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当代哲学实用主义(1)

　　皮尔斯实用主义的肇始者

　　一、观念的意义在于产生实际效果

　　我们在第一章里说，美国人莱特要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这个莱特在美国剑桥办了一个“哲学学会”，这个会就是实用主义的发源之地。会员皮尔斯（1839～1941）在1873年做了一篇《科学逻辑的说明》，这篇文章共分六章，第二章是《如何能使我们的思想清楚明白》。

　　这两个标题都很引人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最初的宗旨，是用科学方法把我们所有的思想、观念、概念讲明白，弄清楚。

　　皮尔斯是一个大科学家，他的方法是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用一种思想所能产生的效果来评判这种思想的价值。他说，“无论你对一个实验科学家讲什么，他总要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能产生效果。你对他讲的任何观点，他都默认：只要试验一下，就一定会产生某种效果。否则，他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皮尔斯平生只遵守这个态度，所以，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那个观念在人的行动上所产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的行动。不管承不承认某种观念，我们都能找到它各自产生的不同效果，那就得到这个观念的全部意义了。除了这些效果之外，没有别的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用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实效主义”。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就是思想的意义。若问思想有无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只要得到思想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只要问若承认这种思想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又有什么效果。如果不论承不承认这种思想，都不发生什么影响，都没有实际分别，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那就可以说，这个思想全无意义，不过是胡说的废话。

　　皮尔斯又说：

　　任何一个命题的意义都在于将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命题的意义还只是一个命题，只是概念上的，它的最终价值只体现在，把原有命题转换成另一种直接运用到人的行动上的样式。“实验科学的态度”力求把一切观念、概念、名词、学说和观点表达清楚，能不能表达清楚取决于能不能通过实验的检验，检验的目的就是确定会不会产生实际效果。不能通过检验，不能应用，任何命题都没有意义。

　　此外，另外一个关键是：

　　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指出的适用于一切现象的实效准则。

　　这话怎么讲呢？我举两个例子。譬如说“砒霜是有毒的”。这个命题的意义只是概念上的。例如“砒霜吃不得”，或“吃了砒霜会死”，或“你千万不要吃砒霜”。这三个命题都只是“砒霜有毒”一个命题所涵盖的同等效果的现象。后三个命题，就是前一个命题翻译出来的应用公式，即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又如，“沉闷的空气有害卫生健康”和“这屋里都是沉闷的空气”。这两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叫你“赶快打开窗子，换换新鲜空气”！

　　二、观念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养成习惯

　　皮尔斯的学说，不但把一切观念的意义都归结到那个观念所能产生的效果，而且还认定，一切观念的意义，就是观念为我们指明的应该养成的习惯。“闷空气有害卫生健康”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养成常常开窗，更换新鲜空气的习惯。

　　“运动有益身体”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养成经常运动健身的习惯。科学的目的只是要给我们许多合理可行的行动方法，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并养成讲理的习惯。这是科学家的知行合一说。这就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三、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一种新哲学方法论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为了突出方法性，与詹姆斯区分开，皮尔斯更愿意自称“实效主义者”。我们在上章曾指出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或不可知论是一种思想方法，他的要点在于注重证据。对一切迷信传说，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拿出证据来”。这个态度，是科学的态度，但只是科学方法的一面，只是消极的方面。

　　赫胥黎不明白科学方法在思想上的完全涵义。何以见得呢？赫胥黎的《论文》的第一卷，大多是论科学成就的文章，他自己还提了一个总目，叫“方法与结果”。另外写一篇小序，说本卷第四篇说的是笛卡尔指出的科学判断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余八篇说的都是笛卡尔的方法应用到各方面的结果。

　　但笛卡尔的方法只是一个“疑”字，只强调了普遍怀疑；赫胥黎指出笛卡尔的方法，就是不相信一切不够清楚明白的命题，他只是把一个“疑”字从罪过的地位提升为一种责任。

　　赫胥黎认清了这个“疑”字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他们当时又正处在四面受敌不能不战的处境，所以他的方法消极的部分居多，还不能算是完全自觉的科学方法。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才把科学方法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含义都发挥出来，因而成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积极方面，皮尔斯指出“实效”作为标准：“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那个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

　　承不承认这个观念，各自产生什么效果，弄清效果的不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消极方面，他指出实验不出什么效果的东西，都没有意义。这个标准，比笛卡尔的“明白”“清楚”两个标准更厉害。

　　詹姆斯实用主义的继承者

　　一、信仰的意志决定思想方法

　　皮尔斯的文章是1877年出版的，当时的人都不很注意他。直到二十年后，詹姆斯（1842～1910）用他的文学天才把这个主义渐渐地传播出来，那时候机会也比较成熟了，所以这个主义不久就风行全球。

　　但詹姆斯是富于宗教心性的人。他虽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和实用主义有点合不来，皮尔斯的方法论到了他手上被无限扩大，应用到一切领域，包括宗教。他在1896年发表一篇《信仰的意志和其他通俗哲学论文》，也叫《信仰的意志》，书中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不可知论。

　　二、驳斥赫胥黎的不可知论

　　赫胥黎最重证据，和他同时的有一位少年科学家克里福德，也极力拥护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攻击宗教。克里福德虽然死得很早（死时只有三十多岁），但他的《论文与讲演集》至今还有人阅读，他有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快慰，就相信一些不曾证实、不曾质疑的命题，那就是侮辱信仰。……没有充分证据的信仰，即使能产生愉快，那种愉快也是偷来的。……我们对人类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样的盲信，如同躲避瘟疫，不要自己染了瘟疫还传染全城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凡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信仰，总是错的。这种宣言，詹姆斯很不满意；他就引述过来作为《信仰的意志》的出发点。他很诙谐地指出事事求“客观证据”是不可能的，客观的证据，客观的确定性，的确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在这个月光笼罩，梦幻常存的星球上，到哪里去寻找它们呢？……互相矛盾的意见曾经自夸有客观证据，不知有过多少种，但没有一种证据算得上是客观的证据。

　　“有一个上帝”——“上帝是没有的”；“心外的物质世界是可以直接得知的”——“心只能知道属于自己的观念”；

　　“有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道德成为义务是欲望的结果”；“人人有一个长在的心灵”——“只有起灭无常的心境，没有什么不变的心灵”；“因果是无穷的”——“有一个最终的、不能再追溯的原因”；“一切都是必然的”——“不是只有必然，也存在自由”；……

　　三、驳斥克里福德的信仰态度

　　詹姆斯对“怀疑一切”这种观念也抱有怀疑，他认为，回想自古以来把客观证据的教条应用到人身上的，最惊人的莫如教会的异端审判所。我们想到这一层，就不怎么高兴恭听那客观证据的话了。克里福德先生很有才气，但对客观证据近乎顽固的态度，似乎表明他没能弄清真理和谬误的界限：

　　我不同意克里福德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对真理与谬误的责任心，其实都是我们情感生活的表现。……说“宁可永无信仰，不可信仰诳话”的人，不过表明他太怕上当罢了。也许他能抑制自己的许多欲望和畏惧；但这种怕上当的畏惧，却让他变得奴隶般顺从。

　　至于我呢，我也怕上当；但我相信人在这个世界比上当更坏的事多着呢！所以克里福德的教训在我耳朵里有一种很疯狂的声音，像一个将军训斥他的士兵，“宁愿完全不打仗，不可冒险受伤”。战胜敌人与战胜自然，都不是这样得来的。我们的错误绝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大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样小心，错误还是不能避免，倒不如把心放宽点，胆儿放大点。

　　四、信仰的取舍需要情感

　　接着，詹姆斯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时候，有些信仰的取舍不能全靠知识来决断；此时，必须把情感方面的天性拿出来作决断。如果此时说“不要决断，还是存疑吧”，那就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决断，可能还有同样的危险——失去真理。他拿宗教问题举例：

　　怀疑态度仍旧免不了这个难关；因为宗教如果是假的，你固然可以避免上当；但宗教若是真的，你岂不吃亏了么？怀疑的危险，岂不同信仰一样吗？（信仰时，若宗教是真的，固占便宜；若是假的，便上当了。）譬如你爱上了一个女子，但不能断定现在的天使将来会不会变成母夜叉，你难道因此就永远迟疑不向她求婚了吗？詹姆斯明明白白地宣言：

　　假如宗教是真的，只要证据还不充分，我就不愿意把你的冷水浇在我的热烈天性上，因而抛弃我一生可以赌赢的唯一机会，——这个机会只靠我愿意冒险去做，在情感上，我对世界的宗教态度毕竟不错。这就是“信仰的意志”。

　　这个态度是一种赌博的态度：宗教若是假的，信仰的上当，怀疑的可以幸免；但宗教若是真的，信仰的便占便宜，怀疑的便吃亏了。信仰与怀疑，两边都要冒点险。

　　但是人类意志大都偏爱占便宜，就同赌博的人明知可输可赢，然而他总想赢不想输。赫胥黎一派的科学说，“输赢没有把握，还是不赌为妙。”詹姆斯笑他们胆小，他说，“不赌哪会赢？我愿意赌，我就赌，我就大胆地去赌，我只当不会输！”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实则出自对皮尔斯验证方法的过度发挥，他没有像皮尔斯那样严格地划分信念和事实，而是把经验事实、客观证据等都归结到信念、信仰的名目之下。因而，在詹姆斯的哲学里，不存在什么我相信的东西和客观事实上的东西，只有我所信仰的各种不同的东西。

　　五、社会改良

　　由于对信仰和事实的混同态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只指向“我想得到什么”，而不问“事实能给我什么”。他关注的是我的信仰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用处，而不问信仰真假问题；信仰无所谓真假，只有能带来用处的和不能带来用处的。

　　他这种态度，也有独到的精神。他说：

　　假如那创世的上帝对你说：我要造一个世界，说不定可以救赎你们。这个世界要做到完美无缺，必须靠每个分子各尽其能。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但我不担保这个世界平安无事。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的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胜利。这是真正的社会互助工作。你愿意跟来吗？你对你自己，和那些旁的工人，有那么多的信心冒这个险吗？

　　假如上帝这样问你、邀请你，你当真怕这个世界不安稳而不敢去吗？你当真宁愿躲在睡梦里不肯出头吗？这是詹姆斯“改良主义”的挑战书。詹姆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提倡社会改良，相信经过改良的社会一定会更好。他很嘲笑那些退缩的懦夫，那些静坐派的懦夫。

　　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去。他们觉得那个世界要用奋斗去换平安，这是没道理的事。……他们不敢相信机会。他们想寻找一个世界，可以歇肩，可以抱住爹爹的头颈，就此被吹到那无穷无极的生命里面，好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这种平安清福，不过只是免去人世经验的种种烦恼。

　　佛家的涅槃，其实只不过免去了尘世的无穷冒险。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他们怕经验，怕生活。……他们听见了多元的淑世主义，听见社会必将越来越好的信念，牙齿都打战了，心也吓得冰冷。”詹姆斯自己说，“我吗？我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我决不退缩，决不说‘我不干了’！”詹姆斯社会改良的态度，实用主义的信仰，最终落实下来，就是行动哲学。不问经验事实怎么样，也不问客观证据有多少，更不问如何为自己的信仰论证辩护，只要能产生需要的效果，科学和宗教没有区别。

　　六、唯意志论的实用主义

　　詹姆斯哲学有他的精彩之处，但终不免太偏向意志，意志主义色彩太浓重了，容易被一般宗教家利用，拿去为宗教辩护。实用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斯手里，方法变得宽松了，评判方法的标准不依照科学，只看有没有用，因而就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

　　正如他说的，依实用主义的道德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令人满意的功用，上帝的假设就是真的。

　　把皮尔斯的方法这样活用很危险。所以，皮尔斯很不以为然，觉得“实用主义”这个名字被詹姆斯用糟了，他把“实用主义”这个名词完全让给詹姆斯一派带有意志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者，而他自己另造一个字“实效”来表明他的“实效主义”态度。杜威也不赞成詹姆斯的意志主义，所以他不用“实用主义”，而是自称“工具主义”，又称“实验主义”。只有英国席勒一派的“人本主义”，名称虽不同，精神上却和詹姆斯最接近。席勒把希腊的智术师当作自己的思想远祖，他引用普罗泰格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来解释人本主义：

　　如果事物能对人的行动产生实际影响，它就是存在的，否则就不存在。席勒的解释，未免牵强附会，普罗泰格拉的书早就不传世，即便他的断言残片可信，也不能仅凭只言片语就把智术师的言论变成实用主义宣言，把“人是万物的尺度”理解成“效果是万物的尺度”，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验证。

　　杜威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

　　实用主义的根基——理性和经验

　　一、“经验”含义的变迁

　　杜威在他的新著《哲学的改造》（1920）里说，我们现在且看从古代生活到近代生活，“经验”本身遭遇了哪些变化。在柏拉图眼里，经验只是服从过去，服从习惯。经验差不多等于习俗，——不是理性造的，也不是用“心”造的，只是无意识的惯例相习成风。所以在柏拉图眼里，只有“理性”可以解放我们，不让我们再做盲从习俗的奴隶。

　　到了培根和他那一派的哲学家，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翻案。理性和他手下的许多抽象观念倒变成守旧拘迂的分子，经验却变成解放的动力了。在培根一派眼里，经验指新分子，使我们不再拘守旧习惯，替我们发现新的事实与真理。相信经验，非但不因循守旧，反而产生谋求进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