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一场血雨腥风的甘露之变，使长安城风摧云裂。
这一年，唐文宗李昂27岁，为帝虽已九年，一根骨刺始终横在他心底让他隐隐作痛，这根刺就是权势遮天的宦官集团。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最初由身份卑贱者或处宫刑的人充当，角色是皇室家奴。后来，这些饱受皇恩的阉人开始登鼻子上脸，纠合朋党，飞扬跋扈，陷害忠良，卷入宫廷权势之争，甚至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导演了一起又一起宫廷政变，汉末的十常侍之乱便是最好的例证。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极得宠爱，“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产生了由宦官组成的内朝，并设置了正三品的内侍官职，级别与正三品的宰相等同。此后，宦官集团权倾朝野，连皇帝的废立都由他们掌控，从宪宗到昭宗先后登基的九个皇帝中，七个由宦官拥立，两个被宦官杀害，分别是宪宗李纯和敬宗李湛。
文宗就是被宦官王守澄和仇士良拥立起来的皇帝。宪宗死后，王守澄和陈弘志先立李恒为帝，是为唐穆宗，穆宗死后，穆宗的儿子敬宗只当了一年皇帝就被宦官杀害。这段时期长安大明宫中，充满了阴鸷叵测，动荡不宁的气息。此时王守澄手中又捏起了一枚棋子，这枚棋子便是穆宗的二子李昂。算是连推带搡的，李昂被王守澄拥立为历史上的唐文宗。
这个皇帝文宗委实当得不爽，说穿了就是傀儡一个，加上宪宗和敬宗的死，让文宗既怕又恨，心底也渐渐下定了剪除宦官的决心。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宋申锡为相，在文宗的授意下开始启动清除宦官计划，不料行事不密走漏了风声，最终以宋申锡的遭贬而失败收官。
大和八年，文宗患病，王守澄推荐擅长医道的郑注为文宗诊治，文宗见此人谈吐不凡，便有意笼络，奖掖有加。此后郑注又将李训引荐给文宗，两人遂成为文宗的心腹，经过步骤严密的密谋安排，先将陈弘志“封杖杀之”，又以一杯毒酒结果了王守澄。剪灭宦官的计划初战告捷。
这年秋天，文宗任命李训为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只待时机成熟一举将宦官连锅铲除，重振李唐朝纲。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宫紫宸殿内，文武百官正在早朝。按照之前的计划，金吾大将军韩约面露喜色向文宗奏报说，昨夜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居然天降甘露，定是祥瑞之兆。这时，李训不失时机请皇帝亲临观赏。文宗心领神会，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带领宦官先行一步察看。文宗这边的真实意图是，只等宦官一入院内，事先埋伏在幕后的士兵们便来个瓮中捉鳖，一举歼灭。
好端端一个大瓮，却被韩约那厮给捅了个窟窿。仇士良带领宦官浩浩荡荡奔左金吾仗院而来，猛然见金吾大将军韩约面如白纸，目光游移，也不知道他这大将军是怎么当的，定力居然这么差。仇士良情知不妙，此时一阵寒风吹来，掀起廊庑的帷幕，此时隐藏在帷幕后武装甲士的森森兵器暴露无遗。仇士良夺路而逃，双方立刻陷入混战。仇士良逃出后直奔殿上首先劫持了文宗，赶来救驾的李训被宦官郗志荣击倒后逃出宫外，文宗一路被挟持进东上阁，阁门瞬间关闭，于是甘露事变以李训、郑注的失败告终。
紧随其后，侥幸脱难的仇士良开始血洗大明宫。皇宫内外，“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韩约、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朝廷重要官员及其家族一千多人惨遭诛杀甚至灭门。
长安城，一片惊悚骇然……
朝廷政局的动荡不宁，天下苍生的惶惑不安，个人的得失对于这一切，只是倾城之下一粒碾碎的石子，小到无法进入视线，也真的算不了什么了。
乱世里，哀鸿遍野，人如飘蓬。整个李唐天下，已不复盛唐的繁荣，也不再有大唐的气度。身世的凄凉，落榜的磨折，知己的离逝，在义山心里，皆来自这乱世的源头。他恨不能济天下、清君侧，恨不能上达殿堂，为君王分忧，为黎民解愁。
甘露之变的第二年，即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义山写下《有感二首》，以沉郁哀痛的笔触记录了那不堪回首的宫廷变故。后人品读义山诗，总感觉深情绮密有余，却少胸怀天下、关心时政之作。其实不然。《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都是爱恨交织、针砭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些诗中，义山的情感一反《无题》诗中的朦胧唯美，他总是清晰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爱憎，坦陈自己的观点。
在《有感二首》中，他说：“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意思是文宗李昂用人不当，未曾识别李训、郑注之流行事草率，居然延为上宾，以致事变发生，万劫难复。又说：“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他万分惋惜地问，古有良臣为君王肃清身边的奸佞小人，今天也不是没有德高望重的忠臣，为什么要任用这么窝囊无能的李训？他虽然抱效朝廷之心仍在，却轻率地导演了一个破绽百出的计谋，害得那么多人白白送命，实在是不堪言说。
义山的清醒里有深深的悲凉。也许内心里，除了正直文人的那一份家国情怀，他还一直把自己列为李唐王室的余脉，不求共富贵，潜意识中却不自觉地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王涯的无辜被杀愤慨鸣冤而三上奏疏，言辞之激烈，指陈要害之锐利使宦官坐卧不安。刘从谏似乎让义山看到了希望，他殷殷地盼，切切地等，一颗愁肠百结的心里满是担忧，满是祝福和祈祷。在这样的心境下，义山写下了《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这首《重有感》，历来被认为有老杜遗风。王安石曾这样评价义山：“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也说义山诗“秾丽之中，时带沉郁”，都肯定了义山诗有沉郁之气，得杜甫诗沉郁顿挫之余绪。
这沉郁里，是深深的情。义山的一生，是在寒风扑面晚来欲雪的光景里走过，日渐颓败的晚唐不曾给过他多少温暖，他却仍然执着地爱着那个寒风四起破败黑暗的乱世王国。
他的情感始终那么深沉丰沛，爱家国，爱所爱的女子。爱让他的一生，都饱含着泪水。
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伤春，是这首诗的基调。但义山所伤，不是繁花将落，也不是无计留春住的惆怅，是李唐王朝的残山剩水和风雨飘摇。
想起杜甫的诗《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杜甫是个一生悲苦的诗人。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倾城国难，在诗人内心投下了巨大的阴影。756年，唐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杜甫在从鄜州去往灵武投奔唐肃宗途中，被安禄山军队截获，带到了沦陷的长安。757年春，杜甫路过曲江，曾经的烟柳繁华已是触目苍凉，不禁哀伤难抑，写下了这首《哀江头》。
对于大唐，安史之乱是个拐点。由盛到衰，一个曲江便可看透。杜甫的悲，义山的悲，都把这悲集中到一个点上，曲江，还是曲江。
作为唐朝最为著名的皇家园林，曲江的兴衰便是王朝的兴衰。说它代表了李唐的繁华，毋宁说它见证了大厦的倾颓。
汉武帝开凿它时，因在长安城东南的宜春苑旧址上，因此称宜春下苑，又因流水曲折，称为曲江。后来隋文帝爱极池中莲花，改名芙蓉池。唐人李浚《松窗杂录》载：“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逢上大庆，皇帝会在这里大宴群臣，赐上几曲太常教坊乐，池中画舫摇曳，耳畔丝竹天籁，彼时彼景，是怎样的极致奢华，怎样的景致风流。
几朝几代以来，曲江一直歌舞升平，那是繁华叠着繁华，是盛世里的榴花照眼。
安史之乱后，一切，倏然间杳如覆水。
时间到了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接受郑注“秦中有灾，宜兴工役”的建议，同时也想重塑当年的繁华景象，便命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文宗在这里赐宴百官群臣。十一月，甘露之变发生，曲江的重修工作就此废止。
好端端一个车水马龙的长安城，遭遇了甘露之变，诚如刘从谏上疏所言“内臣擅领甲兵，妄杀非辜，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文宗被宦官钳制，最后遭遇竟连汉献帝都不如。曲江，怎能再现昔日繁盛？想起曲江的兴废，义山怎能不唏嘘感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在这两句对比中，甘露之变是一个分野。事变前，文宗的车驾鸾旌羽盖，在曲江游幸时是多么的威仪浩荡啊，现在呢？只能听见子夜时分冤魂的悲歌哭泣。
读义山诗，时时能读到杜甫和李贺诗的影子，尤其是吊古咏史感怀时事，义山沧桑得满纸生寒。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义山说，再也不见当年那些坐在金舆鸾驾中顾盼生辉的后宫佳丽们，曲江水啊，依然逝者如斯在向下苑的御沟流去。
杜甫曾借《哀江头》怀念安史之乱中香消玉殒的杨贵妃，曾是“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却落得个“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应当说，这首《曲江》，义山对杜诗有所承袭。写哀深，写悲意，在义山心底，没有什么比杜诗来得更加苍凉沉郁。
还是绕不开事变。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义山用了两个典故。典故中人，一是陆机，二是索靖。
西晋。陆机与其弟陆云文章冠绝一时，时称“二陆”。成都王司马颖表举“太康之英”陆机为平原内史时，是颇为看重其才智的。后来在八王之乱中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被任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领兵二十万。与司马乂之战，陆机兵败鹿苑后，宦官孟玖向司马颖进谗，陆机遂为司马颖杀害，被诛夷三族。临终前陆机想起昔日在华亭谷，与弟陆云听鹤鸣读诗书的日子，那是多么快乐逍遥的一段时光啊！不禁悲从中来，喃喃念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是一份望断肝肠锥心蚀骨的凄恻怀念。
还是西晋。书法家索靖“博经史，兼通内纬”，才艺绝人。先后任酒泉太守、尚书郎、大将军、散骑常侍等职。《晋书》载：“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大厦将颓，偌大的皇宫将成一片瓦砾废墟，宫门前威仪的铜骆驼，到那时，也只能在荆棘丛中见到你了。无尽的凄凉惆怅，透过语言，阵阵袭来。
义山想说，经历了甘露之变，那些罹难的臣子们，像遭宦官馋言陷害的陆机那样，回首往昔清平安稳的日子，已是一去不返；而那些暂时得以逃脱宦官算计的朝中官员，大概也如索靖一般，已在感叹王朝的大限将临。
经此大变，生逢末世的黎民已是生如飘蓬，何况那些担忧王朝命运、内心清明的士子们？还有什么样的惨痛能比得上末世的降临？还有什么样的殚精竭虑能比得上危崖前的担忧？晚唐，便是立在这危崖前的一幢空城，摇摇欲坠，叮当作响，没有一寸完好的肌肤，没有一处安然的国土。恍如寒冬，只剩下一片森然杀气。
义山写诗时，正值春深。屋外也许是姹紫嫣红春光如许，只是，抵不住的寒意侵过来，钻进李唐大厦破败的残漏间，丝丝缕缕，到处都是凌乱的风声。
一个潦草的人世，一个败落的王朝。既然科考失利报国无门，却又忍不住眼睁睁看着让人揪心，那么，只有避世，只有另寻心灵的慰藉，才能找一条温暖的小径，从暮气沉沉中短暂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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