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二、巴的疆域、军事力量及其重镇

（一）疆域

上古时期，人们的国家观念尚未形成，或较为淡薄。主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往往是村（部落）组织机构及其首领（多数部落都由其宗教领袖即巫师担任），部落之间缺乏联系，更无统一君长，因此无所谓国家与政治，也谈不上国境、边界，尤其是在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带更是如此。故所谓的疆域，只不过是个模糊的大致范围而已。

巴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能圆满回答。《华阳国志·巴志》有如下两段话，提及巴之立国及其沿革等简单情况：“《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国。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职方氏犹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贯利，迄于秦帝。汉兴，高祖籍之城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这是说巴国早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已存在，历经夏、商、周几个朝代的漫长岁月，还是“职方氏犹掌其地”仍为一国。直至秦惠王时期才为秦所灭，始改国为郡，属梁州。到了汉代，巴郡因“革梁曰益”，即梁州更名益州而随之归属益州。

虽说传说不足为证，但从考古资料看，巴之存在早在夏代，当无异议。

巴国自始至终处于战事迭起、人口屡迁、社会极不稳定的历史时期，故对巴方巴方巴方之“方”根据古无唇音的实际情况，“方”应读做“pɑnɡ”即“邦”，邦是邦国，巴邦也就是巴国。民众来说，疆域变更已属茶饭寻常事，不值得一提了。

据史料记载，巴之立国始于廪君。其最早疆域似应在今湖北省西南部的清江流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据《世本》称：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与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夷水即盐水（吴方言“盐”、“夷”音同，恐系古汉语读音）后改称“清江”。据《水经注》称：“夷水，即亻艮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王巴。”夷城据（巴西迁后的史料）考证，即今湖北恩施。根据以上记载，得知廪君为王巴所建的第一座城池当为夷城。

要称王于巴，就必须增强国力，尤其需要增强武装力量，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和防范内乱。因此，当时极为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筑关建城，特别是修造扞关（在今湖北长阳县南，另外重庆市奉节县东还有一处扞关，又称“江关”），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与强化手中权力。

巴人所设置的关隘有三。除扞关外，还有位于涪陵的阳关（在长寿县东南），《四川郡县志》第204～205页中有“延熙中，军骑邓芝以江都督治阳关于此。阳关者，巴子所置三关之一”的记载；还有一处系位于湖北秭归县的沔关。

史书认为巴源自清江流域，其实不然。前面已多次说过，廪君蛮来自鲁、豫、晋、鄂西北至陕南一带，应是西迁东夷中有崇尚白虎习俗的一个支系。

有的学者认为，巴“应在与春秋初年的邓（今河南邓县）、楚（今河南淅川西南）、申（在今河南南阳）、庸（在今湖北竹山县）等国接近，也就是在今湖北省西北部与豫、陕、川交界一带”。如果不承认巴源自西迁的东夷这一推断，那么不仅与《左传》记载相悖，而且也将无法解释巴人后裔土家族之语言、风俗与隔着川黔两省的云南彝族等相似的难解之谜。

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故武王克殷后，即封巴为子爵。巴子国的疆域，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渝、黔交界地区）。”秦灭巴后，改国为郡，委派郡县长官，将其统一在秦的版图之内。汉时的三巴，疆域远及渝、陕、鄂、湘、黔诸省、市边界地区，西达嘉陵江、涪江至泸州，北抵米仓、大巴南麓，南至贵州思南，其实际控制范围还要比这大得多。

当时巴郡被分成巴东、巴西、涪陵、宕渠四个郡。梁州改称益州，巴、汉、庸、蜀皆属益州。到了三国时期，“魏成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治汉中……”关于三巴，《华阳国志校注》第55～57页是这样说的：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征东中郎将赵韪提出从原郡中另外分设两个郡的建议。赵韪为了想将“巴”这一名称留给自己，在其致益州牧刘璋的设想方案上提出：（1）在自垫江（今合川）以北的嘉陵江、渠江流域设巴郡，任命庞羲为太守，治所就设在赵韪的驻在地安汉；（2）从江州（今江津）至临江（今忠县一带）设永宁郡；（3）朐忍（今万州地区）至鱼复（今奉节）设固陵郡。从此巴被分成三个郡。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为争回“巴”之名称，向刘璋提出了一项新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永宁郡复名为巴郡；固陵郡易名巴东；庞羲所在的巴郡则改称“巴西”。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三巴”。旋后，涪陵谢本要求刘璋改丹兴、汉发二县为郡（最初称“巴东属国”，设都尉，后为涪陵郡）。据《沈志》注释，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将涪陵县分成丹兴、汉葭（即汉发）二县，建巴东属国，设都尉，后改为涪陵郡。

所谓属国，是汉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而设置的行政辖区，相当于郡而稍低，军政长官叫属国都尉，多由当地有影响或掌实权的少数民族头领出任此职。巴东属国辖涪陵、永宁、丹兴、汉发四县，治涪陵（今彭水）。故又称“涪陵属国”。

巴郡属县本有七，它们是：江州、枳、临江、平都、垫江、乐城、常安。人口二万余户，其疆域东接朐忍，西接符县，南接涪陵，北接安汉、德阳。三巴分治后，垫江属巴西，巴郡只剩下六县。到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垫江重归巴郡管辖，始为七县。至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省去平都、乐城、常安三县，这样一来，巴郡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县的辖区了。

所谓“巴汉七郡”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胡三省注：“梁州统汉中、梓橦、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至晋惠帝时，复置宕渠郡，这一改动，“巴汉七郡”中有宕渠而无广汉。

（二）巴的军事力量

关于巴人的军事力量，分别有氐羌系巴人廪君蛮的军事实力和濮系巴人板楯蛮的军事实力这样两个方面。有关廪君蛮的军事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毋庸在此赘述，这里就专门来谈谈濮系巴人板楯蛮的军事状况。

秦人侵蜀之前，居汉水上游的几乎全是濮系巴人。他们在汉中一带有较雄厚的军事实力。强秦崛起，楚人又连年兵戎相加，巴之疆域随之收缩，约占有大巴山以南、嘉陵江以东之狭长地带。直至西汉，巴人留在汉中之苗裔仍遥居当地人口之大半。刘邦占领蜀、巴、汉中时期，为平定三秦，巴人曾为之立下汗马功劳。据《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称：“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这里的“楚”是指西楚霸王项羽势力。刘邦定三秦灭楚之役中，濮系巴人板楯蛮首领范目为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宗贝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宗贝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目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看来巴人首领在刘邦夺取政权、平定天下的出谋划策和动员巴人积极参战中，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立下了丰功伟绩。

有些学者认为人是巴境内之古老土着，早在巴人来到之前，就已在此。他们与巴人毫不相干，因人之名称古已有之，故汉时称其人口税为“钱”，以布代赋谓“布”。笔者则认为人并非土着，他们应是巴人形成之前即已从东部迁徙巴渝的濮系民族，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请参阅本书第二章土家族源于巴人中有关人的部分）。

从历史上看，巴人拥护中央政权，听从调遣，为统治阶级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史实，前有在周武王伐纣中的冲锋陷阵和应募为秦杀虎，后有协助汉高祖定三秦、灭楚。在这以后也曾多次鞠躬尽瘁驰骋沙场，竭力为统治者卖命效劳。如《华阳国志·巴志》有云：“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宗贝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殄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复入汉，牧守惶惶，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椁颙以板楯平之。”《后汉书·西羌传》称：“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春……零昌（羌酋）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椽程信率壮士与（板楯）蛮共击破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上述记载除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入汉寇广汉属国，益州刺史率板楯讨伐获胜之记载系重复外，其余几次均无重复。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濮系巴人之忠勇，确实难能可贵。然而统治阶级对他们又是如何呢？请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益州计曹椽程苞对（灵帝）曰，板楯蛮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囚虏，乃至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怒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以上是程苞面灵帝时所陈述的一番话，从字里行间透露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濮系巴人的血泪控诉。祖祖辈辈为统治阶级卖命的板楯蛮，到头来却被酷赋苦役和各种严刑所逼，不得不嫁妻卖子，甚至割喉刎颈！有的上诉州郡，可结果却置之不理，想去朝廷反映，又碍于“阙廷遥远”，因此民情无法上达。含冤茹辛的善良老百姓，只能呼天抢地以浊忿，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团结起来造反、斗争，争取生存权利！这就是巴人“反叛”的原因所在。为政者若能体察下情，为民做主，严办贪赃枉法之官，惩治坑害百姓之徒，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使家家丰衣足食，个个安居乐业，则巴人反叛难成，社会动乱自消。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桓帝之世（公元147—167年在位），板楯蛮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即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灵帝）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濮系巴人自古即以剽悍尚武、英勇善战闻名。其战争的胜负，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武器，倒不如说取决于他们的民族气概和无畏斗志。即使在国家早已沦亡的数百乃至上千载，其锐利的战斗锋芒却依然使敌人闻之丧胆。这就是巴人在军事上的一个极为突出而显着的特点。

（三）重镇自伐

纣建勋，受周室分封，被列为南方屏障之一的巴国，又肩负起镇抚周之南土的重任，因此，其主要城镇的形成，有的不仅仅是为适应经济发展之需，更多的还是出于应军政要务之急，故此类城市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卫的色彩。与中原地区的都邑重镇一样，巴国的九座首府也是不论大小座座皆为城堡，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上，配置戒备森严的勇士，构成可攻可守坚不可摧的堡垒。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等着名古城尤为突出。

据史籍记载，巴之国都屡屡迁徙。《资治通鉴》称：“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不过若从汉时巴郡被划分为巴东、巴西和巴郡三个部分，并各有其治所来看，这个问题或许就能找出原因。现试作分析如下：至于巴之国都频繁迁移一事，有些人认为缘系受外族入侵战争使然。笔者则认为战争因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民族自古就是自立为王并无统一的国家和政权。较早到达陕南的是有崇蛇习俗的板楯蛮先民，他们在伐纣之战中，孤军深入敌阵，以前歌后舞以凌殷人的离奇战术而被载入史册。势力南伸后曾因射杀白虎（夷）而得到秦王的赏识。这一支巴人此时应已奠都阆中，被称为“人”。廪君蛮到达三峡地区后，则在丰都、涪陵、重庆、合川等沿江城池建都。不过这些“国都”不见得全都是同一民族所建，也不大可能都是为了受战争影响而屡屡“迁都”，它说不定是某几个实力较强的部族土王，各自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筑城盘踞。这是由于当时巴人内部尚未形成巩固的统一实体，而是各自为政的氏族集团执政。后人不知原委，误以为巴国有好几处“国都”。为解释这种罕见现象，人们就作了各种不同的猜想和推敲，但都欠缺说服力。（载《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巴国都城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江州。下面就来说说历史上的江州情况。

江州简称巴或渝。“渝”之名称来自嘉陵江之别称“渝水”；称“巴”则是它曾为巴国（郡）首邑。江州于巴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自巴设置郡县，以江州为郡治之年代始，首邑江州其貌若何？且看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巴志》上的有关记载：“郡治江州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通过常璩的描述，可窥见江州之大略。得知当时江州尚处于未开化阶段，境内瘟疫瘴疠施虐，外来者至此多因水土不服，罹瘴患疫。又因地处丘陵，山岳连绵，沟壑纵横，干栏式民居依山而筑，上下重叠，人烟密集，故火患不断，受损严重。巴人秉性刚直豪放，勇猛淳朴，但不谙礼仪人情，动辄口角斗殴，举止欠雅。而江州以东，因承楚风熏陶，人民温文尔雅、驯良敦厚，与巴渝之民形成强烈对比。除此之外，当时江州尚有水居蜒人（或为廪君蛮支系，或为南来越系蜒人，也可能是两者已开始融合，成了难分彼此的水上居民）五百余户，于两江之滨结舫而居。每年夏季洪水猛涨，舟船损毁，其人遭灾致残、溺水致死者无计其数。

常璩对巴人的评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风”。“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意为应对敏捷）之气。”若将上述种种对照今天的重庆民风，仍不难发现其质朴习俗与一脉相承的秉性。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巴人英勇善战，无所畏惧，故有“瞎巴”绰号。早在商周时期，巴人之劲勇即闻名遐迩。《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要想了解江州的变迁，还需通过史书记载，寻觅其沿革概况。

巴及巴之首邑江州的沿革大致如下：

《太平寰宇记》称，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若从现今的江河名称来看，岷江在四川，居西，汉水在湖北，居东，它们并不平行，根本谈不上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古代江河名称写就，故不能用现今江名来“对号”。原来古时人们误以为岷江是长江水系的主干道，故将四川境内的长江称做“岷江”。汉水除了指湖北的汉水之外，嘉陵江也曾被视之为汉水的又一支流，称“西汉水”，因此这里的汉水实际上是指嘉陵江。位于长江北、嘉陵江南的地段，恰好是古代巴城。

有史记载的巴之大规模建城，应始于蜀汉时期的李严。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刘先主时“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

《蜀中名胜记》卷十七云：重庆府“治西十里佛图关，左右顾巴、岷二江，是李正平欲凿处，斧迹犹存”。

民国《巴县志》卷一云：“佛图关控巴城之咽喉，环带两江，左右凭岩，俯瞰石城如龟，而自下望之若天半然……东下鹅项岭，山皆修茸，不绝如线，汉李严欲凿此通流，使全城如岛，诸葛武侯不可乃止。”关于巴，《元和郡县图志》云：“汉江州县，属巴郡。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即蜀将李严所筑古巴城。汉水北有一城，时人谓之北府城……”上面所说的“汉水北有一城”，即今江北老城。

南北朝时期，南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以荆州之巴东、建平二郡，及益州之巴郡，梁时之涪陵四郡立巴州。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省巴州。这一变动为时甚短，故史家多略而不述。其时江州改称“垫江”。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治迁至僰溪口（今江津），属巴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为江津县，属渝州。对此，《舆地广记》称：江津“本汉江州县地，后既改江州为巴县，乃于此别置江州。西魏改曰江阳。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曰江津。唐因之”。《隋书·地理志》也有类似记载：江津“旧曰江州，西魏改江阳，置七门郡。开皇十八年郡废，县改名”。从上述记载看，当时行政区划及其名称改动频繁，且所说的时间也有前后不符之处。

巴郡始建于秦汉，历蜀汉、晋、宋、齐、梁、魏、周直至隋代开皇年间被废，前后历时近九百年之久。隋代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一度罢渝州，仍称“巴郡”。至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渝州。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梁武帝太清四年（公元550年），于巴郡置楚州；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改楚州为巴州。如果此记载无误，则此次从置楚州到改称巴州仅历时一年。又据《元和郡县图志》称：至周闵帝时（公元542—557年），巴州改称楚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再将楚州改做渝州。看来西魏大统十七年改楚州为巴州之决定，随着西魏政权仅只存续了16年的短暂时光而失效。故于隋开皇九年将楚州改为渝州时，绝不提及楚州曾有过改称巴州一事。

渝州，据《太平寰宇记》云：开皇元年，改楚州为渝州。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罢州，改为巴郡。又据《四川郡县志》第285～286页记载：“渝州南平郡《旧唐书》：隋之巴郡。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渝州，因开皇旧名。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南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更名为渝州。”根据以上各记载分析，《太平寰宇记》所记的“开皇元年”很可能是“开皇九年”之误。原因之一是开皇元年隋灭后梁，开皇三年灭陈，至九年始统一天下，定都大兴（即长安），这才着手治理国家改革旧规。在此之前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不大可能去更动郡县名称。原因之二是“九”与“元”相似，抄写印刷易产生笔误。故笔者认为“开皇九年”之说比较可靠。

定名渝州系以渝水（即嘉陵江）之“渝”字命名。

至宋，渝州又两度易名。《宋史·地理志》称：重庆府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改恭州。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以高宗潜藩，升为府。

《元史·地理志》记载：唐为渝州。宋崇宁元年，改恭州。淳熙十五年，以高宗藩邸，升重庆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立重庆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升上路，以忠、涪二州来属。二十二年，割泸、合二州来属……明代洪武中为府。清代仍为府。

以上是自巴至重庆，历时数千载的江州沿革之大要。

重庆历代疆域沿革一览：

两汉——巴郡、江州县；蜀汉、晋、（南朝）宋、齐——巴郡、江州县；梁——楚州、巴郡、垫江县；魏周——巴州、巴郡、垫江县；隋——渝州、巴郡、巴县；唐、五代——渝州、巴县·南平州、南平县；宋——重庆府、巴县；元、明、清——重庆府、巴县。

枳位于巴郡郡治江州以东四百里，即今涪陵西部。原为巴国领地，战国时曾一度为楚所占。此举却成了秦国南侵的借口。《战国策》云：“楚得枳而亡。”枳曾是巴之别都，为巴人首领廪君之先王陵墓所在地。秦置县，属巴郡，西汉、三国、晋因之。晋时为涪陵郡郡治所在。辖有今涪陵、长寿、丰都等县。直至隋代，始更名为“涪陵”。元时入涪州（今合川）。1913年恢复“涪陵”之名。秦汉时涪陵县在今重庆市彭水县。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儴、蜒之民。

有涪水（或称“涪陵水”），即今乌江。

平都原巴国别都。秦、西汉时属枳县管辖，东汉和帝时置县。故城在今丰都县。蜀汉后主延熙十七年划归临江县。

《说文》称：“，重衣也。”巴郡有江县。段注：“垫江县为嘉陵江、渠江、涪江会合之地，水如衣之重复，故曰江。”

《汉志》江，颜注引孟康曰：“音重叠之叠。”江本应该做“diejiɑnɡ”，但现今以讹传讹，误读“diɑnjiɑnɡ”，并写成“垫”字。

垫江原为巴国别都，今合川县南五里有巴子城，即巴国别都所在地。秦时已置县，西汉、东汉、蜀汉、晋均因之。原属巴郡，汉献帝兴平元年刘璋分三巴后，归属巴郡。建安六年，巴郡易名巴西、县亦随之归属巴西。至蜀汉刘禅建兴十五年，又划归巴郡，晋代因之。汉、晋时垫江故城在今合川县治所。辖有合川、铜梁二县地以及潼南、大足、武胜三县之一部。垫江于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改名“石镜县”。南朝时曾为东宕渠郡治所。宋代改名“石照县”，明代划归合州，直至1913年才改称“合川县”。今垫江县地汉时为临江县，西魏时置垫江县。

县东北十里处有素负“撑半壁河山”美誉之钓鱼城，城址在钓鱼山顶端，系南宋四川主帅余玠所建。山高约300多米，周围20多平方公里，山顶平坦，可俯视自东北方滔滔流入之嘉陵江，另有渠江、涪江分别来自东北、西南两个方向，钓鱼城即位于此三江汇合处，三江汇合后又径自流向东南，形成北、西、南三面环水之势，为得天独厚之战略要地。钓鱼城又经合川前后任知州王之坚、张珏等人大力修筑、加固，建成周长6.5公里，高7～10米之易守难攻城墙，城中又凿有90多口井，水池两处，以及校场等附属建筑多处，总面积达380多万平方米，可供10多万军民长期驻守。在南宋抗元战役中，坚持抗敌长达36年，迫使威震欧亚、所向披靡的蒙古军，不得已改变其所擅长之平原作战方式，采取迂回包抄战略，对四川实行南北两路同时夹击。然而以钓鱼城为中流砥柱之山城防守战，仍毫不松懈长期坚持。直到公元1279年农历正月（亦即南宋王朝最后一支力量覆灭于海上之前一个月），因守将王立叛降，钓鱼城才告陷落，沦于敌手。明代建树牌坊一座，上书“独钓中原”四个大字。另有祭祀余玠、王之坚、张珏等人的忠义祠一所，该祠于清光绪年间重修。门柱上刻有对联一副，上联曰：“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下联曰：“把盏而绕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竞不国王立二心”。据史料记载，公元1259年，钓鱼城军民重创大汗蒙哥于城下，致使蒙哥因伤势过重，死于重庆北碚之北温泉。

垫江（今合川）古代曾为濮人聚居地，至今合川尚保留着濮湖、濮湖乡、濮湖村等地名、遗址。《郡国志》上有“楚襄王封废子于濮江，号铜梁侯”之句，这个濮江是合川至北碚之间嘉陵江的旧称。合川旧志等籍称北崖在州北五里，或称“濮崖”。（参见本章“重镇”之开始部分）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证实：垫江曾是濮人的主要都邑。

鱼复春秋时为庸国鱼邑。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师代庸，裨、鱼人逐楚师。”杜预注：“裨、、鱼，庸三邑。鱼，鱼复县。”

大致在秦代，即已设鱼复县治，西汉为县，隶属于巴郡。蜀汉刘璋时改属巴东郡，蜀、晋因循。西魏时称“人复”，唐贞观年间改做“奉节”。南北朝、隋、唐，先后为巴州、信州、夔州治所。

鱼复故城在今奉节县东之白帝城，为当时郡守所在。原来白帝城东北二里，古时曾建有赤甲城，在赤甲山上。《后汉书·张堪传》李贤注、《旧唐书·地理》等古籍均称县治在赤甲城（即西汉鱼复故城），至公孙述筑白帝城后，方始将治所迁至白帝城。

公孙述（公元？—36年）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子阳。新莽时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称帝，号成家（意为起义于成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为汉军所破，被杀。

据称，公孙述自谓得金德，尚白，故自号白帝，城亦以白帝城命之。据《元和志》载：“初，公孙殿前有井，白龙出焉，因号白帝城。”“白帝城周围七里，西南二面因江为池，东临氵襄溪（今草堂河），唯北面一小差逶迤，羊肠数转，然后得上。”章武二年改名永安，成熙初，恢复鱼复之名。但《沈志》却记载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改永安为鱼复。

白帝城形势险要，三国时蜀汉以此为防吴之重镇。刘备败于东吴后，即退到此城。城西有永安宫，即刘备临终托孤之处。

宋以前，县治皆在白帝城，至宋真宗时，始迁至现今奉节县治。

鱼复设置有橘官，唐代夔州柑橘被列为贡品。

传说鱼复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

左思《蜀都赋》称：“潜龙蟠（盘）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刘逵注：“巴东有泽水，人谓有神龙，不可鸣鼓。鸣鼓其傍，即便雨矣。”

又据《水经注·江水》记载：“广溪峡（即瞿塘峡）……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究竟若何，尚未证实，然“鸣鼓而兴雨”则有可能。川南兴文县僰王山半山腰处，有一高约30米的唤雨岩，据说人只需对着此岩壁连续高呼三声，岩壁上的泉珠就会倾注如瀑，扬面而来的“雨”透凉冰沁，故有“唤雨岩”之称。估计这些现象是由于空气受震促使雾珠凝聚而落下的缘故，似与炮击云层造成人工降雨是同一个道理。

上述“鸣鼓其傍，即便雨矣”、“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的说法，若与后面“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中“自然崇拜”之“雨神、龙神、水神”部分所介绍的日本民间“求雨”做法，“在钟鼓声中祈雨”和“将千枝树枝堆上山顶点火焚烧”、“杀死动物投入涵中以污秽池水”等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相似却又有变化的表现，证实土家文化、倭文化均源自东夷文化（参阅后文“雨神、龙神、水神”部分）。

白盐崖即白盐山，山在奉节东南十七里之长江南岸，其对岸为赤甲山。“赤甲白盐天下雄”即指此。《水经注·江水》将白盐崖说成是江北岸，恐误。

朐忍一作“朐月忍”，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刘璋时属巴东郡，蜀、晋因循。《说文》朐，段注：“汉巴郡有朐忍县，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名。朐忍虫即丘蚓，今俗云曲虫亶也。汉碑、古书皆作朐忍，无异。不知何时朐伪月旬，忍伪月忍。”某些学者认为“朐忍”系巴语。“忍”读做（nin），“ɡunin”与蚯蚓的读音接近，似应是汉语蚯蚓之古代读音，但也不排除“蚯蚓”是巴语的音译之说，故蚯蚓也有可能是汉语中之外来语。

《后汉书·吴江传》李贤注称：朐忍“故城今夔州云安县（现今之云阳县）西万户故城是也”。

［宋］李焘《朐忍记》：

“闰月一日泊舟云安之西三十里万户驿下横石滩上，土人云今驿之左右朐忍故地也。”

万户驿即今云阳县西之黄泥溪。汉时朐忍辖有云阳、开县及万县之一部乃至湖北利川县境。

朐忍有水道通东阳滩、下瞿滩，山有大小石城。

东阳滩在云阳县城东，汤溪河口下游。因江上有破石，故通常称做“破石滩”。

咸丰《云阳县志》所述之县东三十里有东洋滩，即是此滩。下瞿滩，据《水经注·江水》称：“江水又东，右迳朐忍故城南。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即下瞿滩也。又谓之博望滩。”《舆地纪胜》称：“下瞿滩在云安县（今云阳）东五里，以瞿村为名。”所谓大小石城即大石城山、小石城山。据《四川通志》所载：“石城山在云阳东二里，即大石城山。”《纪要》卷六九称：“天城山在万县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滩西北一径可登，又名天生城。常璩所云小石城也。”朐忍有大姓扶、先、徐氏，汉时有扶徐，即所谓“头白虎夷”。

《隋书》称：“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种落号白虎蛮（虎原做兽，唐人避讳改做虎），世为渠帅。”黄土位于今陕西省旬阳县东，该地古时有巴人。

《隋书·地理志》载，扶氏系汉初自巴郡迁来者。扶猛之族应是朐忍扶氏分支。朐忍扶氏着称于古籍者，尚有汉初扶嘉（汉高祖定三秦的据《风俗通》等称，应是阆中人范目。扶嘉，范目是否同一人，有待考证），曾劝刘邦定三秦，刘邦嘉其志，在扶翼，赐姓扶氏，为廷尉，食邑朐忍县。

咸丰《云阳县志》：“今惟（唯）有扶氏一族居治南岸，为秦汉时之遗民。”阆中原巴国别都，秦时置县。阆中之名寓意于地处阆水（即嘉陵江）包围之中。据《元和志》载，“阆水迂曲经县三面，县居其中，以此得名”。阆中是巴西郡郡治所在地，辖有阆中、苍溪、仪陇三县以及剑阁、盐亭二县部分地域。建安二年，刘璋改巴郡为巴西，并将郡治迁此。

阆中三面环水，还有彭池大泽，自古水资源充沛，物产丰富，出产有稻、小麦、甘薯、蚕茧、油桐，远近驰名的“保宁醋”即产于此，此外尚有名产半夏曲等。

据《汉志·阆中县》记载，“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所谓彭池大泽即其合称。汉以来设堰贮水，引池水灌溉田地，至唐犹存。民国《阆中县志》称：彭道将池在县南十五里，即今七里坝。该坝为四周群山环绕，横涸七里。至唐朝末，堰坏未修，池水流失，池底干涸成平坝。

县有灵台山，据《太平御览》引用《十道记》所载：“灵台山，在县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汉张道陵升真之所。”《太平寰宇记》卷八六称：“灵台山一名天柱山，在苍溪县东南三十五里，高四百丈，上方百里，有亘池，宜五谷，又称云台山。”

阆中自古即为人（即濮系巴人、板楯蛮）聚居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晋书·乐志》：“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汉书·礼乐志》：“巴渝之人，刚勇好斗，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以上这些记载，都一再证实阆中确系板楯蛮故里，也是着名的《巴渝舞》的创始地。

宕渠宕渠郡治所在地。古为国，筑有城、卢城，位于今渠县东北约八十里。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记载：“建安二十一年，先主置固陵郡。又以巴西郡所管宣汉、宕渠二县置宕渠郡。寻省。后立延熙中，又置，寻又省。晋惠帝又置。”《晋志》称：“惠帝复分巴西，置宕渠郡，绕宕渠、汉昌、宣汉三县，并以新城、魏兴、上庸合四郡以属梁州。”李特起义后，宕渠归属李氏，因而一度废郡。至李雄时，又重置宕渠郡。城为巴国时代人所建。据《元和志》称：“故城在流江县（今渠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记载：“古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国都也。”其故址在今渠县城约八十里，多汉代文物。

卢城是人中的卢姓氏族人所筑。板楯蛮七姓中只有罗姓无卢姓，在《风俗通》中则称做“卢氏”。

宕渠秦时已置县，西汉、蜀、晋因之。《后汉书·吴江传》李贤注：“宕渠，山名，因以名县，故城在今流江县东北，俗名车骑城。”原来东汉时车骑将军冯绲曾增修该城，故有车骑城之名。

西汉时宕渠县辖地大致包括现今达县地区及营山、广安、城口等县地。和帝时又分置汉昌、宣汉二县，宕渠县辖有今渠县、营山、广安、邻水、大竹等县地。

据文献记载，宕渠有铁矿，古时设有铁官负责管理。《元和志》、《方舆纪要》等进一步指出，邻水县东、西山均产铁。该地区至今仍为四川重要铁矿产地，宣汉、南江等县储量也十分可观。

宕渠除产铁外，还出产一种叫“石蜜”的野蜂蜜。《本草纲目》：“《别录》曰：石蜜生武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诸山石间，色白如膏者良。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少酸。”唐代巴州（今巴中县）石蜜被指定为贡品。据称涪州也产此物。

关于国古时有长人一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十八年，《集解》引徐广曰：“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六尺。”《蛮书》卷十记载：“按《秦纪》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一夫两妻，号曰左右也。”古籍常有夸大事实或故意增添神秘色彩的记载，如《广韵》称：“侥，僬侥，国名，人长一尺五寸，一云三尺。”上述人长二十五丈及一尺五的说法，其可信程度几近于零。但不能就此认为古籍所载全是子虚乌有，不足为信，其实只要抽去其夸大或神话化了的部分，仍有不少可资参考的有用信息。笔者认为巴郡出大人且一夫两妻应是古代濮系民族标志之一。濮人或濮系巴人身材高大，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濮人通常生女多于生男，古籍上也屡见不鲜，如《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对倭人先民习俗描述中，就有男少女多，故地位较高者动辄四五个妻子，其他则或两或三的记载。《唐书·南蛮下》也有“南平僚……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的记载。

倭人主要族源之一是东夷中的濮人。他们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山东沿海东渡日本的。南平僚无疑属于濮僚或曰濮系巴人，是川东、川北一带的濮僚后裔。濮越本是同族，同属南亚人种，其语言习俗也大致相同。濮越系人的生理特征之一，就是生女多于生男。这种情况也多见于上一二代浙江、福建和两广人的家庭中。

上述这些为阆中、宕渠一带人确系濮系巴人之说提供了人类体质学上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