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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思无邪》 作者:安意如

我要的是孤洁,不是孤绝

    我要的是孤洁,不是孤绝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小雅·鸿雁之什·鹤鸣》

    听见朋友抱怨辛苦,生计艰难,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晓得为了什么,而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生活优渥。自然是同情的,可是有时候想想,不但同人不同命,就是同鸟也不同命。就拿仙鹤和猫头鹰来说吧,简直一个是不劳而获,一个是劳而不获。鹤生就优雅的外表,出尘的气质,摆摆pose,走走秀就有人趋之若骛;猫头鹰累死累活夜不能寐还不招人待见,古有恶名鸱鸮,认为它是恶鸟,攫鸟子而食。真是比窦娥还冤。

    美丽有时候是一种罪一种灾殃,不过更多时候是一种幸福,受人垂怜。美人虽也有色衰爱弛的忧惧,但比起一个丑妇连期待的权利也被剥夺,还是幸福的。鹤,有了出尘脱俗的美,不但告别了恶名,告别了昼伏夜出的辛苦,连她带来的死亡,人们也觉得容易接受。鹤顶红,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毒药。

    鹤在佛道两家的玉宇仙境中时时出现,载着仙人离去,孤洁的身影隐没在云间水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那一瞬,哪怕是亡国的罪孽也被人轻易忘却。它不是妖媚女子,一如纯真的孩童,带着仙家的逍遥,有幸避过历史的当头一刀。

    《诗经》里仍愿以它作贤臣,以它起兴。《鹤鸣》即如是。

    告别了那宠溺它们、不知所谓的亡国之君,它依然是清洁到白衣如雪,像于大富大贵繁花艳锦之中孑然抽身的人,不再回望前生。即使是栖息于水泽之间也不显颓丧,声音仍是清越嘹亮,可以直入九霄云外。

    所以它的淡泊又被隐逸之士看中。鹤应该是离中国历代隐士最近的鸟,它看着他们烹茶煮酒,落花为棋,无限潇洒,无限落寞。它认得钟子期、嵇叔夜、陶渊明、孟浩然、林君复、王冕的脸。他们是真隐士;而还有些,像范蠡、曹操、诸葛亮,他们或者“隐居以求其志”,或者“去危以图其安”,是介于隐士与朝士之间的士,身隐了,心未隐。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型:

    一、隐居以求其志

    二、回避以全其道

    三、静己以镇其躁

    四、去危以图其安

    五、垢俗以动其概

    六、癖物以激其清

    诸葛亮自不必说,典型的奇货可居,堪称最早有广告意识的人。曹操是隐士,这个论断恐怕会让很多人疑惑不已,然而事实上确实如此。曹操早年曾做过“洛阳北部令”这样的小京官,但不久便辞官在家乡的山后筑屋闲居了,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隐居在家乡的木屋里读书,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朝廷里的一举一动,对时局了若指掌,伺机出山。果然当外戚何进掌权时,他再度受朝廷征召,便一跃成为军队中枢的“西园八校尉”之一,其显赫已不复是“洛阳北部令”之类的小京官可比的了。他的隐居看似退避,其实是一种看透时局、以退为进的手段。曹操的隐居为“隐居以求其志”做了最好的诠释。

    以“隐居以求其志”为目的的一类士人,他们以隐邀名,工于心计甚至近乎诡道,且往往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在我看来,这类士人名为归隐,而走得却是与隐士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他们归隐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隐,而是为了仕,为了更为显赫的仕,因此他们实际上早就不能归于隐士这一范畴了,他们是士,是参杂了权术的士。

    东晋的谢安也是如此。简文帝时期内乱频繁,强敌压境,司马家族山河风雨飘摇。出家高门的谢安被公认为雅量足以镇安内外,可是,谢安本人却“无处世意”,高卧东山坚不出仕。谢安隐居东山,只为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可笑当时的士大夫还担心:“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反而不如简文帝有见识。

    简文帝虽是个窝囊皇帝,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可是他虽无济世之略,却有知人之明。谢安虽放情于丘壑,纵意于林泉,泛舟于沧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齐不远”,但其每次外出游赏,总要携妓相陪,据此简文帝断言:“安石必出。”理由是:“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一个纵情声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归隐的,即便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的感慨,如果不放弃你的激情与冲动,不甘心平淡的生活,如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也就成了空谈。

    真正的隐士,隐的不是形,隐的是心。但这不同于“佛教”中讲求的修心,因为隐士首先是士,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儒”家的血液,他们是文化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格,因此他们的心不可能空,他们成不了佛,他们是在追求,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化氛围。在上述的六类隐士中“回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垢俗以动其概”,“癖物以激其清”这四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才是隐士,真正的隐士,纯粹的隐士。

    作为一个隐士,只有“动其概”、“激其清”,才可能“镇其躁”,而只有“镇其躁”,才有可能“全其道”,这四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把它们完全地独立开来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的存在,代表了社会中的另类文化倾向,文化品格,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文化人。

    有隐者,也必然会有招隐者,正常的好像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鹤鸣》就是我国的招隐诗之祖。通篇比兴,鹤、鱼、檀、石,皆以喻在野的贤人。

    全诗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潜藏在深渊,有的游到浅滩前。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枣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金刚钻。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游至浅水滩,有的潜藏在深渊。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楮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显璀璨。

    喜欢这诗有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澹泊宁远,如果这理想中的小园建起来,绝对可以看作现实版私人桃花源。然而更叫我喜欢的是这诗的清朗大气,无论是开篇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还是结篇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正直大气地使人起敬。

    他山,是指异国。虽然在现代人看起来这国的概念极小,只是区区百里之地。但在彼时也是政治上一个明确的分野。可是,在《诗经》里,那么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有贤人目光远大地提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观念,意思是,任用人才,求取贤能,不要在意外界的因素:他是什么人,他是哪里人。即使是别的山上的美玉,只要合用,我们也该把它雕琢出来。

    这样的无私大气,在中国的文人诗章里是少见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盖因国人习惯的是“私家重地,请勿践踏”,即使是“同桌吃饭,也要各自修行”,要联合起来结成派系也必得要有实际利益。合作真的是合作,比外国人更强经济意识,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话,说出来也是利用的成分多,没了最初的坦荡真诚。

    武侠小说里常有禁地,擅入禁地的人如果没有死,通常都不会空手而归,盖因人会藏私,越是藏在禁地见不得光的越珍贵。

    春秋战国时,国家的概念虽然有了,却因为战乱和局势的晦暗多变不得不模糊。士人的忠贞也被打碎。他们像失去家园的鸟一样四处迁徙,并不太在意后世读书人所谓的归属感和气节问题,而是哪里适合生存,那里有名主和机会就投哪里,像乐毅是赵人,却为燕昭王所用复兴燕国;张仪是魏国人,却跑到秦国为相;孔丘孟轲虽然口口声声维护王道正统,行动上却一点不落时代潮流,整天驾着牛车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识。他们绝不死心眼,玩什么忠贞节烈,相反却很识时务,这家不行转别家,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正是他们行为的写照。可怜后来的经生被故纸堆的灰尘圣人的光辉迷了眼,忽视了最明显的真相。

    中国没有在野党,自古却多在野的贤士。历史一再证明了在位者,如果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度,损失最大的仍是自己。

    有句很俗的话,没有什么是买不到的。我很认同。人心,人的情感都是可以买到的,只不过这买不是用金钱,而是用诚意。你想得到什么,就得以什么去换取。想获得仁人智士的誓死效忠,就要用同等甚至更多的信任理解去换取。

    再淡泊的隐士,再无求的人,也希望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如鹤能自在的鸣于九皋,而声能够闻于野,闻于天。

    ——高山亦要有流水来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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