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六、巴人形象及其生活习俗

（一）巴人形象

巴人是个什么样的长相和打扮呢？他们怎样生活？这恐怕是人们特别是生活在巴渝大地上的人们所迫切希望知道而又无法得知的难题。近年来，重庆市的几处城市雕塑中，偶尔出现了一些制作者们所构想出来的“巴人形象”，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巴人形象也随之远播四方并深入人心，先入为主地留在目击者的记忆之中。这些作品确实耗尽了雕塑家们不少心血和精力。他们热情地讴歌先民们艰苦卓绝的英勇气概与惊人毅力，弘扬了中华民族先民们的不朽业绩，激励着人们去学习、继承并发扬先辈们知难而进、顽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不过，要是有人真的以为巴人就跟塑像所显示的一模一样，那就错了。那么，巴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巴人形象吧。

前面曾不止一次谈到巴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以濮系、氐羌系先民为主体，包含着好几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巴人应是以地域名称来称呼当时的巴地居民，而不是真正的族称。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融合、分化、更替等诸多因素的不断影响，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打扮也在时刻变化层出不穷，故巴人形象绝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又由于有关巴人形象的描述，极少见诸史籍，可供参考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加之各人对古籍所载内容的理解角度或程度不同，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巴人形象的构思，造成形象单一甚至失真等现象。

从时间上看，估计截至西汉，巴人大致仍有濮系巴人（板楯蛮）与氐羌系巴人（廪君蛮）之别，他们的体质、相貌、服饰乃至屋宇等的差别，依然十分明显。在此以后，巴蜀境内的巴人逐渐融入僚人，并最后同化于汉族；返回其原居住地的湘鄂西一带的巴人，多为廪君蛮（后称“蛮蜒”），到了渝东南的，则主要是板楯蛮，因地处武陵山区，故构成了武陵蛮的一部分；去了鄂东地区的，则是以濮系民族为主的板楯蛮后裔即江夏蛮（后称“五水蛮”）。然而此时两种巴人之间的民族融合，已基本形成，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笔者认为，濮系巴人在体质形态上有身材高大、凿齿、头颅人为改形等特征。因属南亚人种，故面色黝黑且棱角分明凹凸显着，额部略低，深目浓眉，鼻稍短，鼻根低，鼻翼宽，嘴稍外突等特点，多数巴人都有黥面文身和儋耳甚至穿鼻等习俗，有的则兴往脸上身上涂抹红粉（见附录一的有关部分），濮系巴人发型多为椎髻；氐羌系巴人则把辫子梳成左右各一，形似短角的“头”发式，人称“头虎子”。到了后期，一般都用蓝、黑、白长布条缠头。

早期濮系巴人不分性别，上衣均为贯头衣。所谓贯头衣，即在一整幅窄麻布的中央开个口，穿时头从开口处伸出的古代越、濮系先民的服装（印第安人套在头上穿的披肩“查曼多”很可能就是由它发展而成的，它进一步为印第安人祖先源自东亚之说提供了又一实物证据）。稍后，夏穿短袖对襟短衫，其他季节则穿长袍。氐羌系巴人男性都穿大裤裆肥裤脚管的长裤（或短裤）。濮系巴人有的穿一种自膝部以下为麻布裹腿与麻编袜式鞋相连的下装；不穿袜式鞋的则脚蹬濮鞋。妇女到后期上身穿紧身短衣，下穿筒裙。男女均跣足或穿木屐。穿短裤者，多在小腿部打绑腿或用布裹小腿。到了最后，则与僚人打扮融合为一，难分彼此了。

下面让我们顺便谈谈使殷人“前徒倒戈”的名留青史的巴人勇士板楯蛮的形象。

板楯，即木板制盾牌。板楯蛮就是善于右手握矛，左手持盾进行作战的民族。这种独特的戎装，既能成其为族称，就足以证实板楯在当时是很具特色的。那么，板楯蛮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据《文物考古研究》（第195、202～203页）介绍：人及其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有着“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性劲勇、兵器以银为饰，虎皮衣楯便驽射等习性。杨湾汉墓兵马俑坑，不仅出土有I型形象特征的俑，而且出了不少盾牌，形似芭蕉，似为多块拼合而成，上有裂齿等彩绘纹饰，这虽不敢肯定是虎皮衣楯，但至少应是木板拼合而成的板楯的象征。”

关于“虎皮衣楯”，笔者认为它恐怕不是盾牌的名称或饰有虎皮的盾，根据“虎皮衣楯便驽射”的含义，这个“衣”说不定应做动词解，即“包、裹、放进”的意思。换句话说，它很可能是把楯装进虎皮（或类似虎皮的代用品）缝制成的袋子之类的包装物内，这样就可以背在背上便于腾出手来“驽射”，这就是“虎皮衣楯便驽射”的真正含义。

这些称做“刺兵”的兵俑，个个“头顶挽束椎髻，且用幅巾结缚”。他们“右手执戟、矛等长兵器，上端靠于肩部，左手持盾，两眼直视前方，呈待命状”。这些板楯蛮勇士被归入“I型”兵俑，下面且看关于这些兵俑的详细描述：“I型：见于步兵俑中。通高一般为45～46厘米。头小而长，头颅盖宽小于两颧骨间的宽度。前额窄而饱满，略向后斜。呈三角脸形。眉骨突出，眉弓两侧上斜。颧骨大而突。上、下颌均较显着，额隆凸较突。嘴尖而微翘，唇较厚，下唇略外翻。吻部前突。眼眶大而微陷，眼角微上斜。鼻较长，鼻头呈小三角圆锥状。蓄长发。发自前额中部分岔，向额的左、右两侧梳理，然后与脑后部向上的发汇集于脑的顶后部挽十字交叉式的椎髻，并用幅巾缚束，幅巾的两端部覆于髻的两侧。”通过如此这般的描述，使我们有幸得知汉时巴人之真容，不必再担心会被似是而非的巴人造像迷惑了。

（二）巴人生活习俗

前面已经讲过巴人的服饰打扮，现在该轮到巴人的食和住了。

巴人饮食情况，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无从知晓。若一定要说，那顶多只能说个大概情况。

从史料得知，巴人先民多傍水而居，善于驾舟捕鱼捉虾，又谙水稻种植，故居住在沿岸平坝地区的巴人，尤其是濮系巴人，稻米、水产是他们日常的主要食物。居住在山区或高寒地带的多为氐羌系巴人，则以黍、粟、麦、豆类为主食。薯类、玉米更是遍地皆种的常见口粮。除蔬菜外，肉食方面最多见的自然是猪肉，牛、羊、鸡、鸭等也不缺乏。山区居民擅长狩猎，故不愁没有鸟兽野味解馋。巴人嗜食酸、辣、甜味，芥末、胡椒、花椒等当然也是必不可少之物。风味食品则有酱、魔芋、豆办（瓣）、豆豉、糍粑之类。茶、酒也是巴人不可或缺的嗜好品，这在前面已经提及，不再在此重复。

巴人的居住情况，大致是最先住洞穴，如廪君住赤穴，其余四姓之子住黑穴。稍后则有半地穴式住房（多见于大溪文化遗址），它与陕南半坡遗址的住房以及日本古时绳文人的“竖穴住居”大致相近。这种房屋冬暖夏凉，用料较少，建造也比较容易，只是在潮湿多雨或地势偏低之处往往因湿度太大或易遭水淹而无法居住。数量最多，流传时间最长的是干栏式住房，即通常所说的“吊脚楼”。这种住房是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农村中常见的简易住房，也是至今仍普遍见于东南亚各国的旧式民居。干栏本是越、濮系先民的传统住房式样，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上就有遗存，其起源则应更早。日本于弥生时代由于东夷人渡扶桑而出现成批干栏式建筑，日语称“高床住居”（“床”即“地板”）。此类房屋是人们从鸟类筑巢而得到启发，经过巢居树上，后改进为离开高树，另在地面上埋桩建屋，即所谓的“千脚（柱）落地”，又逐渐演变为九柱乃至四柱，最后成了吊脚楼式房屋，一直沿用至今。

有巢氏教民建屋传说，虽然不见得真有其人，但先民们曾构屋树上以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魏书·僚传》记载：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

《太平寰宇记·渝州风俗》云：“今渝之山谷有狼柔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狼柔乡人，居高树上……”（周书）《剑南道·贺州风俗》云：“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旧唐书·南蛮传》五二七七页云：“南平僚者……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曰干栏。”《太平寰宇记·昌州风俗》云：“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箐，悬虚构屋，号阁阑。”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窥见干栏（一作“阁阑”）“依树积木，人居其上”、“构屋高树……居高树上”都明确地指出这是筑巢树上以居的方式。后来虽不再“依树积木”，但仍“悬虚构屋，登梯而上”，并形成习俗。

一般穴居多见于北方，而巢居则为南方独有。即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不过事实上并不尽然，古代巴渝大地就曾有过巢、穴并存现象，而且其“穴”还包括洞穴，即居住山洞。同样，台湾的高山族也有类似情况，如翦伯赞先生撰写的《台湾番族考》中，就有淡水所属诸社的高山族，直至近代仍因地方潮湿，皆巢居树上，其余则皆系穴居的记载。以上是巴人的住。最后再说说巴人的行。

诗仙李白曾叹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峻岭重叠，深壑纵横的巴渝大地，出门人确实吃尽了行路难之苦。然而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巴人，面对着连猿猴也难攀缘的悬崖峭壁，硬是一锤一锤地劈山开岭，在坚固的山岩上凿出条条栈道，沟通了巴渝和外界的联系。

在地形复杂、水流湍急的江河沟渠上，船工们娴熟地驾驶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木船，往来穿梭其间，既方便了行人，也发展了经济。巴人从制造笨拙的独木舟开始，发展到川江上常见的木船——舵笼子，直到建造大型船只，展现了航运业的发展轨迹。在以滩多水急着称的乌江河上，巴人及其后裔们因地制宜创制出一种尾部高高翘起的黑色木船——“歪屁股”，又称“歪尾船、歪沟子船”，正式名称是厚板船、半头船。其特征是船体窄，尾部斜翘，船篷上架板桥、长挠，无舵、无帆。长约7～8米，大的可达10多米。那居高临下地站在船尾上掌握着航向的老驾长（舵手），目光炯炯凝视着条条流经沟壑奔腾而来的急流、旋涡，监控着每一处有翻船丧生之虞的险滩，坚定地扳着舵，勇敢镇定地闯过道道险关，给人们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这种木船，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航行在涪陵至龚滩间的曲折航道上。

据说早在清末年间，乌江已经通航。只是当时船只只能至羊角碛，羊角碛往上须越过“五里长滩”，换乘木船才能继续航行。因此航线是分成涪陵至羊角、羊角至龚滩这样两段水路航行的。直至1923年才开始允许携带少量货物通过羊角碛长滩。1953年7月，木造汽船经6天航行，试航涪陵—龚滩获得成功。天堑乌江终于被人们征服了。

川江木船逆水航行时，须有纤夫拉纤才能通过险滩急流。说到纤夫，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纤夫》和那曲调低沉、悲壮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其实，川江拉纤之艰险，远远超过其他河道，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纤绳断裂、纤夫失足落崖、船只失控导致撞船，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受损等事故。然而千百年来，航行于各条河道上的巴渝船工和纤夫们，仍一如既往，前仆后继从不退缩，他们勇于搏击险滩恶流，开创未来，换得了巴渝大地的物产富庶、经济繁荣与人民生活安定的太平盛世。

往来于崇山峻岭的巴人及其后裔们，同样未被路难行吓倒，他们凭着天生的灵便手脚、矫健的身躯，背着背架（后来则改用背兜），像猿猴似的穿梭在陡峭山梁深邃峡谷之间。远道长途运输，还要准备一根（一头安着两尺来长、半尺左右宽木板的）木棒——打杵，用以支撑背架，并把它当做独脚凳，用于临时歇脚。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笔者曾在武隆县江口镇，亲眼目睹过来自贵州道真、务川两县的僚人后裔的仡佬族脚力。他们头裹黑色包头布，身穿褴褛不堪的黑色上下短衣，打着裹腿，脚穿草鞋，背着沉重的背，行进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上，搬运粮食、食盐或日用品。他们个个体魄强壮有力，脸膛黑里透红，性格粗犷，面带几分威严，使人望而生畏。这是艰苦生活磨炼的结果，是少数民族长期受压的最好说明。他们到饭馆吃饭，一般只买白饭，即拌上一汤匙辣椒面，放些盐，连汤也不喝就可以吃四五大碗饭。运货时，他们一行六七人，一言不发地低头赶路。休息时，就把随身带着的木棒（即“打杵”，参见“土家文化”的“行”部分）垫在背底部，半垫半坐地边倚靠边歇息。这时，先由领头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面对着群山，拖着长长的尾音，“啊——”的一声高喊起来，声音刚落，第二个也跟着喊了起来，就这样依次喊下去，做法确实使人感到新鲜。据说是为了解除疲劳，恢复体力。这大概就是古时僚人遗风的再现吧。

在谈完巴人形象和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一些情况之后，还需要对他们的文化活动如语言文字特别是他们歌舞等方面的情况作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