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Degeneration)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识。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作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De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他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风声鹤唳中国传奇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中国人（吾土吾民）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说话的艺术吾国吾民人生不过如此人生的盛宴朱门林语堂文集中国人林语堂散文生活的艺术励志人生世相物语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识。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作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De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他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