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关于猫鼠的寓言和民间故事，估计周桂笙是受此影响，索性按照中国的传统，将猫的身份变作了老鼠的“夫”。这样一来，可以让故事中国化，让中国读者更有亲切感，更有共鸣吧。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故事《青蛙王子》（周桂笙译作《虾蟆太子》）里，周桂笙也在故事开头形容小公主美貌的地方加入了中国的元素，说：“日光亦似怜其艳而自掩其曜。古所谓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者，不足专美于前矣。”C这个形容女子貌美的中国成语是周桂笙加进译文中去的，原著没有。而在《狼与七只小山羊》中，德文原著说，“老【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前引书，第26页。B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第九卷，前引书，第330页。Ｃ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第九卷，前引书，第338页。】 母羊爱自己的小羊，就像母亲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周桂笙又用上了一句中国成语“掌上明珠”，译成“昔有一老山羊产小羊七头，爱之若掌上珍”。
笔者要强调一句，上面虽然列举了不少周桂笙的译文，其实，比起与他同时代的译者，周氏已经算得上采用“直译”的译者了，算得上比较忠实于原著，没有想当然、随心所欲割裂、组合故事，笔者已在前面作了详细描述。否则，周桂笙的《毒蛇圈》不会被评论家评价成“不失为一部最早的直译的小说”A，而对于周桂笙做出的这些增添，其挚友吴趼人也认为，“故虽杜撰，亦非蛇足”B。
至于孙毓修的典型“意译”手法，茅盾不仅是见证人，在后来的著书里，他还曾谈过这个问题，笔者在上面小节里也有说明。另外，就是茅盾本人，当初在编译《童话》丛书时，也同样没有能避开“意译”、“译述”这么一个大环境。例如《青蛙王子》这个故事，周桂笙在译文中大不了是加入了一些中国成语而已，而茅盾译的《青蛙王子》则变了个样，近乎是“创作”了一个新故事。比如结尾，说那小公主由于不堪青蛙的烦扰，随手将它向墙上掷去，落下来的青蛙不是像原著中那样，摆脱了咒语变成了英俊王子，而是跌落在地丧命了。小公主于是跑回森林，另外寻了一只青蛙回来，而青蛙变成了一位公主，小公主的父亲就将这个青蛙公主认做了自己的继女，大家皆大欢喜，也算落了个Happy-End的圆满结局。
对格林童话进行随便增添、任意割裂、又重新组合，要算《时谐》版本最为甚者，在表现意译、译述、误译、漏译、删节、增节、改译等方面，《时谐》版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例本。因为它包含了近50个格林童话故事，应该就是个格林童话的“小版本”了。正因为它的故事齐，又因为它将这些个特点坚持得相当彻底，所以在它的译文中，“意译”的这些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在介绍《时谐》版本小节里已经提到过的《罗仑及五月鸟》，此处再取它的故事《樱桃》为例，这在格林童话1857年版本里是第63个故事，原名《三片羽毛》，整个故事完全为迎合中国本土的读者，被改得面目全非，正如陈蝶仙所云：“人但知翻译之小说，为欧美名家所著，而不知其全书之中，除事实外，尽为中国小说家之文字也。”C【Ａ杨世骥《文苑谈往》，前引书，第13页。B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前引书，第29页。Ｃ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前引书，第30页。】
《樱桃》故事A的开头，关于“樱桃”此女的来龙去脉，到“复为兄弟如初。即日返国”，全为译者自己杜撰。格林童话原著故事《三片羽毛》是直接开门见山，讲老国王有三个儿子，而自己渐渐年老体衰，欲将王位传给一个王子，因此，出难题考三位王子，根本没有关于像“樱桃”这么个女子的情节。改译后的这个情节到容易让人联想起格林童话的第12个故事《莴苣》，该故事的开头就是讲莴苣姑娘的妈妈，对自家后屋外一座花园里种的极好的莴苣十分嘴馋，但是这个花园却属于一个魔力很大的巫婆，可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这个要命的嗜好，莴苣姑娘的爸爸只有去偷巫婆的莴苣回来，在第二次，便被巫婆抓个正着，于是有了“长发姑娘”这个有名的故事。现在，莴苣变成了樱桃，“长发姑娘”的故事又嫁接上了《三片羽毛》的主要故事情节。
那么，整个故事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译本的故事题目也就免不了要跟内容匹配，《三片羽毛》被《时谐》版本改编、改译成了《樱桃》，凭空造出个“尼姑院”不说，那老尼还一身邪恶的本事，将可怜的“樱桃”姑娘变成了只丑陋的蛤蟆，这样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不仅丧失了原有故事的本土文化，也丢失了西方童话故事的本身特色，给人一种不中不西怪别扭的感觉。还比如故事名称，那位有名的为天下人制造风雪的霍勒太太成了《时谐》版中的“浩路娘娘”，《不来梅市的音乐师》在《时谐》中叫《伶部》等等。
至于周桂笙在几乎每篇格林童话译文后所加注的评语，包括孙毓修评介《无猫国》中的大男，说：“大男为着金砖，一心走到京城弄得几乎讨饭，幸遇富人收留，免了冻饿，已是满心知足。不料意外得了这注大财，真可称为奇遇。你看他有钱之后，安心读书，要做个上等之人。这才算受得住富贵了。”
按郭延礼的说法，都是这些译者们“还受中国话本‘说话人’的影响，经常在翻译作品中发表评论”的缘故。按朱自强的说法，孙毓修和茅盾都有在故事结尾赘上教训的尾巴，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儿童文学精神的龌龊。……透露出中国儿童文学在发蒙期已有教训主义的倾向”B。
在笔者看来，周桂笙所加注的评语，除了受中国话本影响，还与格林童话翻译初期，译者既没有儿童文学这个意识，更是不清楚童话这种儿童文学新体裁有关。在周桂笙看来，这些都是“牛鬼蛇神徒供笑噱”的故事，不加入一点训诫与教导，似乎是会“言之无文，乃亦与时下君子所译鸿文同时并出，毋亦徒留【Ａ故事原文请参见《〈时谐〉短篇小说》卷下，前引书，第33-37页。B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134页。】 笑枋于当世耶”。
我们要很好理解那个时代译者采取意译方法的缘由，也许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里做出的申明是个帮助。对于《儿童世界》里的儿童故事的采编工作，他这样说：“但我们的采用是重述，不是翻译，所以有时不免与原文稍有出入。这是因为求合于乡土的兴趣的缘故，读者当不会有所误会，又因为这是儿童杂志的缘故，原著的书名及原著者的姓名也都不大注出。”A他的这个申明从侧面还多少体现出当时的人们未能把儿童文学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待，对儿童文学的价值不是像成人文学的那么看重。另外，这个意译的方法，在有些人研究看来，还跟创作有了联系，比如王宏志在探究鲁迅的1903年《斯巴达之魂》究竟是翻译的还是创作的，就总结说：“在晚清，类似的做法很普遍，翻译和创作的分界确是不很严谨的，以译作‘冒充’创作（如《一睡五十年》），又或是以创作‘冒充’翻译的（如彭俞的《东瀛新侠义》等五种域外小说），大有人在，鲁迅并不是独有的例子。”B
至于语言问题，周桂笙是尽力采用近白话的浅显易懂、晓畅的文言文，这倒不是说他知道他翻译的那些故事是童话，他将服务的对象是少年儿童，这不过是他翻译当中一贯坚持的语言风格。到孙毓修和茅盾，虽然并不知道童话的真正含义，但清楚自己编译的故事的阅读对象，因而他们在故事中采用的语言大家都很赞扬的，又剩下《时谐》版本成为一个不顾阅读对象，佶屈聱牙的反面例子。
二、版本问题
说到格林童话在中国早期翻译中体现出的版本问题，既好说，又不好说。
好说，是因为有根有据可待查的中文译本就只有那么几个；不好说，是因为待查的那几个译本很多本身就不可能提供给我们确切的资料和信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一条比较肯定的结论：除了王少明的《格尔木童话集》是根据德文原著来进行翻译的以外，根据史料和推断，早期格林童话汉译本应该全是依据英文版本来进行编译的。
周桂笙自己没有说过他的译文是依据哪个版本来的，但是，周桂笙早前研习英文与法文的这段求学经历，人们大致可以认定他翻译的格林童话应该源【Ａ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32-33页。B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自英文版本，这本来也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翻译的基本特征。而孙毓修翻译的童话故事，据赵景深研究，由孙毓修编译的西方民间故事和名著有48种，“它们的来源，我疑心有一小半是取材于故事读本，而不是取材于专书的。故事读本的来源凡三种：（一）Chamber’s Narrative Readers ……（二）“A．L” Bright story readers……（三）Books for the Bairns……此外重见的有《玻璃鞋》（7）……《大拇指》（93），《睡公主》（46）……英文书名不具录。”A
根据赵景深的说法，格林童话中的《大拇指》《皮匠奇遇》《三姐妹》就取材于Chamber’s Narrative Readers； 《三王子》则取材于“A．L” Bright story readers。
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十日，上海崇文书局出版了赵景深译的《格列姆童话集》。在序言中，赵景深介绍了格林童话的原名是“儿童与家庭的故事”，并附上了英文名（Children’s and Household Tale’s），将格林兄弟中的哥哥雅各布译成杰克白，并称格林童话的译本“在我国极少：黄洁如的童话集选过几篇，孙毓修亦在童话第一集里意译了几册。至于专集的译本，只有《时谐》，但是书名不表明童话，又是文义深奥，因此儿童每每得不着这书看，这实是件憾事。
此书系从人民图书‘Everyman’s Library’里的家庭琐话Household Tales中译出。原文六十五篇，除去与《时谐》同的五十五篇，尚存十篇。此十篇中如意桌Wishing Table和少年上的风相似；三个纺纱仙Three spiuning Fairies又和妇女上懒惰美人大同小异；二兄弟篇幅太长……”B
1930年12月，赵景深再次出版了由他翻译的格林童话集，取名为《金雨》。他在为该集撰写的后记中，明确说明了他的童话集来源：“这一卷里所收的，都是在简陋的《格林童话集》（指英文本）所不曾见到的故事，也就是说，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的。《女巫》《小羊和小鱼》《光明的太阳照在头上》《从云端里拿来的大禾棒》，以及《麦穗》这五篇是从科林斯（Collins）绘图儿童文学趣书（Illustrated Children’s Classics）本里译出来的，《老麻雀和他的小麻雀》等八篇是从宝儿（H B Paul）夫人新译的格林童话集【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743-744页（赵景深《孙毓修的童话来源》）。B（德）格列姆《格列姆童话集》赵景深译，序言，上海崇文书局，1922年。】 译出来的。”A
第六节 (2)
综上所述，从周桂笙的《新盦谐译初编》看不出他翻译的格林童话的原版本出处，我们无从知道周桂笙是从哪里得来这几个故事，用以“觉世牗民”、“开智启慧”的。孙毓修《童话》中格林童话的版本出处，靠的是后来赵景深的研究，而这个研究结果，实际上还是为后人有所疑虑：“要想确证《童话》丛书依据的外国原作版本，只有重新进行缜密的比较研究了。这虽然是十分艰难的工作，但是却具有重大的意义。”B而赵景深虽说在序言里详细讲明了自己格林童话的版本出处，但他说的这些版本问题处处表现出了当时早期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翻译状况是很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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