文中说：
自大迦叶亲承心印，二十九世传菩提达摩，始来中土。代袭为祖，派别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与荆州神秀分南北之号。曹溪既没，其嗣法者神会怀让又析为二宗。初师子比丘以遭罹大难，恐异端之学起，故传袈裟以为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间增上慢者，绚名忘实，至决性命以图之。故每授受之际，如避仇敌。及曹溪将老，神会曰，“衣所以传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请秘于师之塔庙，以熄心兢”。传衣由是遂绝。……这是神会的一个大弟子的碑文上的记载。此文提出一个新见解，就是承认南北二宗可以和平共存，南宗分出的神会、怀让二宗也可以和平共存。这个“和平共存”的原则含有两个条件：①“代袭为祖，派别为宗”，六祖的地位已得帝王承认了，以下只是“派别为宗”，不用争了。（此碑也可见宗密说的“贞元十三年敕立荷泽神会为第六祖”之说未必可全信。）②放弃神会造出的“袈裟传法”的法统说。
此碑文又可见当时“神会怀让又析为二宗”是公认而又互相容忍的事实了。故此碑与白居易的《传法堂碑》都代表元和年间的各宗派和平共存的容忍气氛。白氏碑文“虽嗣正法有冢嗣，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其意正同于贾氏碑文“代袭为祖，派别为宗”。
石头希迁一支更后起。所谓“青原行思”，可能也只是“攀龙附凤”的运动里的一种方便法门而已。
（12）从神会提出“两国八代，菩提达摩为第八代”之说以后，七八十年中（762-841年）禅宗各派先后撰出了许多种修正案，从“八代”到“五十一代”，后来才渐渐的集中到两种大同小异的“二十八代”说。
综合那个时代提出来的西土传法世系，共总有这些比较根本不同的说法：
（甲）用《续法藏传》作根据的二十四代说，或二十五代说（加末田地为二十五代）（例一）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法融新塔记》：摩诃迦叶……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叶，而达摩得焉。
（例二）独孤及《舒州山谷寺三祖镜智禅师碑铭》的铭辞有：“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唐文粹》本与《文苑英华》本皆有双行小注云：
“自摩诃迦叶……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达摩大师至（璨）禅师又三世，共二十八世。”
（乙）混合《续法藏传》的二十四代或二十五代说与神会的八代说中之后四代，成为二十九代或二十八代之说。
（例一）《历代法宝记》的二十九代说。（有末田地，又有弥遮迦）（例二）宗密的二十八代说。（删末田地）（例三）敦煌本《坛经》的二十八代说。（有末田地。而误脱了弥遮迦）这个（乙）说里，师子比丘以下的四代是这样的：
（宗密）敦煌《坛经》《法宝记》
师子师子师子
舍那婆斯舍那婆斯舍那婆斯
优婆掘优婆掘优婆掘
婆修密僧伽罗刹须婆蜜
僧迦罗刹须婆密多僧迦罗刹
达摩多罗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
敦煌本《坛经》的僧伽罗刹与须婆蜜二名似是误倒了，须婆蜜当依庐山禅经作“婆须蜜”。
（丙）道一门下的惟宽依据《出三藏记集》里的佛大跋陀罗所传萨婆多部世系而提出的五十一代说。
白居易的《传法碑记》记道一、惟宽的世次，有云：
释迦如来……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又十二叶，传至师子比丘；又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此中“又二十四叶”似是“又二十八叶”之误。因为此碑的“铭辞”说的最明白：“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故名师堂为传法。”我作《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一篇短文（见于《胡适文存》第三集），曾指出惟宽的世系是依据《出三藏记集》的萨婆多部世系，自大迦叶到佛驮先那（佛大先）为第五十，达摩多罗为第五十一。慧能第五十六，马祖第五十八，故惟宽正是“五十有九叶”。
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太多了。惟宽之说终于被后世忘了。但日本入唐求法的圆珍大师目录里有白舍人《传法堂碑》，可见此碑在当时受人重视。不知贵国五山大寺之中尚保存圆珍请去的《传法堂碑》的唐拓本否？
（丁）后来的修正的二十八代说——即《宝林传》《祖堂集》以及《景德传灯录》采用的二十八代说。这个修正的新二十八代说，含有三个要点：
①定师子比丘为第二十四代，菩提达摩为第二十八代。（有弥遮迦而除去末田地）②旧说（神会八代说与旧二十八九代说）里的婆须蜜或须婆蜜多，改正为婆须蜜，移前为第七代。
③删去旧说里的舍那婆斯、优婆掘、僧伽罗刹三人。另补入了下列三人：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第二十六不如蜜多第二十七般若多罗这三个名字都是随便捏造的，都没有经典的根据。大概是因为修正的世系表换上的三人都是无据的捏造，这个新的二十八代说颇受有知识的禅僧的轻视，所以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未能得禅宗的一致承认采用。直到《景德传灯录》已经被宋真宗皇帝下诏令文臣刊修，并由印经院模印颁行了数十年之后，契嵩和尚在嘉祐六年（1061年）还有“宗不明，祖不正”的忧虑，还有“推一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的雄心。契嵩的考据也是很可怜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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