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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源流及其文化》 作者:应骥

第四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土家文化 一、土家族的衣、食、住、行

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好还是先从其衣、食、住、行等表面现象着手,然后再谈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采取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即“层层剥皮”方式进行探讨较为好些。下面就先来谈谈土家族人的衣着打扮以及某些较有特色的织物、绣品。

据资料介绍,土家族男子的服饰为上身穿对襟或传统式琵琶襟短衣,纽扣较多,肩背、门襟、袖口等处多镶有间色宽布条,其肩背、上门襟等处还镶有如意形间色布条。下穿白色裤腰叫做“扎扎裤”的宽大长裤,裤脚短且宽,镶有布条一道。头部则多以一丈五尺长的青布或白布缠头,头帕包成“人”字形。

妇女传统服装为无领或矮领左襟大褂,袖短而宽大,领口、衣襟和袖口镶有两三道彩色宽布或花边。花边在腰部和裙面上组成如意形图案。胸襟为彩色勾花。下穿八幅罗裙。衣、裙上常绣有古朴的如意花边。但也有不少女性爱穿宽大长裤,裤脚处饰以宽花边。脚穿绣花鞋。头发挽髻或盘辫,用布缠头或戴帽。未婚者头包“人”字形;已婚者梳发髻,扎银首饰,包“锅螺圈”。喜戴耳环、项圈、手圈、脚圈等银饰物。

土家族衣料多系自织的青色、蓝色土布或麻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溪布”、“峒布”。不过年轻人多数已改穿现代服装,只有老年人或边远山区居民仍穿传统服装。

姑娘出嫁前,由母亲(或姑娘自己)亲手精制刺绣品四方帕,作为定情物。这种四方帕针脚细密,图案色彩艳丽、做工极其精致,实际上它是一件人见人爱的工艺品。鄂西巴东县一带则兴制作布鞋、花袜底赠送男方,这些鞋、袜除表示女方的深情厚谊外,还是显示自己针线技艺的机会,有“男儿田边、女儿鞋边”之说。

土家族用的背包——筒帕,系用自制花布缝制而成,构思新奇,式样别致,色彩鲜艳、典雅脱俗,是一件颇具现代艺术韵味的艺术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土家族独具民族特色的织锦西朗卡普(或作“西兰卡普”、“斯郎卡铺”等)。织锦色泽美观大方,风格质朴,典雅脱俗,光是图案花色,就多达三百余种,其图案构思和色彩搭配颇具匠心,系借鉴鲜花、羽毛、晚霞、彩虹的形象、色谱,精心设计绘制。织锦可制作被面、壁挂、桌布、围兜等多种用品。其被面系用三块织锦拼接而成,每块的两端是花边,恰好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西朗卡普是以锦纱为经线,各种彩色的粗丝、棉、毛绒线为纬线,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以手工挑织而成。是一种驰名中外、精美绝伦的名贵传统工艺美术品。

西朗卡普与摆手舞,被人们誉为“土家族人的艺术之花”,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谈完了穿着打扮和编织、刺绣,下一步要谈的应该是饮食方面的情况。

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地区是几个民族杂居的地方,除土家族外,还有苗、汉、白等民族,历史上还曾有过僚人(即仡佬族先民)。也就是说,其基本民族除汉族之外,还有氐羌系、濮系、苗瑶系民族。由于几个民族长期杂居,朝夕相处,在衣、食、住、行以及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宗教信仰上,出现相互借鉴、融合,彼此渗透的,个性、共性并存的局面,完全是情理中事。因此如果不结合历史发展、民族源流而仅仅只凭某个民族的某种习俗现象,去分析推测它到底是哪个民族的固有习俗,那么,有的固然泾渭分明,一看便知,但有的则含糊不清,很难判断了。还有一些出现得较晚的习俗,分明是几个民族杂居以后共同形成的,那就更无法把它说成是某一民族的习俗。比如,乌江河流域盛产玉米(当地叫“包谷”),因此居住在这一带的各个民族都有吃金银饭(即把玉米碾碎成小颗粒,混入大米一起蒸煮的饭)的习惯,他们最爱吃的美食是烟熏腊肉,有时还采摘一些“则耳根”(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或山坡上的野生植物),拌上酱油、油辣椒等,当做美味佳肴。这些吃法很可能是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几个民族,经过“互通有无”的习俗交融后形成的,因此不能把它看做是某一个民族固有的饮食文化。

不过,笔者认为烟熏腊肉的制作,很可能源自氐羌系民族。下面先来说说烟熏腊肉的制做法。

据1999年10月8日《重庆晚报》刊登的《土家族腌制腊肉》一文介绍,其制做法大体上是先在鲜肉上撒盐,每一百斤肉约需盐十斤左右,才能防止肉变味。待盐充分浸入肉内,再将这些已切成大块的肉,晾在通风处使之干燥,时间约需一个月。然后再把它挂在火炕上或炉灶上方,用火烧烤烟熏,使肉皮变黑变硬,才算完成。

有客来时,按需要量割下一块,放在锅里先浸泡几分钟,然后切成小块,下锅即成。有的还把发过酵的黄豆和上辣椒面,做成豆豉,把辣椒面渗进糯米面里,供做炒腊肉时的作料。这种炒腊肉色、香、味俱佳,曾受到成都美食家们的赞扬。

烟熏腊肉在重庆街头也是屡见不鲜的食品。不少家庭在腊月下旬开始自己熏制腊肉,此时的菜市场常常能看到卖柏枝的贩子,这柏枝就是熏制腊肉时所用的燃料。从临近除夕的一周之前起,重庆的许多居民点里,都能碰见一两处烟熏腊肉的现场,在用硬纸壳扎成(有的上面再蒙上破麻袋等)的罩子里,放着待熏制的腊肉。它的下面是炉子,人们不断地往炉口里塞柏枝,缕缕青烟从罩子缝隙处不断往外冒,污染空气,常常熏得周围的人受不了。

以燃烧松柏枝,使之产生烟雾,作为驱邪祛秽和祭祀鬼神的宗教信仰习俗,常见于氐羌系各民族。这种习俗在纳西、傈僳等民族中更是多见。人们大概是从祭祀后的烧烤肉中,品尝到一种带有烟味的肉食,觉得味道不错,于是就有了烟熏腊肉这道菜。因此,烟熏腊肉是氐羌系民族的土家族先民创制的食品之说,大致上是可信的。

除大米、玉米之外,荞麦也是土家族的主食之一。跟西南地区的汉族一样,土家族人也喜食酸菜、辣椒。土家族(也包括在同一地区的苗、汉等民族)的又一传统食品是糍粑(糯米蒸熟后,趁热捣烂成泥,做成饼状的食品),除节日或平时食用或用于祭祀之外,它也是待客或送礼时的上品。土家族吃糍粑,先要把糍粑烤黄,然后夹上酸菜(一种腌制的咸菜)、辣椒(当地叫“海椒”),或者是腊肉、蜂蜜等。据说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土家族农家,以糍粑待客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热忱。当主人把已烤得两面发黄的糍粑,送到你手中时,你若又是吹又是拍地弄去糍粑上的炉灰,然后再吃的话,那么你只能吃这一个糍粑,主人再也不会把烤得喷香的糍粑送给你吃了,因为主人家会以为你瞧不起人,对主人不尊重。如果你不在意糍粑上的灰,拿起来就吃时,那么主人就会一把抢下你还未来得及塞进嘴巴的糍粑,热情地为你拍打干净,蘸上蜂蜜(或糖),送到你面前,而且会接二连三地把拍打干净的糍粑,蘸上蜂蜜请你再吃。

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苗以及汉族人民,除了主食米饭之外,还经常以各种粑粑当副食品。所谓粑粑,就是将粮食或磨成面的粮食蒸熟后捣烂并制作成饼状或各种块状的食品。粑粑除了糍粑之外,还有粽粑(即粽子)、泡粑、荞粑、麦粑、艾粑、猪儿粑、高粱粑、包谷粑、红苕(即白薯)粑、油炸粑……真是品种繁多、不胜枚举。

关于粑粑的形状、制作及其用途等情况,2000年2月11日《重庆晚报》刊登的陈天旺《武陵山区的“粑粑”》一文,介绍得比较全面。该文称:土家、苗族人做“粑粑”是很有特色和讲究的。首先体现在包装上。有用粽粑叶包的,也有用芭蕉叶包的,还有用桐子叶包的,当然也有些粑用不着什么包。其次是在花色品种上。仅糯米就可以拿来包粽粑、打糍粑,粽粑又有羊角粽、团团粽之分;包谷……可以磨浆烙“黄蜡饼”;大米除推浆子蒸泡粑,还可以炸油炸粑、酥粑粑。蒸泡粑需用专门的二寸大小的粑圈,一个一个摆在蒸笼上,将米浆舀在粑圈里,蒸出的粑就是很规则的圆形了。走人户送人,打发小孩时还要在粑上盖花。油炸粑里包一些菜馅,用圆桶形小匙舀上一匙放到菜油里炸,叫“油炸果”。推酥浆子要和些黄豆面在里面,这样炸出来的酥粑粑才泡、才绵,下锅时放茴香、韭菜等调料,是农村节庆等时办宴席的主要菜;高粱粑里则要和一些饭豆。再从蕴涵意义上看,如粽粑不仅在端午节吃,平时来了贵客或遇到重要节日喜庆,也不乏包粽粑的,这是表示隆重待承、庆贺之意。

跟糍粑一样,炒米也是武陵山区几个民族都喜爱和都会做的食品。土家族做炒米,似乎更为讲究。做法是先要精选糯米,以颗粒较长者为上。蒸煮后,用红色、绿色食用染料将一部分糯米饭染色,再进行晾干,使炒米显得“丰富多彩”。晾晒时,要将饭团搓成颗粒状,这就是所谓的阴米。在炒之前,先要把阴米放进被子里“发汗”,然后在沙子里滴上几滴桐油,待沙子炒得发烫时,加入阴米,把它埋在沙里使之膨胀,然后再用筛子筛去细沙,剩在筛子里的就是香脆可口的炒米了。炒米可以干吃,但一般多用醪糟(即酒酿)水泡炒米,或在炒米里冲油茶汤,甚至加上白糖,冲以沸水,也是香甜可口的小吃。过去重庆街头叫卖的炒米糖开水就是这种食品。

油茶汤也同样是西南地区各民族爱吃的食品。土家族人爱吃油茶汤,也善于做油茶汤。他们做的油茶汤很有独特风味,是招待客人的美味小吃。油茶汤对于土家人的作用,可谓非同小可,办红白喜事时,一朝一夕都离不了它:姑娘出嫁临走时要以油茶汤献祖、敬双亲:到了婆家,新人双双要向亲朋好友奉献油茶汤表示孝敬和礼貌。在渝东南酉水河一带,流传着油茶歌,歌词唱道:“土家男女爱唱歌,只因烧了油茶喝,吃了油茶提起劲,嗓音洒满酉水河。”

据说从前土家族人因为要与来犯之敌作战,就有意提前一天过年,好在除夕那天痛痛快快地吃它个碗底朝天,趁当天晚上敌人还在熟睡之机,攻了进去一举全歼获得胜利。到了大年初一早上,因为吃的东西全都在除夕那天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些茶叶、蒜苗和一点点茶油,于是将就用油把茶叶、蒜苗炸焦,再加些水煮开,每人喝上一碗就出发清剿残敌,打扫战场去了。尽管整整累了一天,可大家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这才发现原来油茶具有解渴、提神、消愁、解闷之神奇功效。

渝东南黔江地区土家族的油茶汤是以茶叶、阴米、包谷泡、炒黄豆、豆腐干、花生米、芝麻等作为主料,以腊肉、姜、蒜、葱、盐、花椒、辣椒等为辅料,先用茶油把这些炸焦,然后加水煮沸即成。湘西北一带土家族的油茶汤,在做法上稍有出入,他们是这样做的:以茶叶、食油为主料,先用油把茶叶炸黄,加入少许水,煮成褐茶浆,再加水稀释,煮沸,然后投入食盐、蒜、胡椒等。也可以添加炒米、油炸豆腐、粉丝、肉丝、蛋片等。油茶汤清香可口,回味无穷,能提神解渴,确为别具风味的饮用佳品。

与土家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苗族人民,也同样嗜饮油茶汤,且多在饭前饮用。来客时,油茶汤是极受欢迎的待客佳品。苗族的油茶汤在制作方法上也与土家族油茶汤大致相似,但也有一些微弱差别。其做法是先把油煎开,放入茶叶炸黄,再加入少量水,然后边用锅铲搓茶,边加水稀释,烧开后放盐、蒜、胡椒,此时香气四溢。逢年过节或贵客光临,油茶汤里还要增加一些食物或掺上炒米、油炸豆腐、油炸粉丝或加肉丝、蛋清、猪油渣等,更使油茶汤色、香、味俱佳。

土家擂茶又叫“三生汤”。所谓“三生”首先是指“生茶”,即新采的嫩茶,二是“生米”,三是“生姜”。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只要将生茶、生米、生姜按规定比例放入山楂木制的擂内捣碎擂成细末,使成糊状,再倾入锅里,放少许水经煮沸后即成擂茶。饮用此茶不仅能提神明目清火,生姜还有祛湿发汗功能,生米又具和胃祛火之效。总起来说,擂茶有清热解毒、通经理肺、醒脑提神、祛风明目之功效,故对于土家族人来说,几乎是“不可一日无此茶”了。

在擂茶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加糖或拌盐,或者再添加些花生米、芝麻、爆米花之类的东西,也可以把芝麻炸成黄色,把花生米炒得油亮,拌上一撮茉莉花茶,加上一小匙绵白糖,擂成细末和上三生汤煮沸,则色、香、味俱佳,既可饮又可食的风味独特、堪称一绝的擂茶就做出来了。擂茶在武陵山区备受人们的青睐与喜爱,是土家人的又一名饮。

糖馓(一作“团馓”)是土家族十分喜爱的传统食品。此物创制年代久远,为逢年过节祭祖祝寿婚嫁喜庆时必不可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风味食品。它的做法大致是先将蒸熟的糯米饭压成圆饼,再用食用色把它染出各种彩色花纹,经晒干(或烘干)油炸而成。这种色泽鲜艳香甜酥松的点心,还可以用沸水冲泡,不仅可口而且芬芳扑鼻,确系不可多得的待客珍品。

咂酒也是土家族喜爱的饮料。不仅是土家族,羌、仡佬、苗等民族以及部分彝族也都有他们自制的咂酒。咂酒原料,一般为稻米、小米、高粱。羌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至黄河上游一带,因此咂酒的原料不能不因地制宜采用青稞作为原料。关于咂酒的制作、饮用等,本书巴文化部分已经谈到,这里只说说有关咂酒的其他方面情况。

有的文章介绍说,三峡咂酒源于隋末唐初。但从土家、羌、仡佬、苗等民族都有喝咂酒的习惯来看,咂酒的出现,绝不可能这么晚,而应该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这才比较合乎客观事实。其理由如下:

(1)咂酒应是氐羌系民族先民所创。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铁器时代,作为东夷之一的氐羌系先民,即已西迁到西北陕甘青一带,其中的一个支系即人称廪君蛮的巴人则离开氐羌系先民群体,他们很可能是从渝陕鄂接壤地带的神农架山区南下,直抵鄂西北、鄂西、鄂西南一带。已先到黄河上游的氐羌系先民们,又分期分批陆续南下,经川西北、川西南直抵云南西北部、北部乃至云南全境。羌族则留在川西北,部分深入藏区,成为藏人先民。这说明咂酒制作与饮用习俗,最迟应该是在廪君蛮南下之前即已形成。

(2)饮用咂酒习俗历史悠久,巴人嗜咂酒成风,已早为人知。因历时太久,它在有的氐羌系民族中已逐渐失传,有的则在饮用法上稍微作了一些更改,如彝族的“秆秆酒”就是。

(3)仡佬族人饮用咂酒是其先民僚人习俗流传的结果。与土家族一样,两者都是巴人饮咂酒遗风的残存。

喝咂酒是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风习,饮用时将竹管、芦管或藤枝等插入酒坛中咂饮。有先主后客的饮酒习惯,并时时往酒缸里注水,因此越喝酒味越淡。

男主人先饮的“先主后客”做法,一般被解释为主人先饮是向客人表示酒中无毒。但笔者认为这大概与围坐火塘时的席次一样,都是男主人优先的民风民俗表现。恐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即男主人是家祖的代表,是活着的祖先,因此在自己家里,他处于绝对的最高的地位,可以占据家神的位置。

关于藤枝,明代《蜀中名胜记》解释说:“(忠)县有引藤山,出藤,大如指。可以吸酒。”上面这段话指出了以“藤枝酒”称呼咂酒的原因所在。

[宋]庄绰在其《鸡肋篇》一文中介绍说:“夷人造咂酒,以荻管吸于瓶中……今蜀中乡间亦有之,酿酒于瓮,蒸使热,移至筵前。不拘荻管、芦管,遍插于瓮中。就管咂而饮之,酒尽加水复蒸复咂,无味而止。”

大诗人白居易在其《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一诗吟道:“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鼓声不用“咚咚”而用“坎坎”,说明所用的鼓不是皮鼓、木鼓而是铜鼓。“蹲蹲”是对巴女用脚有节奏地使劲踏地时所发声音的形容。这首诗向读者展现了巴人后裔载歌载舞开怀畅饮的热烈欢腾场面,它犹如一幅生动的民族风俗画卷,使人产生亲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说完了饮食,接下来就该轮到居住了。

土家族家屋,如果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住房多建木架屋,瓦屋顶;一般农家则住竹编墙、草葺顶的又低又暗的简易住房。一种遍及西南和南方各地的所谓吊脚楼的干栏式住房,同样是土家族聚居地区常见的建筑物。

干栏又称“干栏”、“干阑”、“阁阑”、“栏”、“高栏”、“麻栏”、“羊楼”等。日语叫“高床住居”、“高床家屋”。南非的祖鲁人(属南亚人种),其茅屋叫“克拉尔”(Kraal)。《民族百科大全书》第97页的“干栏”词条上有这么一句话:“此外,西伯利亚、东南亚、美洲、大洋洲、非洲一些地区也有干栏式建筑。”由此可见,“克拉尔”应该就是干栏的音译词。

据《北史·蛮僚传》称:“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南平僚东踞智州,户四千余,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朱辅《溪蛮丛笑》云:“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栅,杉叶复屋,名羊楼。”《太平寰宇记》记载:“大凡蜀人风俗同,然边界乡村,有僚户则异也。今渝州山谷中……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这种住屋的主要特色是楼上住人,楼下用以圈养牲畜和堆放柴草等杂物。

在唐代,诗圣杜甫在夔州曾写下了“峡人与兽居,其室附层巅”这样的诗句,描述了三峡一带的吊脚楼。

明代着名文人杨升庵在其所填的《竹枝词》中吟唱道:“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楼阁层层梯。冬雪下来不到地,春水生时与树齐。”带有巴渝乡土气息的吊脚楼,所采用的建筑材料是楠竹、篾席、木材、瓦等,多为捆绑结构,依地势建造,有的还有走廊。较讲究的人家还在栏杆和立柱上绘画、雕刻花鸟虫鱼或历史掌故。由于地势不平,吊脚楼一边用木料或楠竹支撑,另一边则坐落在坡坎上,多为二至三层,即多为“半楼居于栏”,就是说,居住层面有3/4为楼板,1/4为地面,故有吊脚楼之称。过去重庆街面上的老式简易住房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房屋。吊脚楼每层的面积都不大。

土家族地区条件较好的是建在景色宜人之处的吊脚楼,多为九柱落地,横梁对穿,楼台悬空,飞檐上翘。在绕楼修建的回廊上,有悬空廊柱,远眺时,犹如楼之吊脚,故名“吊脚楼”。这种建筑楼台多为上下两层,楼上为卧室,楼下为起居饮食场所。讲究人家的楼梯,转角而上,屋脊、檐口用石灰或白色涂料刷白,栏杆雕花,大红花格窗上安着玻璃,做工极精,不仅美观大方,而且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土家族居屋每家每户都有堂屋。堂屋设在中间,其特点是只有两侧和背后有墙壁,正面敞着或者有几扇能拆能装的大木门。在堂屋后壁的正中上方,贴着写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字样的大红纸或木牌。这不仅是土家族,汉、苗等民族的堂屋也大体如此。下设香案,上面供着祖宗牌位。香案前放一张方桌,桌上放香炉、烛台、供果、鲜花等祭祀用品。堂屋相当于客厅,不过它的实际功能与作用远比客厅大得多,这里除了可用以接待来客和作全家的起居室、饭厅之外,还能用来祭祖、土老师作法、办红白喜事等。嫁女时,堂屋用来陈列嫁妆、行李:娶儿媳时,这里又是新人拜天地行大礼的场所;死了人,堂屋则成了灵堂。

说完了土家族的居住情况后,接下来就该说说行路问题。

大诗人李白的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形象地描写了巴蜀古国重峦叠嶂,路途不平,到处是峻岭险沟,须沿着羊肠小道或盘旋或上坡下坎,要渡过数不尽的大小沟壑,行路十分辛劳且险象环生,稍有不慎,即葬身沟底深渊的艰险状况。说行路比登天还难,看起来似乎夸大,但对其艰险程度的感叹,则可以说入木三分。只有身临其境,确实走过这样的路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内心深处的叹息,表达出行路之艰辛与胆怯的心情。

近年来,尽管修筑了一些公路,沟通县与县、县与乡、村之间的来往,但下乡走村,特别是进深山老林,行路之难依然如故,困难极大。

李白感叹的蜀道难还不是上述山间小路,而是指古栈道。古栈道,一般多指剑阁古栈道,其实三峡地区同样也有古栈道。

据称,三峡古栈道有瞿塘峡古栈道和大宁河古栈道。它们分布在瞿塘峡和大宁河两岸的岩壁上,尤其是瞿塘峡一带古栈道,是在高岩绝壁上,排列成“之”字形(现今只留有供人凭吊的石孔),形势更为险峻。大宁河古栈道绵延渝、陕、鄂二省一市。《巫山县志》记载:“石孔沿宁山峡俱有。唐代刘晏所凿,以引盐泉。”《大宁县志·丁谓夔州移城记》称:“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太祖皇帝出师平蜀,分兵以入,而滟预湍急峻恶,楼船战舰,难进易退,步行至襄州西上,襄粮兼行……由大宁路直赴夔州,平蜀之师,实取道于此也。”看来栈道除了沟通省际交往和便民行走之外,还可以用于引取盐水乃至军事征战。

土家族居住在山地,其陆上交通最常见的负重工具是背笼(也称“背篓”、“背”)。据《长乐县志》卷十二记载:“载物皆以篾为笼,贮而负于背。笼有耳,以臂贯之,伛偻而行,名曰背笼。”背笼大致可分精制的花背笼和粗制的扎背笼两种,前者主要用于走亲访友、赶集、背小孩,后者可用来背粮食、猪草、柴禾等。

与背笼配套使用的有打杵,以天然树丫做成,形似T字。使用时打杵支撑在背笼底部,借以站着歇息。据了解,仡佬族也有此物,这可能是山区负重的一大特色(参见“巴文化”部分的“巴人生活习俗”)。

在渝东南酉阳县龚滩镇,过去由于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主要是靠堰桶背水过日子。为了便于背负,堰桶都制作成扁圆形,上宽下窄,一桶能装水三四十公斤。从乌江或四方井口背水回家或出售,要负重爬坡,的确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自来水得到普及,这种具有浓郁民俗特色的背水工具,业已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川江自古流急滩多,在一些险要地段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可谓数不胜数。通过长时间的摸索,船工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简易而有效的引航、助航办法。出现在唐代的“摇旗击鼓”可谓开引航、助航的嚆矢。范大成在其《吴船录》一书中介绍说:“瞿塘峡滟氵预堆之顶,盖天下至险之地……每一舟入峡数里,后舟方敢续发,水势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析也。帅司遣卒执旗次第;立山之上下,待一舟平安,由簸旗以招后船。”看来这是朝着同一方向行驶的船只,尚且如此小心,必须弄清“一舟平安”之后方可“簸旗以招后船”。

在川江最着名的险滩——崆岭,因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行船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触礁沉船事故。船工从实践中找到了过险滩的妙法,即在“大珠”巨石尾部刻上“对我来”三个大字,作为通过险滩的航标。船只只要对准“对我来”航行,那么船只来到跟前时,就可以借助于泡漩回流的推力,正好避开礁石。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必定会触礁遇难。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暗礁早已炸平,险滩不复存在,更有那震惊世界的三峡大坝胜利建成,长江水位随之提高,从前湍急的川江航道现在不仅水流变得平缓,而且江面加宽,“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业已成为事实。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人们怎能不“饮水思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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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源流及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