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提到花和尚鲁智深，就说这人性格粗鲁，面目凶恶，嫉恶如仇。这反映了鲁智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鲁达报打不平的章节是《水浒》中的名篇，其写鲁达粗犷正直、嫉恶如仇的性格，呼之欲出；如写三拳打死镇关西，语言就十分精彩。
他还是《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个性非常鲜明，大嘴认为他是一百单八将中最讲义气的人。他的“义气”藏在心中，不挂在嘴上。
鲁达性格粗鲁，面目凶恶，智真长老并不是看不见。他之所以愿意收鲁达为徒，完全是看在赵员外的银钱份儿上。原本中写智真长老入定回来，告诉众僧人鲁达以后能够得到正果，也许是用来糊弄僧众的一派胡言。可他也绝不会想到鲁智深后来会闹如此地步。所以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只好把鲁智深打发到大相国寺去，以求自己的“佛地清静”了。被赶出五台山文殊院，是必然的结果。像他那样的人，决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在寺院里与清灯古佛相伴度过一生。第一次闹事，智真长老没赶他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第二次闹事，即便智真能够容忍，其余僧人，也不能容忍。如果不打发他到大相国寺，第一是没有大闹野猪林、上山落草的故事，第二，还会在文殊院闹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可就谁也无法估计了。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是《水浒》名段，显示了鲁智深的神力，结交林冲，引出高衙内看中了林冲娘子和高俅陷害林冲以及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故事。其中也写了鲁智深粗中有细以及对破落户泼皮并不歧视的性格。也道出了他的憨直可爱。
当林冲的娘子被人欺负，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
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已受迫害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迫害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是何等的鲜明对照。
与李逵似是而非
鲁智深和李逵很相似。两人都是体态魁梧粗壮，力大无穷；性格粗鲁豪放，勇猛刚烈。而且都是嫉恶如仇，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
施耐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这两个人物混淆，在近似的个性中着力描写二人的不同之处，使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种种言行区分出来。
李逵出身于山东沂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一贫如洗，应该算是个赤贫吧。正所谓越穷越革命，与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不同，他是主动去的，没有丝毫的勉强。宋江一提议，他立马热烈地响应：都去都去，谁不去我砍他。当宋江提出招安时，数他最反对，一脚踢碎桌子，骂出了他那句经典的话：“招安，招安，招个鸟安！”
鲁智深本是一个提辖，提辖这个官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排长一级。虽是下层军官，但比之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社会地位还是有些的。一般情况下，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也未可知。怎奈一日路见不平，失手打死了人，后来在逃亡中越作越大，最后被逼无奈，上了梁山。宋江在提出招安时，他也反对说：奸臣太多，蒙蔽皇上，我们杀不干净，要招安还不如散伙。但是在这句话中也可看出他并不反对皇帝，反对的只是那些奸臣。这样比起李逵，“革命性”就差得远了。
提辖再小也是军官，脑子不灵活，没点儿心眼子也不是说当就能当上的。鲁智深处理问题总是勇猛中包含着谋略，直爽豁达中夹杂着精明。打郑屠时，他大声对死在地上的郑屠说你这厮诈死云云，其实是为了误导群众，给自己争取逃逸的时间；救林冲时，他不是蛮干，而是一路暗中追随，最后躲在树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横空出现；桃花村里，他扮做新娘在洞房中打跑了小霸王周通，也是使的一计……
可见鲁智深做事精明周到而又工于心计，大嘴认为这恰恰符合他这个下层军官的身份，毕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
李逵就没这些花花肠子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有着朴实憨厚的农民本性，有时透着小孩才有的天真烂漫的习性。向来赌钱最爽快的他可以为了回请宋江而耍赖，他审案子可以本末倒置，把打人的放走，被打的示众。并且经常因为自己的天真而受到好汉们善意的捉弄。另一方面，他做什么事都由着性子去做，傻干蛮干，不讲策略。一时性起可以抡起斧头杀个血流成河，无法无天，不管不顾。
在梁山上，李逵最服的是宋江，但是当他听说宋江强抢民女，提着斧头就要去砍了他。可见他除了义气之外还有正义感，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后来得知弄错了，他又负荆请罪。这段描写把他鲁莽、率真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宋江的成败
怎么看宋江
在古典文学名着当中，很少有一个典型形象能像宋江那样引起如此持久、广泛的争议。喜欢宋江的，说他是忠义双全的典范；厌恶宋江的，贬之为“假道德、真强盗”，是葬送梁山好汉的刽子手，是封建统治者的走狗和帮凶……不怎么忠实于原着的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后，人们更是对宋江深恶痛绝，最客气的评价，他也至少是个糊涂蛋、窝囊废！
而无论褒还是贬，大嘴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宋江是梁山英雄之魁，是《水浒传》中领袖群伦的人物，梁山好汉皆唯其马首是瞻，唯其命令是从，这绝不是偶然的。
《宋史》中也说宋江“其才必过人”，没有过人之处，他成不了梁山之魁，恐怕早就成了王伦第二了。当然这已不是《水浒传达室》中的宋江，但如果认为宋江是个窝囊废，哪么怎么来看待他麾下的梁山好汉？一部悲壮的英雄史岂不成了一部窝囊的“狗熊”史？
《水浒传》在明代又叫《宋江传》，看来是以宋江为第一主人公来写的，理解了宋江，便理解了《水浒传》的悲剧意义，也就理解了施耐庵的创作初衷。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北方的辽国又不断进犯，新兴的金国也虎视眈眈，客观形势亟需中原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云：“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北去，囚禁至死），则称大破辽以泄愤。”
所以，作者在写宋江受招安后，紧接着用了七回的篇幅写宋江征辽，征辽得胜后才去打方腊。可以说，作者在宋江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极力想把宋江写成一个忠义双全的完人。
宋江生在一个大户家庭，自幼也读书识理，并非天生的强盗，后来做到县里的押司，算是一个有俸禄有功名的小吏，他纳下阎婆惜，也不是因为他的好色，更多是出于一副古道热肠。
破罐破摔
而宋江从一个官府的小吏，最终变成啸聚山林的强盗头领，表面的原因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步步被拉下水，而深层的原因却是他的怀才不遇以及宋朝的黑暗统治，看他在浔阳楼上题的反诗便可解读他心中的不平：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而宋江可以说是梁山里的知识分子，他能诗文，懂律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所以时刻不忘招安，脱去强盗帽子，做个顺民，然后也像历代的忠臣孝子一样，为国为家立功扬名。他的招安政策，也不是仅仅为自己着想，他想着的是整个梁山的未来，这样的思想，让人觉得颇能理解。
宋代时仍然保留一种古老的刑罚，就是墨刑，即在罪犯额面部位刺字并染成黑色，所以又称为黥刑。在《水浒传》里，很多好汉都是这样给刺过“金印”的，这种对罪犯进行人格侮辱的肉体刑罚，因为很难修复，也就无形中剥夺了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梁山的好汉们很多便是这样破罐破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造起反来的。
至于有些人为了政治需要或其他目的，以所谓革命的思想或其它乱七八糟的思想去要求宋江，实在有唐突古人之嫌。
施耐庵自己的忠君思想使他对宋江报有同情心，他所处的时代让他无法超越。宋江这个人物，作者虽表面上不住笔地夸赞，可在通过描写他的一言一行，君子加小人型的宋江已经跃然纸上。
官场上的奋斗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发财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所以宋代的小吏们都是比较富有的。
《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是这样说的：“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把国王放在眼里，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各自为政，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朝时候的小吏比诗经《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大多做小吏的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
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转嫁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
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现今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其实，后世的许多小官吏也一样，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官抛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牺牲的小官吏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当上山大王之后
杀了阎婆惜被抓，宋江无路可去，只好去了梁山，当时的山大王是晁盖，宋江因有功于梁山，又以“义”字名扬天下，就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大嘴认为宋江和晁天王相比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小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将梁山诸人组织成一个像样的集团的，非宋江莫属。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
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分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
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正邪之间话武松
文学评论家金圣叹非常推崇武松，他说：“武松者，天人也。”并解释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武二郎这样一个全能冠军，纵使千年之后亦让人遥想不已。然而世间大豪杰大英雄不亚于武二者不少，但大多埋没于乡间闾里，如武松这样名满天下者毕竟是凤毛麟角，为何在金圣叹眼里，只有武松能脱颖而出？这是因为武松有了品牌。
江湖的名号就是品牌。武松的最大品牌就是他是一位“超级打手”——既能打虎，也能打人。不仅力大无穷，武艺超群，而且心狠手辣。打得越多，这个品牌也就擦得越亮。
打出来的品牌
武松的成名作，自然是他那次喝了十八碗酒后，借酒壮胆，不知道天高地厚上了景阳冈，碰到那只大老虎然后将大虫打死。这一打竟然打成名了。因为他当时的行动就是为民除害。
应该说武松的成名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能打死老虎的不只武松一人，后来李逵也砍死了伤害其老母的四只老虎——但那时李逵已经成名了，靠的是在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不论官民良莠随便乱杀的霸道。而他的行动就是与民为害。
武松的成名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他上了景阳冈，风将酒吹醒后，看到官府的布告，心中也还是害怕，但因为曾在店家前夸过海口，只希望侥幸地通过险地。然而机缘巧合，大虫真的出来了，武二不曾睡死，然后一顿拳脚收拾了老虎。如果就此下山，也就没有打虎英雄武二郎的名声。恰好碰见了因除害不利的猎户，再加上老虎的恶名。于是这位打虎英雄真的就一夜成名——那个时候的人也懂得包装，你看那武二郎被披红戴绿地打扮起来，并坐轿巡游了阳谷城，在没有电视和报纸的时代，这恐怕是炒作明星的最佳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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