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巴人源流-巴之继承者 二、土家族

据文献记载，土家族先民着名首领廪君，死后化白虎而去，故该族有崇尚白虎风习，人称“廪君蛮”。又因其先民呼“赋”曰“”，遂以“人”称之（关于人，后面还将详述）。史籍将土家族先民划做“巴郡南郡蛮”，列为“武陵蛮”之一。此后又以地名做族名，称“酉溪蛮、娄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酉阳蛮”等。宋代称“土民、土蛮、土兵”。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据说是“本地人”的意思。

土家族起源有三说：（1）源自秦灭巴后原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区的巴人。（2）据湘西龙山、泸溪、大庸等地发掘之新石器文化遗址及土家语地名考察，认为源于湘西土着及进入该地区的巴人、汉人等融合而成。（3）据《复溪州铜柱记》之有关记载以及土家族与云南部分彝族风习及语言相似等现象，推断源自唐中叶的乌蛮。看来分歧的主要点似乎在源于巴人或源于乌蛮。

巴人和土家族族源，历来说法多歧，莫衷一是。它说明这个话题迄今仍是困扰人们的重大疑难。现就此谈些笔者的见解。

（一）土家族源于巴人

土家族史称“廪君蛮”。此称谓明确指出其先民是古时生活在鄂西一带有崇虎习俗的巴人。

与廪君蛮巴人一样，土家族亦以虎为图腾，以虎之后裔自居，族内流行其人死后将化虎飞升的神话。该族土老司领头跳摆手舞时，手中持有旗，“旗上图案。纹样多绘虎形”。［明］陈继儒《虎荟》：（湖北）“房陵间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民杀人祭之。”至近代，鄂西土家族尚有以人祭虎遗俗。有关土家族先民的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432页是这样写的：南北朝时，土家（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以下同）各部势力迅速发展，尤以冉、向、田氏发展最快，他们屯守三峡割据称雄。北周武成至天和（公元559—566年）年间，信州蛮首领冉令贤屯据水逻城，蛮帅向五子王屯守石墨城，向宝雄据守双城，以峡江为中心实行割据，势力范围达两千余里。

《周书·蛮传》指出：南北朝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善于用舟的蜒人势力强盛，“屯据三峡，断遏水路”，割据一方。

信州蛮首领冉令贤所屯据的水逻城等峡江地区，据史籍记载应在今奉节县境内，旧属信州永安郡。《四川郡县志》第146页称：“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信州蛮冉令贤等据巴峡，攻白帝，于江南险要之地立十城，自率精锐守水逻城。周将陆腾讨之，兵至扬口，先拔其江南八城，因数道入攻水逻城，遂克之。”《资治通鉴》开皇九年注：“蜒亦蛮也。居巴中者为巴蜒。此水蜒之习用舟者也。”上述文献记载表明，土家族先民即信州蛮，他们应是被称做“蜒人”的廪君蛮巴人后裔。

关于“屯据三峡，断遏水路”的锁江设防情形，1999年1月10日《重庆晚报》刊出的《铜锣峡——锁江遗迹何处寻》一文，引用宋代《太平寰宇记》等的记载称：先是在峡口坚硬的石壁山凿洞穴，再把铸造好的大铁柱固定在洞穴里，还要制造几条锁江铁链，铁链横过峡口，拦断江面。飞桥则于铁索上铺木板，架设火炮，打击对方。

南北朝时还没有发明火药，当然谈不上架火炮，但以铁链过峡口，拦断江面和在铁索上铺木板，派弓弩手在飞桥上把守，禁止船只往来则无疑是办得到的。

当时锁江主要是在蛮蜒（即信州蛮）聚居地，因此锁江地点很可能在瞿塘峡而不可能在重庆江北区的铜锣峡。据《读史方舆纪要》介绍，明代重庆大夏政权据守瞿塘抵御汤和时，“以铁索断关口，南倚南城寨，凿两岸壁，引索为桥。汤和至大溪，引兵攻飞桥，皆不利，引还”。

看来南北朝时期信州蛮断遏水路也同样是用铁索拦江，阻止船只通行的手段来实施其割据的。

关于人，《文献通考》解释说，“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曰，因为名焉”。《华阳国志校注》称：“《舆地纪胜》卷一六二引《晋中兴书》：宗贝者，廪君之苗裔也。宗贝人虽或与廪君同源，然自秦汉以来，其风俗、语言、信仰、分布等等均与廪君蛮不同。秦汉时宗贝人主要居住于今四川嘉陵江、渠江及川东长江流域。汉末以后，有迁徙至关中、甘肃、陕南乃至江汉流域者。”秦汉时川北一带的巴人被称做“人”，据说是“谓赋曰”所致。蜀汉谯周在《三巴记》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夷人岁入钱，口四十，谓之民。”但也有对此持异议的学者，如《巴族史》认为人、国之称，早在巴人未进川以前，就已定居在以宕渠为中心的今川北一带。故《华阳国志·巴志》称宕渠为“故国”，并指出在东晋时期尚有“城”遗迹可证明。

到了后世，巴人、人的称呼又被“板蛮”所代替。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称：“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时有巴郡阆中夷人……乃登楼射杀白虎。”“高祖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全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世号板楯蛮夷。”为什么称巴人为人？如果说早在巴人进川之前就有了人、国之称，那么这些称呼作何解释？是怎样得来的呢？这些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其实当时巴人中的廪君蛮确实尚未入川，但作为人先民的濮系巴人却早已定居于斯。助武王伐纣、射杀白虎，助高祖定三秦都是他们建树的功绩，“歌舞以凌殷人”，迫使“前徒倒戈”的绝招，也正是他们创下的奇迹。武王伐纣时，可能是由于其族称尚不稳定，常以与“濮”、“巴”近似的“彭”、“蒲”的音作为族称，故较早的古籍上只见“彭、濮”而不见“巴、濮”。

笔者认为，人也是濮系民族，他们在作自东往西的民族大迁徙中，取道豫、晋、鄂、陕，来到了鄂西北、陕南、渝东北、川北一带。

坚持此说的依据是：

（1）据文献记载，巴人、人的民族性格相近，习俗相同，且都是英勇猛锐，冲锋陷阵，善于在阵前用歌舞瓦解顽敌的奇特民族。这些怪异的秉性气质，很难在短期内以同化的方式求得一致，更不可能出现在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身上。

（2）古籍《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有“自巴西之宕渠迁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移居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之句，这说明人本来就是巴人，不称人称巴人，仅仅是“复号”而已，即恢复其原有称呼，并非改称。

（3）“巴七姓”又称“七姓”。如《后汉书补注》卷二十引《风俗通》称：“巴有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宗人卢、朴、沓、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华阳国志·巴志》：“……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隋书·地理志》：“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于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同宗民族，故称巴、称或板楯蛮都改变不了其民族实质。

（4）从“巴人源于濮的依据”引用《山海经·海外南经》的“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凿齿持盾”来看，人应该就是源自濮的有凿齿习俗和以木盾为防御武器的“板楯蛮”，他们属濮系巴人。

（5）濮人属南亚人种。据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的陕南宝鸡、半坡等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土过南亚人种头颅。如《文物考古研究》第7页指出：根据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测量，“多数与华南和现代南亚及印度尼西亚组接近”。“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半坡组相同。”这些南方人种的骨骼，为濮系民族先民曾生活在陕南、川北、鄂西北的推测，提供了最直接的有力证据。

纵观上述，可得出如下认识：（1）巴人并不是单一民族。（2）土家族先民之一的，即人称“蛮蜒”的信州蛮，应是巴人中的廪君蛮而不是板楯蛮。

巴人爱喝咂酒，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土家族也嗜咂酒，并用咂酒待友。是为土家族源于巴的又一佐证。

再从语言文学上看。我们今天虽无法得知巴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但巴人留下的文字符号——“巴蜀图语”却与纳西族的东巴文有相似之处，据说东巴文有二十个与巴蜀图语相同。因此有关专家认为：“其中应有承袭关系”。它们可能同出一源，但其分支远在殷商以前。这就是说，巴文与东巴文同出一源，巴人与纳西族先民应是同源民族。

一种文字代表一种语言。纳西族属藏缅语族语言，那么巴人的语言则应是原始藏缅语的一种。而土家语也是藏缅语族语言，这不又一次证实土家族源于巴人么？

（二）关于土家族源于乌蛮说

土家族是否源于乌蛮，因未找到有力证据不能妄断。但若从巴人源于东夷之说推测，则该族与东夷后裔的氐羌系、濮系民族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说土家族源于乌蛮或许欠妥，但本质并不悖谬。

在未探讨土家族源于乌蛮一说之前，须先弄清乌蛮的来龙去脉和他们与彝等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

乌蛮是古代民族。唐时主要分布在滇、川南、黔西，为东爨、六诏和东蛮的主要居民。元、明时称“黑爨”或“罗罗”，与彝、纳西、傈僳等民族有渊源关系。

关于彝族起源，也曾有过多种说法。如有说源于卢人、卢戎人的，也有说源于古濮人、马来人、僚人的。随着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认为彝族与古羌人的某些支系有渊源关系的见解，已被普遍接受。据《民族百科全书》第409页所谓“邛僰”、“滇僰”是古羌人与“当地土着部落”融合后形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僰人，汉时居滇池一带者称“滇僰”，居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者称“邛僰”。皆梳椎髻、种田、有邑落。在古羌人与“西南土着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人的融合，与彝族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上述“土着部落”实际上是较早到达西南的濮系先民。僰人梳椎髻、种田，有邑落，习俗与濮人同，而氐羌僰系先民则是辫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游牧民族。说明僰人与濮人关系远较氐羌系先民为深。

彝族虽属氐羌僰系，但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绵缠椎鬓、短褐、徒跣、戴笠、荷毡，显示出与濮人相似的体形特征和装束。其深目、长身、黑面的体形，接近于南亚人，难怪会有彝族源自古濮人、马来人、僚人之类的猜测。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分化为乌蛮与白蛮，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这就是说，乌蛮更接近于氐羌系民族。由此观之，彝族与濮人有血缘关系的推断是可信的。彝族既与濮人有血缘关系，又与氐羌僰系的昆明人有渊源关系，那么在语言、习俗上与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相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毕兹、服孳”，源自“伏羲”

据《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13页记载：“从语言学方面的证据看，服孳之服与伏同音，据潘光旦先生考证，伏通比、毕，孳为子之古文，子与兹同音，可见服孳即比兹。比兹为古代巴人之自称，又可知服孳正是巴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伏”的古音应读做“普、泼”，与“巴”的读音也基本相同。伏羲又作“伏戏、庖牺、宓羲、宓牺、宓戏、羲、牺、包牺、炮牺”等。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的伏羲，风姓。一说伏羲即太昊（太）。

看来伏羲的“伏”和“服”，古音应读做“普”，“包、庖”系“普”的变音；“宓羲”的宓现今（与“秘”相同）读做“mi”，古音则作“bi”；“羲、牺”古音为“气、欺”。这样，“宓羲”古音应读做“biqi”，与“毕兹”的读音近似。还有，“兹、子”古音似应读做“ji”（广州话可佐证），宓羲的“羲”复古后作“qi”，读成不送气音就成了“ji”。经读音转换，毕兹与宓羲都读做“biji”，读音完全一致了（这也许就是东夷语的读音）。它证实“毕兹”就是伏羲。毕兹是民族名，伏羲大致是其最初的领袖，即太昊，为崇鸟之民（或说太昊崇龙，少昊崇鸟），原本居住在鲁豫一带。

土家族巫师土老司作法时常用的一对木雕假面——傩公、傩婆，据说它们就是伏羲、女娲，被称做“东山圣公、南山圣母”。它暗示着伏羲是东夷中的鸟夷部族首领，风姓（风、凤古时相通，即凤凰，看来这个鸟夷可能就是风夷，可是凤凰极为稀少或根本就没有这种鸟，于是就用鸡来替代，这就是东夷人西迁后，凡是在葬礼、祭祀鬼神或巫师作法等场合，总离不了鸡的原因）；女娲是我国东南部的越系崇蛇之民的部族首领，可是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硬把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传说人物扯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人面蛇身的兄妹，为了繁衍人类而结为夫妻。试问：此时女娲为什么不采用她的用泥土捏人的绝活，而是一个一个地胎生呢？其实这不过是秦汉以后根据古代兄妹婚神话编造而成的神话传说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巴人始祖是伏羲之说。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碑文中有“肇祖伏羲……”的文字，它恰与《山海经》的“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之句形成对照。不过又有一说，称太昊伏羲氏降生于陇西成纪，即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这与太昊伏羲氏原居山东河南之说矛盾。另外还有：少昊为白帝，在东方创立了鸟的王国，其职司也在东方；少昊的神职在西方，号金天氏，形象为白虎……这些错综复杂前后不一的说法，使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只要了解：“东夷人早在史前时期即已陆续有过不断西迁之举的长时期远距离的大移民，而且他们一向习惯用自己的族称、图腾等命名迁入地的山川土地”这两点，就全部清楚了。笔者认为：西迁东夷人原先居住在山东、苏北一带，本是崇鸟的海洋居民，西迁时大致是沿黄淮向西迁徙，途经河南、山西，抵达陕、甘，到了陇西成纪，于是就有了崇尚白虎的少昊金天氏之说。据《辞海》释义称：（少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名挚（一作质），一说号金天氏。东夷族的鸟为图腾，……”看来太昊大概是伏羲氏民族集团领袖，本是崇鸟之民，其崇龙蛇之说可能是后来在民族集团内部来了濮系民族徐夷人的“加盟”，图腾神也随之增加了龙蛇，接着又被人为地编成神话流传各地。少昊氏应是太昊氏后裔，故集团名称仍称为伏羲氏。西迁后又多了一支以白虎为图腾的支系（其人信仰廪君），南下到达湖北清江地区，形成了巴人廪君族先民。旋后溯长江而上，直抵巴渝地区。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了古代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百济古称“伯济”，其读音颇类比兹（biji）。朝鲜半岛与日本一样，古时也曾是东夷人东渡时的目的地，时间主要集中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那么，百济人先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是否与伏羲氏民族集团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很有可能。其依据主要有三：一是韩国国旗图样是太极，太极图的创始人是伏羲氏，这就与上面所说的“比兹”可能就是伏羲的推测取得了一致，说明百济人先民应是东夷，与巴人可能同源。二是百济与倭（日本）极为友善，这里面虽说有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但他们本是同源民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百济向倭示好，首先是遣僧传佛，派工匠艺人修寺院制佛像；委阿直歧为使，觐（jin）见日皇应神天皇，出任皇子之师，传播经书典籍；阿直歧还推荐了王仁，王携去《论语》、《千字文》，开创汉籍传日之先河。此外百济还陆续移民能工巧匠赴倭支援，使该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此日本就有了百济寺、百济神社，也有了百济川、百济桥、百济村。百济王室城员混伎王还成了日本飞鸟户神社的祭神，甚至连阿直歧、王仁等人也在日本有了神社，成了祭神。又一王室成员敬福王，还与日本皇家结为姻亲……凡此种种表现，显然已超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若无氏族血缘亲情，恐怕不至于如此。三是韩国人多卜、朴二姓，据说凡是姓卜的男女，即使不同家族，也无血缘关系，但只要双方都姓卜，就严禁结婚，理由是他们都源自同一祖先。这反映了卜、朴很可能都是濮系民族，即东夷中的徐夷人。“濮、卜、蒲、僰”应是同音异写，巴人当中也有此姓。

杨铭先生在《巴渝文化》第4辑撰写《巴人源出东夷考》一文称：“《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郑氏、莒氏、终黎氏……‘终黎民条下，《集解》徐广曰：《世本》作钟离；而《太平寰宇记》引《世本》作终犁。可见钟离就是终黎或终犁。由于东夷族的分支终黎氏而得名的钟离，春秋战国之时，地望在今安徽凤阳县境内。《左传·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叔孙侨如及诸侯之大夫会吴于钟离；又昭公四年（前538年），楚葳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汉置钟离县，故城在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里。巴氏所出的原始地望应该就在今安徽的淮水流域，这与巴氏出于嬴姓，且与同属嬴姓而原始地望在今安徽凤阳的钟离氏、原始地望在今安徽涂山的徐氏附近的记载相符合。”

“……已有学者据《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指出：武落就是巫落，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韦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郦道元《水经注·涑水》下引巫咸国条等，认为其在今山西安邑县境内，而今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者，也多从此说。所以，武（巫）落的大致地望在晋南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巴氏早期的居地是在今安徽淮北，其后又迁徙到了今山西的南部。”

上文为巴源自东夷之说从历史文献中提供了又一很具说服力的证据。

巴国沦亡后，巴人除同化于汉人、楚人或被划入僚人者之外，其余则返回其祖居地渝鄂湘黔交界地带及武陵山区，仍保持其本民族生活习俗，世代繁衍延续至今，是为土家族。

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无论是巴人的形成还是土家族的形成，正像前面曾提及的那样，总不可避免地会有当地土着或其他外来民族的融入，不过这些人未能构成主体民族，影响也不大，故从略。

到了南北朝，距巴之灭亡已途七百余载。巴人作为族称，亦随之逐渐被淡忘或为僚所取代，然而为时更早的“蛮蜒”之称却依然见诸史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巴人后裔即被称做“蛮蜒”之称却依然见诸史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巴人后裔即被称做“蜒”的土家族先民尚在，说不定其儋耳古风犹存，或者是因为巴人的民族成分复杂且多变化，其中尤其多濮族，较难专指某一民族，故在需要明确哪一支系时，就不能用“巴人”这一笼统名称表示，故“蛮蜒”之名无法废除，一直沿用至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