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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 作者:陈宇欣

第8章 芬兰之春:无言绽放的力量

  1. 阿其

  “抽一根吗?”

  一个大叔和我一起坐在地上,一边帮他的狗抓痒一边问我。几个彪形大汉的身影融在几米之外的夜色里,被公园里若有若无的灯光打上一层银边。听到他这句话,一个汉子走上来,身体微微前倾,点燃早已备好的烟卷,递上前来,一丝大麻的味道蜿蜒着飘进我的鼻子。

  这味道我再熟悉不过了。四年前,我作为伊拉斯莫交换生在荷兰住了半年,这是欧洲最大的交换学生项目,也是著名的国际超级大派对。在最为放荡激昂的大学时代,脱离了缰绳的朋友们整日沉溺在酒精、兴奋剂、摇滚、舞会、派对里不能自拔,每缺席一个派对就仿佛遭遇了人际关系的沙漠,感觉被全世界遗弃。然而人终将会长大,在经历了极度的放纵以后,获得的不是一个残缺的心灵,反而是发自内心的宁静。当年的摇滚青年现在成了超级奶爸,朋克妹妹一个赛一个贤淑,赛车族换上西装出入各种专业会议,而我,也已经把对欲望的控制当成了一种享受。

  “戒了。”我笑着回答。

  “可惜了人间美味呀!”他打了个重重的哈欠,把这一立方米空气里的大麻浓度又提升了好几个等级,然后缓缓地说,“对了,你可以叫我阿其。”

  和阿其的相遇不过半小时以前。冬季融冰已化,芬兰迎来百花绽放的春天,在室内憋了近半年的人们开始抓紧一切机会融入到大自然中去。我和朋友们饭后散步,胡乱走到这个公园,胡乱找了个地势比较高的角落坐下来看夜聊天。一只狗狗一路豪迈地撒着尿进军到我们的领地,脖颈上的绳子带来它的主人阿其。

  夜色遮盖了他的大部分细节,我看不清他的相貌衣衫,但凭他走路的姿态和神气就判断出这是个疯狂的旅行者。我总能在人群中辨认出旅行者,他们的眼神、气质、态度都是那么与众不同,让他们在人群中格外显眼,能够吸引到最多的关注。主动搭讪询问,果然如此。阿其对东南亚的熟悉大大超出我的想象,他了解每一种进出东南亚各国边境口岸的交通方式,知道哪里的边检工作人员最难缠、哪里既美丽又没有泛滥成灾的背包客、哪里的姑娘最骚、哪里有美丽的罂粟花开遍山野……是的,因为他是个毒贩子——说得公平些,叫毒品商人。

  阿其在泰缅边境曾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年轻时,沉溺于烟酒声色的他对人生产生了无比的厌烦,自杀数次未果,家人视他为好吃懒做的废物,酒肉兄弟只有在没钱摊账时才会想到他的名字。某一天,他听说泰国妞儿便宜又骚劲十足,决定前往泰国去享受人间温柔乡,没想到这一去就和故土分别了20年。他在泰国因为经济问题陷入黑帮争端,不得已为毒枭当打手挣钱抵债。起初,他的欧洲人身份甚少受到警方怀疑,干成几票大单,得到老大的赏识,也渐渐在金三角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声望,找到了立足点,把销售毒品作为毕生的事业。

  大多数情况下,他并非流窜于山野,而是衣冠楚楚地周旋于警局和商业大佬之间。他恨警甚于匪,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问题,还因为在分赃问题上,前者更贪婪,也更没有“道德”。事业鼎盛时期的他,也和现在大多数人一样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没劲!无聊!于是把手上的高纯毒全部脱手,放下泰国的生意,开始在亚洲各国旅行。两年后,苦行僧一样的他回到故乡芬兰,无一特别技能,最后还是决定重新做回老本行,但是改成法律上温和得多的大麻。

  我问他现在是不是幸福快乐,他说不是,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泰国岛上看日出日落。他说再干两年,他就要回泰国买个岛上的房子,养个当地的女人,再也不回来。听起来是个美好的故事。

  我又问他父母安好,他苦笑一声,他曾经打探过,安好,但他决定再也不同他们见面,也许,当这个儿子已死,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

  时间无多,握手告别。我又问他:阿其是你的真名吗?

  他说,宇欣,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知道答案的。

  是的,我想我知道。

  2. 酒坛子里浸泡的国度

  在芬兰,如果和一个人聊天聊了10句话都没有提到“酒”这个词,请务必确认对方是否来自瑞典、俄罗斯、德国、爱沙尼亚或者世界任何一个除了芬兰以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对酒已经到了文化崇拜的程度,酒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绝对不能少的一部分,我还时常怀疑,芬兰人的基因应该比其他人种多一对酒染色体。

  关于芬兰人对酒的痴迷,有一个小段子。

  选择题:芬兰人乘坐豪华邮轮的原因?

  A. 想买免税的烈性酒;

  B. 想买免税的啤酒;

  C. 想喝烈性酒或者是啤酒。

  我的朋友希佳还为这个选择题补充了第四个选项:D. 想买完啤酒立即喝掉然后带着烈性酒回家。

  从事实上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对芬兰人的真实写照。芬兰政府为了控制国民对酒的消费,对本土出售的含酒精饮料课以极高的烟酒税,这就导致本国售卖的酒价往往比周边国家高上一大截,尤其在免税的豪华邮轮上,酒价只有本国酒的一半,以致大部分芬兰人登船以后,不是去看海看星星你侬我侬,而是一股脑儿冲到免税店里开始以箱为单位购酒,然后寻一处安静地儿往死里灌。

  5月出头时,春季才开始登陆芬兰,正是春游的好时候,我和几位同事在周末去了一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去往塔林的豪华邮轮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发,航程只要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登船前同事们就提醒我,到时候一定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别把美好的时光花在别的事情上。这话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别的事情?又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他们走?一开闸放人,我就立即明白了他们说这句话的原因。

  闸门口挤满了人,看面相全是焦急的芬兰人。这艘豪华游艇有7层,每一层都相当于好几个足球场大,船上餐馆、酒吧、商场、游乐园、赌场、KTV、桑拿房、游泳池、观景台鳞次栉比一应俱全,是一个巨大的海上乌托邦,几乎能够满足游客的一切需求。开闸上船以后,大家并没有散开前往各处消遣,而是全部赶往另一个闸门口排起队来——免税酒城。

  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排在靠前面几个,同事们指了指我们身后见不到尾的队伍,告诉我说,如果行动力不强,两个半小时内绝对买不到酒,那船票就打水漂了。为了能尽快找到免税酒城,其中一位同事昨天晚上还特意上网研究了邮轮公司所有型号邮轮的内部装修图,以便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看到这位中年老太得意扬扬的样子,我真是哭笑不得。

  邮轮公司贩售的“赫尔辛基—塔林一日游”优惠套票的标准设置是朝去晚回,以方便游客能有足够的时间在塔林老城游玩,但是这一精心设置对于不少芬兰人来说毫无实际意义。船到塔林港以后,许多人并没有一丝前往老城游玩的心思,而是把在船上抢购的免税酒搬下船,坐在港口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傍晚回程时间,再在回程的邮轮里买上几箱酒,带回芬兰的家,晚上和朋友继续把酒狂欢。

  这一次的春游计划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几周后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邮轮之旅,再一次刷新了我对疯狂的芬兰人的认识。斯德哥尔摩比塔林要远得多,单程邮轮航行会长达十几个小时,通常是下午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斯德哥尔摩港。由于买酒的时间大大延长了,免税酒城门口的队伍并不如塔林那一班船的队伍长,可是一个小时以内,几乎所有人的手上都有了酒瓶子,酒精派对正式开始。这派对自打开始,就没有结束的迹象。无论晚上几点,无论前往邮轮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是厕所,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芬兰人坐在一起喝酒。时间走过午夜,人们终于露出一丝醉意,疲惫的眼神里也盛满了对酒的无限渴望。酒吧和酒城都关了门,回船舱休息的时间已到,人们把购置的酒拿出来,在走道里开始狂欢,酒瓶乱飞,地上滚满了醉汉,邮轮上的保安进入他们一天中工作最忙的时段。

  又过了一个月,和凯伦在英国的爱丁堡遇到一队又一队专程打飞的前往苏格兰喝威士忌的芬兰人以后,我已经习惯了芬兰人对酒的痴狂,见怪不怪了。

  芬兰人爱酒,和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他们居住在欧洲平均纬度最靠北的国家,冬季长达六个月之久,憋在室内甚少能有机会开展室外活动,夏季又全国放假,所有人都躲到各自的森林别墅里和可贵的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大部分芬兰人都是孤独的独居动物,导致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也非常内向,一般就是喝酒、喝酒、喝酒、桑拿、烤香肠、喝酒、喝酒、喝酒……无限自行循环下去。芬兰人的聪明才智也在喝酒这件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啤酒比烈酒消耗得更快,芬兰本土五大啤酒品牌之一的Karhu曾经在超市里推出一升装的听装啤酒,喝起来像抱着一只巨大的炸弹,销路却是极好,每逢过节,总能看到不少人捧着“炸弹”在街头狂饮。还有一种把所有外国人都雷得外焦里嫩的本土甘草糖味伏特加,黑如墨汁,味道像是咳嗽药水和地沟水的混合物,喝前必须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一口闷掉,再灌上一桶炸弹啤酒来洗胃。

  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便是在一个狂欢派对里做一个清醒的人。在酒坛子里生活久了,渐渐发现喝酒也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芬兰帅哥,如果不喝到半醉,他们好多人连开口搭讪女孩子的勇气都没有。对于芬兰人来说,只有一同醉过的人才能称得上朋友,既然如此,那我也只有罪过醉过啦。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芬兰喝酒其实相当郁闷。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派对的主人请客人喝酒是天经地义的;而依照芬兰的习惯,主人一般只负责提供一点点零食,宾客自己要喝的酒需自备,在派对结束时,宾客甚至还会把他们带来未喝完的酒再各自打包带回去,一滴都不为主人留下。于是,对于一个有着正常社交生活的外国人来说,无论是组织聚会还是去参加聚会,都要事先去全国唯一有资格销售4.7%度以上酒精的专卖店Alko里好一阵大采购。

  我也被迫成了Alko的常客,每逢周五,都要去买上一大筐伏特加、威士忌、红酒和一些低度的啤酒和苹果酒,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淘到几瓶珠江啤酒和梅子酒。抱着这么些瓶瓶罐罐,总会被醉得满地爬的大叔竖中指、被一同买酒的大婶竖大拇指、被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当然,周五晚上本来就是全城买酒的时候,从各个Alko专卖店到停车场的路上,几乎全部是扛着酒的人,大家互相竖中指、竖大拇指、竖各种指,手忙得一塌糊涂。

  喝酒的地点也很讲究。法律规定晚上12点以后居民楼里不得组织派对扰民,城市里的所有夜店也必须在凌晨3点前关门,而3点钟被赶上冷清的街头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公交车早已停班,出租车价贵得让人望而却步,怎么办?

  别担心,这个世界上还有森林小屋!

  我觉得遍布芬兰森林各个角落的小木屋是芬兰最神奇的东西,它往往是一栋小型别墅,配有烧烤房和桑拿房,藏在森林的深处,临湖,安静,方圆几公里内没有人打扰,是最理想的饮酒场所。大部分芬兰人的家庭都拥有这样一处位于森林里的物业,全国还有很多商业用途的木屋供出租。

  一到周末,车流从城市流入乡村,再在乡村的各个岔路口分开,前往各自的角落。桑拿房里飘出袅袅轻烟,烧烤炉上的香肠刺啦作响,觥筹交错间,不禁赞叹:醉在这里真不错。

  3. 萨拉,走吧

  办公室的周三焦虑症是世界性的难题。上一个周末的幸福余温已经过去,下一个周末看起来还无比遥远,上班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一进办公室,就像是走进了气氛哀怨的世界,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用咖啡麻痹着自己,焦躁地翻阅报纸查看周末各家酒吧的活动。翻着翻着,越发生气起来,把报纸扔进纸篓,赌气灌上另一杯咖啡默默走回座位开始无休止的工作。

  完成早晨例行的焦躁程序以后,我也和大家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座位,发现电脑上摆着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粗糙的卡片,卡片是用糙纸做的,边角裁得整齐,封面上贴着一片桦树叶,像一个孩子正咧开嘴欢笑。

  “诚挚邀请孤独小姐来我家小木屋参加我的送别会。萨拉敬上。”

  这个纠结的孩子终于要走了,我喃喃自语。萨拉的邀请函,就像是一杯特浓咖啡,把我的神经弹得兴奋起来。

  同萨拉的相识是一个巧合。每年冬春之交,坦佩雷都会举办民间话剧艺术节,各路草根话剧爱好者往往提前几个月就扯起大旗组起队伍排练好剧目,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搭起戏台众乐乐。我的朋友米果受邀为其中一部话剧拍摄剧照,同剧团熟络起来,向他们力荐我去现场跟拍。

  现场拍摄时,我镜头的焦点被一个女孩子牵住了。这个女孩生得粗壮、胸大臀圆,是一副典型的芬兰发育过于完全的女孩的身材,属于丢到人群里就找不到的类型。我听不懂芬兰语,凭演员到位的表演,大体能看懂话剧的剧情。剧情和《玩偶之家》有点儿类似,主人公萨拉在了解到丈夫并不关心她的感情,只把她当成通往权贵之路上的棋子以后,毅然放弃锦衣华服的生活,选择离家出走。女主角在演出的结尾高声清唱一曲,声音凄婉悠扬,似坚定,似诀别,又似对前路茫茫不知所踪的迷惑,引人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让听不懂芬兰语的我几欲落泪。回头看米果,他早已把相机放下,狼狈地用袖子抹着眼角的泪。

  演出结束后,剧团邀请米果和我一起前往市中心的公园野餐,我偷了一把野花送给这个撩人心弦的女孩子,把她逗得咯咯直笑。她伸手接过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看到她的手腕上和耳朵下露出长长的伤疤,缝合的痕迹明显,像几条蜈蚣懒洋洋地贴在她的身上,让人不寒而栗。

  她察觉到了我努力压下的颤抖。身体有如此明显缺陷的人,或者因为习惯于别人的反应而大度,或者因为极度自卑而过分敏感,她属于前者。她把裙子撩起来,给我看小腿上更多的疤痕,各种类型的伤疤层层叠叠纠缠在一起,像是对一段段不堪历史的无声控诉,而她的语气却出奇的欢快:“看起来像是一幅抽象画吗?”确实,听她这么说,再观察她身上的疤痕时,感觉不像最初那样可怕了。她的伤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蜈蚣们蜿蜒向上,延伸出生命的张力。我对这个女孩子的爱又多了一分。

  交谈中,我了解到,她也叫萨拉,和话剧里她所扮演的女主人公一样,而且,她们的经历也是出奇相似。

  话剧里的萨拉早早结婚,嫁给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小职员。现实生活中的萨拉比我大5岁,已有三年婚史。三年前,她独自去埃及旅行,被一个当地男人猛烈追求,他们很快陷入热恋,立即闪婚,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学生。他搬到芬兰和她同住,没有生存技能,只能在比萨店打工;她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只能靠打很多份工来赚钱维持他们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婚事并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小日子过得也艰苦,但有他的爱护和陪伴,她觉得快乐无边。没多久,他以芬兰生存不易为由提出要回埃及,继续做他的导游工作,并承诺他将努力工作,为他们共同的未来打拼。

  话剧里,萨拉的丈夫和她结合的真正原因是她显赫的父亲,萨拉渴望被爱,但怎奈他根本不爱她,只是爱上了她身上的标签,他很快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社交和升迁上,而她则像瓷娃娃一样被供在家里,不闻不问。现实中的萨拉境况并没有好多少,结婚半年后,他回到埃及,他们开始了分居两地的日子。没多久,她惊觉丈夫在Facebook上开始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言语轻佻,她愤怒地打电话过去,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她说,他正在恋爱中,并打算迎娶第二位妻子。这时,他处心积虑谋划的事才浮出水面——他或许对她有爱,但和她结婚不过是为了借芬兰妻子的身份获得钱财补贴家计,以便他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她想起他在芬兰时向她描述对孩子的渴望,不寒而栗——孩子,在他眼里,一定也只是获得芬兰政府补贴的一个工具。

  他察觉到她的敏感和愤怒,意识到她终究可能会离开她,一改先前的蛮横,向她保证他只爱她,会和现在的女朋友分手,并来到芬兰,陪在她身边,请求她的宽恕。她再一次被他的温存所打动。在他的坚持下,她怀上了孩子。怀胎三月,在他忘记退出的Facebook上,她发现他从来不曾停止用私信和一位埃及的女孩保持联系,他们甚至还在埃及有一处房产。

  她选择了流产。回家以后,他本性毕露,开始打她,用各种方式折磨她,并威胁她不许报警,否则他会用最凶残的方式报复她的家人。出于害怕,她不敢反抗,只是恨自己为什么跟了他。后来,精神极度紧绷的她开始自虐。“当刀片划过肌肤的时候,能感觉自己真实地活着,那份真实,给人以生的渴望。”她这样解释当时的感受。

  最终,话剧里的萨拉和真实的萨拉都决定出走。萨拉的颓唐让那个埃及男人也意识到,如果两个人以这种方式互相消耗,对他并没有好处。他接受萨拉离婚的要求,离开芬兰。

  给萨拉打电话,告诉她我接到了她的邀请,并询问她下一步的计划。

  她说,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南美洲,她申请前往哥伦比亚做一年志愿教师,想用辛苦的劳动来忘记过去,为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她说,她已经不再纠缠于过去了,过去的伤痛就让它过去,她坚信她是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她还说,她很害怕,常常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她曾经受过太深的伤害,全身都是伤口,但她不能逃避,只能更勇敢地迎接下一段感情。

  勇敢追寻幸福的姑娘,萨拉,走吧!

  4. 瓦普节来了

  日历翻到4月底,所有人都开始为5月初的瓦普节忙碌起来。

  瓦普节本是一个非常传统而正式的节日,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火把节”或者“篝火节”同源,但芬兰人有把所有的节日都变成喝酒节的本事,自然瓦普节也不例外。大家提前一周就会开始在Alko抢酒,大街上又复现酒瓶满天飞的欢乐景象。同其他的喝酒节不同,瓦普节对于芬兰人来说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4月是芬兰开始冰雪消融的时节,月底,大部分可见的冰层都已经融化,树枝泛出微微绿色,人们终于有机会走出家门到户外狂欢,在若有若无的日光下享受饮酒的乐趣;4月也是芬兰高中生毕业的时节,孩子们结束了少年时代,即将以成年人的身份步入大学或社会,置身于身份转换的路口,他们对未来还十分茫然,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可以毫无节制地饮酒了。所以,瓦普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也是属于学生的节日,大小城市的狂欢主力都是学生,而主题就是喝,往死里喝。

  我能感受到在还十分寒冷的空气中有快乐在发酵,越临近瓦普节,这快乐便越发呈指数函数的趋势冲上云霄,惹人也想要呼朋结伴,一起扑向芬兰人欢快的海洋。这不,这边厢正计划着,那边厢就有人愿者上钩了。

  发挥鱼钩作用的关键道具是微博。一天晚上,我在家里计划着瓦普节的购酒清单和派对场次,间隙中翻翻微博,发现长期关注的资深旅行达人小辫儿正百无聊赖地晒着他的斯德哥尔摩流水账。

  小辫儿是旅行圈子里的传奇人物,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骑行入藏各条线路,几乎每年都会用骑行的方式入藏一次,车辙还印上了北美和非洲。他爱酒,创办了过客酒吧,经营十几年,不仅成为京城旅行圈子的热门聚会场所,还带起了南锣鼓巷一整条巷子的繁华。如果能约他一同喝酒,那该是多么完美呀!我在心里暗暗打着小算盘。遥想当年,我和一众狐朋狗友去北京耍,还特意找到南锣鼓巷口打算登门拜访这位隐居江湖的大侠,寻到过客酒吧门口的时候却了,踟蹰半晌没胆量进去,怕打扰到他的生活,也怕没有话题可以扯。三年后,你要再一次吗?

  我笑着摇摇头,这本不是不的问题。旅行的圈子并不大,真正的行者也都有一颗平和的心,我自信一定会有机会和他认识,不是以一个粉丝而是以一个朋友的心态坐在一起饮酒聊天,只看时机是否合适,与胆量无关。

  心里头想着,顺手就在他的微博下留言,邀请他来芬兰喝酒。没想到,网络的那一头瞬间就传来了回复——我去找你!

  看来爷真的是闲了。

  行走江湖小几年,见过不少冲动的家伙,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更冲动的。此番爷自己送上门来,引得我那颗磨刀霍霍的心蠢蠢欲动。第二天,就冲到Alko一番大采购,把坦佩雷能买到的酒的品种几乎都买了个遍。

  等见到爷的那一天,我乐了,只见他一身轻,随身背一黑色小双肩包,就从斯德哥尔摩跨波罗的海杀来芬兰中部这个不知名的小城旅行。我也爱极简派的旅行风格,看见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次酒精大派对是约对了人。我们在市中心广场坐下,他打开双肩包,里面除了一个随身小洗漱包以外,全是酒,正好我也带了满满一包酒,和他的混在一起,好一阵海喝。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认识了很久,天南地北,生活旅行,什么都聊。

  瓦普节的主旋律是喝酒,我们所在的市中心大广场上寒风阵阵,而目所能及之处,全是兴致勃勃举杯畅饮的人。实际上,不仅在中心广场,在整个市中心,但凡有能坐下的空地,都被端着酒的年轻人占满,让人不禁怀疑坦佩雷的人口数量是否在一天以内暴增了四五倍。

  在坦佩雷,瓦普节的最高潮是市中心涮新生的活动。但见市中心的河道旁,两辆巨大的吊车停在河边,轮流把两只大货箱浸到河里涮——只不过,它们涮的不是建筑工地的施工材料,而是坦佩雷科技大学的大一新生。新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系服,排队等候在吊车旁一边自灌一边等待分批被剥光衣服扔进水里。5月冰雪初融,河水寒冷刺骨,可怜的大一新生们脱光衣服,怀抱着香槟,先被吊车吊到20多米的高处,再直直被按到水里享受冰水的洗礼,反复折腾三四番才放过他们。全城的人都会到吊车附近的大草坪上铺开一张大毯子,一边欣赏新生被虐仪式,一边怡然自得地野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在数年前被涮过,这些过来人每年都会回来聚集在这里,与其说闲来无事,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这种仪式回顾青春。

  实际上,在瓦普节被涮,在当地人眼里是一种荣耀,而非惨无人道的虐待。除了大一新生,每年有许许多多人自愿申请被涮,可惜官方名额极少,据说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申请程序,或者在当地小有名望,才能够享受到这一殊荣。有勇敢的人选择跳过官方申请程序,直接往河里跳,主办方会安排一艘紧急救援艇待命,以防万一。

  可惜,今年没有自愿跳河的人,倒是有戴着学生帽的老头老太一双,在我们的野餐布旁跳起了舞,脸上写满幸福。是啊,春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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