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呀?这么大个国家还能没飞机?不是我说你们。当年我爸我妈分居，那是时代造成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支边，不分不行，不去就没有粮票。现在可好，新时代的分居纯粹是自找的，没人逼你们。”我一边摸牌一边说。
“我们也是不分不行啊。”张太太摸了张好牌，正乐呢。
张太太的女儿已经在加拿大上完了初中，高中也上了一年了，再有两年就要考大学了，为了女儿美好的前程，张先生和张太太决定就这样天各一方地凑合到女儿能自立再说。
“没办法。我女儿讲话，她本来在北京活得好好的，是我们把她带到这里的，逼她好好读英文，逼她交洋人朋友，不要像爸妈一样老在社会外面待着。现在好了，她英文读会了，朋友也有了，中文都忘得差不多了，又让她回去，门儿也没有。我女儿说她把青春都献给了加拿大，回去她的中文还是小学水平，怎么考大学？再说，人家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出来上学，咱家条件这么好，干吗要回去呢？哎，小孩子根本理解不了我们做父母的苦。”张太太“啪”地又扔出一张“红中”。
“我也发愁死了我儿子的中文，一个星期一次的中文学校根本没用，小孩子一扎堆就说英文，就跟我们去L.I.N.C.班聊中文一样。现在我儿子就和他爷爷奶奶没法交流，再过几年，我看他和我也没话说了。”刘太太说。
“可我暑假带女儿回去的时候可风光了，走到哪里人家都叫她‘小老外’。我给她报了个补习班，你们猜怎么着，老师还让她帮着英文班的老师批改作业呢。”张太太自豪地说。
“我们做女人的命真苦，都四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能和老公团聚，跟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国内一个家，加拿大一个家，到处都是家，到处都不是家。我经常是今年把套装的上衣带了回去，裙子又忘在了这里，带去了裤子，皮带又忘了。
哎，这种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算是头儿。”刘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摸牌。
“咱们是熬，我老公那边是忙着挣钱给我们寄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呀！来，来，碰一个。”张太太说。
“男人说忙，你也信。忙现在都成男人泡妞儿的借口了。究竟在忙什么，鬼才知道。你看了那个电影吗？叫什么来着，对了，《手机》。手机一响，如果是老婆，准保说忙着开会呢。更何况咱们打的是国际长途，听得见，够不着的，他们想怎么糊弄咱们，咱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国内的女孩子，专门瞄着人家的老公致富，没点坚强的意志还真扛不住。现在傍大款已经不兴谈婚论嫁了，捞足了实惠再说……”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张太太拿牌的手悬在空中：“现在几点了？”
“十点一刻。”刘太太看了一眼钟说。
“没问这里，我问中国几点了。”张太太没好气地说。
“大年初一早上，十一点一刻。”
“不行，我要马上打电话。”张太太摔了麻将牌，抄起电话劈里啪啦地拨了起来。正是拜年的时间，国际长途总也打不通。张太太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把把电话摔了，顺着电话线爬过去。
电话好不容易通了，却没有人接，铃声一直响到占线。张太太又是一通拨，这回有人接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骂骂咧咧地：“谁他妈的这么早来电话，找死呢？”张太太还没来得及回嘴，电话“啪”的一声就挂了。
张太太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拿着电话愣愣地站在那里，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张太太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让一屋子的麻将声、电视声戛然而止。 张太太大叫：“回北京，明天就回北京。老娘在这里守活寡，丫的他倒在那边快活。 哇——哇——”
大伙儿都围过来劝张太太。
“你先别急，也许张先生丢了手机，让别人捡了去，也许他病了……”我说。
“就是，也没准你拨错了号……你老公的手机尾号是1155还是5511?”刘太太一看闯了祸，赶紧岔开话题。
“你要不打打他哥们儿的电话，你不是说他来电话昨晚去他哥们儿家过年了吗?”我说。
张太太慌忙找出张先生哥们儿的电话，手抖得怎么也拨不清“011-8610”。张太太心里发虚，万一张先生没去和他们过年，这一大堆人这么看着她，她多没面子。我接过电话替她拨通了递给她。那边一听是张太太的声音，马上说:“哎呀，嫂子，你可来电话了，大哥他出了点事。”
“啊?出什么事了?出车祸了?”张太太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
“大哥昨晚多喝了几杯，我们劝他留下，他非要赶回去，怕你往家里打电话没人。
酒后驾驶撞上了警察，口角了几句，一拳把人家警察的鼻子给打出血了。这不，都在局子里关了一宿了，我这儿正等着赎人呢。嫂子，回头大哥出来了，你可千万别埋怨他。大哥去年生意做的不好，你们娘儿俩又不在身边，他心里苦闷才喝的酒。”
张太太挂了电话，又是一阵大哭。“我错怪他了，我什么人呀?这么好的男人还怀疑他……呜呜……”张太太一抹脸上的泪水，破涕为笑，瞪了一眼刘太太：“都赖你!吓死我了。”
虽然是无中生有的一场虚惊。张太太从此还是留了个心眼儿，
常常冷不防地给张先生去个电话。她专门算好了时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打过去，看看张先生到底晚上回不回家。
当下正流行视频聊天，张太太电脑知识有限，不过，她真想给张先生身上挂一个摄像头，这样她在加拿大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着张先生。
47.雄心再起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心想: 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清晨醒来，仰望着天花板。现在在哪里?什么季节?什么年代?什么时辰?
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刚从北京回来，感觉自己刚刚踏出那扇门，一下子又挤进了多伦多的这扇门，时空有些错位。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空间上只有一步之遥，心灵上也没有距离。耳畔还回响着那个门里父母亲的唠叨，这扇门里的电视已经播上了CBC的新闻。窗外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耳朵里还灌着北京的嘈杂，舌尖上还留着卤煮火烧的香味。
北京之行让我感到了一种在加拿大浪费时间的负罪感。
原来同一个起点的同学和朋友在几年间都腾飞了，没飞起来的也是扑着翅膀振臂欲飞。这几年在加拿大待的，雄心全没了，理想也幻灭了，就剩下没有追求地和那些加拿大同事整天聊钓鱼和《美国宝贝儿》（注：电视节目）了。加拿大既是一个慷慨大度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私而残酷的国家，吝啬地给你发展的空间，残酷地将你的梦想和热情消磨至尽。
整整一个冬天，我把自己憋在朝西的那间阴暗而潮湿的小屋中。小屋本来是一个小的洗衣房， 被我改成了画室， 支上了画架子， 摆上了画框，
地上铺满了油彩和画笔。
上周我逛完了AGO（安省美术馆）的一个艺术展后突发奇想，决心要在加拿大成为一个画家。
这个想法像暗房中一缕从窗缝穿过的阳光，顿时照得我的心亮堂堂的。成为写实派的画家显然功底不够，我也没有耐心去画那些肖像和静物。我决定主攻抽象派绘画。平日里最瞧不起抽象画，寥寥几笔，我儿子都会画。可真坐到画布前，才发现脑子里全是具象，根本找不到抽象的灵感。
冥思苦想，夜不成寐。梦中醒来，寻着灵感的火花，急忙披了衣服跑到“画室”，抓起笔画了几片颜色。天亮的时候，我又添了几笔。白天里，我坐在办公室里无心工作，心里想着昨晚“诞生”的作品。下班的路上，我心事重重，看到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抽象的，都能被我联想到我的作品。回到家，我一遍遍地反复涂抹着我的作品，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第二天忍不住去楼下的Harbourfront
Centre（湖港中心）看看展览，吸收一下别人的灵感。第三天，我决定放弃我的处女作，用利得粉刷一遍画布，重新再来。
当个画家可真不容易。我每天下班后忙碌在我的画室里，一个月后，我的作品堆满了小屋。我跑了几家小画廊，学着洋人的样子推销着自己感觉不错的作品。作品在小画廊中挂了许久，落了灰，我偷偷地取了回来，连同画具一起塞到了储藏室里，除了高兴有时候进去，“这个”“那个”地指一通，没有人再问起。
我又决定开始写作。写作是有梦想的人最好的表达途径。我决定每天坚持写英文日记，然后放到博客上去，不但可以记录自己的感受，还可以练英文。我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出版一本英文小说。
我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写作当中。写作很费脑子，英文的写作总不能让我淋漓尽致地表达我的想法，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在语法和单词上。写来写去，所写的只是我能说的，却不是我想说的，我对英文的理解远不如对中文的理解。一天Flora的女儿来家玩。她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举着她得了A的作文让我看。作文写的是她参观多伦多动物园的感受，言语中充满了西方长大的孩子无拘无束的想像力，且用词简练，没有语法错误。我努力了大半天，写的东西还达不到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我开始迷茫了，整日里心慌慌的，总觉得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
我开始写简历，想在国内看看有没有好机会。过去一毕业还没来得及写简历就找到了工作，英文简历刚刚修改到无误，却又不知中文简历该如何下手。
我在英才网上贴了我的简历，还真有一家英国公司对我感兴趣，这是一家向外国人介绍上海生活的杂志出版公司。一个美国人从上海打电话来面试了我三回，表示满意，薪水和福利也给得不错。是什么原因让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想还是我犹豫不决的心。我好像没有急迫到要马上回流，不过是人云亦云地想试试自己究竟是“海归”呢还是“海待”。当那个美国人给我正式下聘用通知的时候，他希望我马上上任。我仔细读了一遍职位描述，发现他请我去做艺术总监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我去帮他管公司的上海人。他说他喜欢上海，但上海人难对付。他希望公司能有一个能和他用英文沟通，但又能用中国人的严厉向上海人传达他想法的中国人来帮助他。我听明白了，就像以前我们在外企骂的那些“二狗子”，结合了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狠毒”方面的那种人，专门帮着外国老板削减中国员工的福利，整治不听话的中国员工。仔细想想，这方面我还真不擅长。
向东看了一眼录用通知就开始奚落我：“您从北京搬到上海去工作，和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来工作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两边都不是你的老家。”我想了想也是，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已经要了我半条命，再从多伦多搬到上海实在动静太大。我就问是否能推荐我去北京的杂志社，谁知那个美国人马上说不行，如果我去了那边，那边的工作做好了，他在上海这边就会显得差了。在利益面前，洋人也一样互相拆台。
我开始托以前的老师为我投简历，表达自己想要回学院工作的愿望。我想去学校的愿望是有的，决心却是没有的，只是听几个去年从德国回去的同学的煽乎：再不回来，以后你想回大学都进不来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要指望那点工资。现在开放了，教师都在外面开公司，挣得比工资还多。回去就图个头衔和学校旱涝保收的体制，总得给自己找个不用担心养老的地方吧。
多方一打听，果然行情变了。现在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不好进。留学和移民回流的人的首选都是大学，不要说研究生了，博士生，博士后想进去的都排成了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可惜机会在河东的时候我跑到了河西，现在想奔河东了，风水又轮跑了。
“海归”们一如当年向外冲一样，现在又拼命地往回扎。混得顺利的，占据了高起点，
拿了安家费，出师不利的，听说两千元一月的工作都抢。打开城市电视转播的中央四台的海外节目，一个“海归”正在接受采访，主持人介绍说:
某某博士放弃了国外的别墅和名车， 就是想回祖国来做贡献。 其实呢，
所谓的别墅不过也就是贷款买的和大多数人住的一样的二手house，名车也不过就是一辆为了省油而买的丰田佳美。这套说辞现在还在沿用，只能让小学生和老太太感动一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大潮中，很多人抱着寻找民主和自由的目的纷纷出去。出去了怎样，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那时国外的物质生活。随便一个超市里和水果堆的合影都能在国内的亲戚间引起羡慕，为什么?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合作社和百货商店。这些往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如今海归想回国，说到根儿上还是物质的吸引。中国的生活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不差，劳动力又比国外便宜，业余生活也比国外丰富。再说，今天的中国，很多国有单位的工资和福利比外企还好。如果能在国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时不时有个海外出差的机会， 家里雇个阿姨做饭带孩子， 出门打车……生活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国外。
经过我不懈地努力，终于有一家大学要成立多媒体学院，有意向接收我做讲师。当年这个被我称做厕所学校(学校的教学楼里总是弥漫着厕所的味道)的大学，如今因为开设了很多热门专业而变得抢手起来，校舍也新了，教师也振作了，面目一新。
向东又来打击我，从网上打印了一篇文章挤兑我:“你看看，
著名画家陈丹青因无法忍受中央美院的教育体制而辞职。他都从学校辞了，你还往里扎。你原来就没在国营单位里干过，怎么出了国，兜了一圈，反而想去国营单位了?”
“可能是岁数大了吧，再加上这两年在加拿大找工作的经历吓的，现在我就想去个不用动脑子的国营单位。”我说。
“现在的国营单位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好混了，
听说压力大着呢。人事的纷争，你受得了吗?我看你还是努把力混进加拿大的政府单位，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国营保险箱呢，时不时还可以罢罢工，要挟一下政府。”
我不理他，继续我毫无目的的计划。
学校发来一封信让我先打个报告，向学校领导表表决心，说说这几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成就”。写惯了英文信，三言两语，简短是英文信件的上品，洋人懒，长度超过一篇的就没人看了。中文信正好相反，要长，长度才能显示出对这件事的决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攒出两大篇决心书，表面上是无限的谦虚，实际上自卖自夸地肯定自己。结尾处，我按照人事处老师的点拨，写下这样一段话:本人愿早日加入副教授的队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终身的力量。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 心想: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48.下雪的日子
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
这个冬天很漫长。早上坐在湖边的办公室里，望着一池波光粼粼的安大略湖水走神。今年湖水没有结冰，天晴的时候，湖水碧蓝碧蓝的，像仲夏夜深蓝的天空;天阴的时候，湖水黄绿，泛着泥沙，那颜色味道和北京的护城河不相上下。
这个清晨，我坐在窗边，愣愣地看着成对的大雁即将飞往美国的Florida（佛罗里达）。脑子里空空的，自从生活和工作都在加拿大稳定下来后，我常常有这种空空的感觉，仿佛生活走到了尽头。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重复着今天。看看身边那些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同志，自己剩下的日子也将这样重复下去。
洗手间里，我拧开水龙头，让哗哗的温水从两手间流过。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镜子，我从镜子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年自己的变化。不要说在新移民的眼中，就是在洋人的眼中，我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女性，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洋人毕业后都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去做收银员。看看我和向东的生活，该有的也都有了，一个在公司做白领，一个自雇少交税。加拿大人的梦想，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就是兜里没有几个现金钞票，月底就得倒腾着信用卡付账单。）不知为什么，当这些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生活的尽头感。
下班的时候，下雪了。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和街道。在一个离不开下雪的国家里，再大的雪，马路上的汽车也是从容不迫的。虽然在这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滑雪，打hockey（冰球），滑冰，钓鱼……不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无法融入多伦多的血液。
向东开车来地铁站接我。天已经全黑了，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舞的雪花扑打在车玻璃上。昨天刚和向东为去留问题又争执了一番，此时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着。
几年前，向东还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大男孩。那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身上没几个钱。下雪的天里，马路上排队打车的人比面的还多，夏利又舍不得打。向东总是在雪天用自行车送我回家。自行车压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汗水和着飘落的雪花融化在向东的脸上。我坐在后面，穿得像个大狗熊，紧紧搂着冒着热气的向东，幸福的感觉揣在心里。向东使劲儿蹬着，为了证明他男子汉的本色，送完了我，他再骑车回自己家。听说回到家，大腿根儿隔着毛裤都磨红了。
今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驶向茫茫黑夜，驶向我们的townhouse，驶向我们在多伦多经营的小家。雪天驾驶很危险，向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打开了CD，田震沙瓤西瓜般的嗓音回荡在车内：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我们现在再不用为雪天蹬车而烦恼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车里，然而我却觉得他离我远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开始不能步调一致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痛苦中。移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美丽中不知不觉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移民让我们沉迷，选择让我们自寻烦恼。
每一个清晨，一睁眼，望着天花板，我们就开始了去留问题的讨论。向东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失落感总是大于我。他学生多的时候就很高兴，只字不提回去的事情，学生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向东就十分消沉，恨不得抬腿就回国，好像回国是他逃避的一张盾牌。而每当痛下决心要回去的时候，老天又撒上一把胡椒面，给他一点生机，于是他又开始犹豫，又开始徘徊。
我也一样，早就厌烦了每天毫无生气和发展机会的工作状态。
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收入和吃药补牙的福利全都指望这份无聊的工作。不到万不得以，哪里敢轻易言弃。
昨天我们又说到了去留问题。向东的方案是，让我保住工作，
他先回去。如果有了真正的好机会，就让我也回去。我不同意。夫妻本是同林鸟，要么一起回去，要么就都不回去。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两边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特别吸引力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是最难做的决定了，不像当年的高歌，她真是待不下来，而她的男友又不想来，索性也就坚决地回去了。以前觉得无论多伦多还是北京，我们比国内的朋友多一种选择。现在发现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了一种需要费脑子判断的烦恼，而这对幸福判断的失误将要直接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们现在无法做决定的最大阻碍是高兴，有野心也需要三思。高兴已经三岁多了，都上幼儿园了。他上小学前，我们还可以动一动，就算回去上小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万一以后又想让他来加拿大上中学和大学，我们那时的岁数可是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了工作，高兴便没有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们就要为了他的加拿大身份而在中国付高昂的学费；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语言又会成为问题，即便以后他自己考来上大学，又会像我们一样经历语言关的痛苦；高兴不能融入他的“祖国”，那么高兴的前途就成了问题；高兴融入了加拿大的文化，英文没问题了，恐怕中文又不行了，以后他回中国工作的路就断了，高兴的……如此想下去，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烦恼。每一次的讨论总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化成为“自私”还是“无私”的争吵，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烦恼，这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烦恼。 每每聚在一起，我们就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去留问题。
星期天，张太太说牧长林一家要来，让我们也过来坐坐。
“我刚来的时候， 头一个月新鲜， 半年后开始想家，
一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去，真的在这里过了三四年就麻木了，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回去了。”张太太边嗑瓜子边说。
“我们要回去了，等我女儿拿了公民，多一天也不待。”牧长林很坚决地说。
“你闺女都快初中毕业了，你们不等了?”张太太问。
“哪里有个完，上完高中还有大学，哪里等得完？我们想通了，孩子自有孩子的福，她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她自己的造化，她想回来上大学，自己努力考回来。我们的能力也就能给她安排到这样了。我们那地方小，单位领导贿赂贿赂好说话，两个人的公职还保留着，只要回去，以后退休待遇还都有。”牧长林说。
“你们两个的公民不要了？”张太太问。
“不要了！这东西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牧长林说，“我们仔仔细细想了想，等到六十五岁不用花钱买药还要等二十几年。我们又不天天去欧洲，就算去，现在签证也好办，何必为个加拿大身份而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瞎混呢？我们申请了公民，原来单位的公职就泡汤了。”
“你们女儿是公民就行了，以后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不会再来了。你们想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来了只能住在你们这些朋友家。”牧长林说。
“我欢迎你们住我家。”张太太说。
“那哪里成。我们住个一两个月，给你钱呢，你心里不舒服，不给你钱呢，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毕竟是国外，生活费比国内高好几倍，哪里好意思。”
“那就来短点。”
“搞清楚了，现在飞机票就数加航的贵，这么贵的机票就来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吃饱了撑的？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去个韩国或者东南亚旅游呢。多伦多该玩的都玩了，实在想不出还来干吗。”
牧太太在走之前奢侈了一把，在outlet店买了二十双鞋和一箱子减价的名牌衣服。她保留着标签，准备回去后一年拿出一两件穿。很快，牧长林一家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多伦多。
49.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加拿大人都喜欢去古巴度假，就像北京人喜欢去海南一样。
最近因为去留问题，我们两个搞得心力交瘁。张太太提议趁张先生在这里， 两家人一起去古巴享受 “冬天”里的夏天。
张太太想订五星级的度假村， 我们嫌贵， 又不整天躺在屋子里， 有个三星的就行了。 张太太说: “三星的不安全，
三星酒店古巴人可以随便进。一个朋友去了， 晚上眼睁睁看着小偷进到房间里把包拿走了。”我们折衷了一下， 买了准四星的自助团。
从美国的迈阿密上空飞过去的时候，下面一片灯火辉煌，让人一下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大气粗。一入古巴境内，灯光马上暗淡了许多，一下就看出了差距。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比较节省的。酒店的房间里只点一只惨淡的节能灯，到处都黑乎乎的，视力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整才算调整到适应。
“古巴人民一直顽强地和美国对抗着，还能有电供我们外国人享乐，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凑合些吧。”向东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锣鼓声吵醒。窗外是洁白的沙滩，古巴人在教游客跳舞。我们走出房间，迎面一对法国人向我们问好:
Bonjour！我们立即迎合着:Bonjour，Bonjour。又碰上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一挥手:Hallo!我们马上又改了腔调说:Hallo，Hallo!一会儿南美的朋友又来了:Hola!我们又学着回复:Hola，Hola!
“中国人活得真他妈的累，老觉得自己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呢?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学，还老觉得自己语言不好。”张先生说。
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中文呢，怕什么。再遇到打招呼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鸟儿语，我们都直接回答: 早啊，吃了吗?
古巴的沙滩是洁白的，洁白的沙滩上趴着裸露着上身的洋人妇女，只是没有电影里看到的好看。不是肥得一身赘肉，就是老得皱得像沙皮，看了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想吐。
晚上度假村里有歌舞表演，还教客人跳拉丁舞。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舞蹈跳起来很难。古巴人教了我们半天，
张太太怎么扭都像是在跳大秧歌。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人体结构不一样，我们这扁平的中国屁股只适合扭秧歌，不适合跳拉丁。
身上的美金不够了，我们去小镇上的银行换钱。烈日炎炎下，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看门的老头儿神气十足地在银行门口踱着步。当他看到排在队伍末尾的我们，马上招手让我们过去。古巴人民友好地让出一条道儿，有点儿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意思。我们走进大厅，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请我们到一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白人，吹着电扇，喝着冰水。他一看见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喊:“Hi，他们说外国人可以在屋里等，古巴人必须在外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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