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文学的散文 (3)

　　《历史性的握手》写于1999年4月19日，是应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图书──人民画报社大型史诗画册《中华志气》而作。题目是编辑部定的，所以我写的是“命题作文”，连文章的字数都事先约定。

　　由于我写过50万字的纪实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熟悉李宗仁的历史以及他在1965年归来的经过，所以在写作散文《历史性的握手》时，我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以文学的手法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采用了倒叙法，即在一开头就写及周恩来总理在48小时内两次与李宗仁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然后回溯到“1949年那风卷残云的岁月”，再写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活，写及李宗仁回归的前奏曲——1963年12月前往欧洲“旅游”，最后重新回到“李宗仁终于满脸春风，出现在鲜花似海、红旗如林的北京机场”。这样波澜起伏的叙事布局，为的是体现这“历史性的握手”来之不易。我着力刻画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李宗仁的不同形象和性格。

　　两次紧紧的、久久的握手，相隔只有48小时而已：

　　1965年7月18日上午11时，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欢迎他，和他热烈地握手；

　　48小时之后──20日上午11时，周恩来又在北京机场迎接他，又一次和他亲切地握手……

　　周恩来身为中国政府总理，在机场迎接的，通常是外国元首。然而，他只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寓公”，周恩来却像欢迎外国元首一样隆重迎接他。

　　1965年7月20日上午，在他的专机从上海起飞前20分钟，周恩来的专机先从上海起飞，赶在他的前面飞往北京，以便在北京机场迎接他。这样的“高规格”接待，是颇为罕见的！

　　两天前，周恩来为了这位特殊客人的到达，未合一眼！

　　那时，周恩来从非洲访问归来不久，正住在上海东湖宾馆。18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当周恩来得知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途经广州、飞往上海的波音707客机，已经从卡拉奇起飞，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并不断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

　　尽管这是一架普通客机，但是几位特殊的客人，包下了头等舱所有的座位。根据乘客的要求，关闭了头等舱与普通舱之间的舱门。这样，头等舱成了这几位客人的包厢。

　　清晨5时，周恩来得知这架客机已经安全进入中国云南上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微笑。向来虑事周密似水银泻地的他，忙于筹策对于那位特殊客人的欢迎计划──在上海机场要有多少人迎接，在北京机场各界要有头面人物和故朋旧属出面迎接，记者招待会应该在什么时候召开……

　　早上7时，又传来消息，客机已经平安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稍事休息后，马上朝上海飞来。

　　上午11时，当客机降落在上海机场，周恩来、陈毅、叶剑英、陈丕显等已经在机场迎候多时。一位中等个子、七十有四的男子在夫人、政治秘书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陪同下，走下舷梯，周恩来上前，与他紧紧地、久久地握手。

　　这是历史性的握手。握手的双方，虽然都久经风云，眼眶中都止不住涌出真诚的泪花，心浪澎湃，感慨万千……

　　这个如今是平头百姓、声言“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的男子，曾有着显赫的过去。他便是李宗仁，字德邻，周恩来称他“德公”。他的最高职务是“中华民国代总统、副总统”。

　　在1949年那风卷残云的岁月，面对不可收拾的败局，“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让“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以求获得喘息的机会。然而，随着“和谈”的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红旗飘扬在南京的“总统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台湾。“李代总统”既不愿跟中国共产党携手，也不愿跟着蒋介石走，他在中国已经无栖身之地。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以“就医”的名义，于1949年12月飞往美国纽约。

　　他在美国医院静观中国形势的变化。不料，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李代总统案”。从此，他的“皇冠”落地，成了一介布衣。他无法在医院长住，便在纽约远郊买了房子，从此在美国“隐居”，做起“寓公”。

　　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代总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在美国，他成了真正的“寓公”。他闲时，爱搓搓麻将，泡泡咖啡馆。夫人郭德洁的兴趣则是炒股票。后来，他沉醉于追缅往事，向历史学家口授回忆录……

　　回忆，其实也是反思。他从自身的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

　　尽管他被世人淡忘，周恩来没有淡忘他。1956年4月，周恩来邀请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从香港来到北京，明确表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周恩来的这番真诚的话语，马上得到李宗仁的热烈响应。为了保证李宗仁归来途中的绝对安全，此后程思远又秘密地四上北京……

　　尽管他被世人淡忘，蒋介石没有淡忘他。虽然他侨居美国，蒋介石的特务仍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每当李宗仁外出“旅游”，马上就有蒋介石的特务跟踪。特别是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在1963年12月前往欧洲“旅游”，与阔别14年、从香港赶来的程思远秘密会晤，曾使国民党特务忙碌了好一阵子！直至得知李宗仁又重返美国，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那是李宗仁的一次“火力侦察”。李宗仁归来的内幕，足以使世界上最“酷”的惊险小说逊色。

　　这一回，李宗仁归来的路线、时间、方式，都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制定的。周恩来特地选定了与中国非常友好的巴基斯坦作为“中继站”──后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是从巴基斯坦秘密进入尚未建交的中国。

　　李宗仁夫妇以前往瑞士亲戚家“小住”为由离开美国，程思远秘密从香港飞到北京然后赶到瑞士会合。当他们刚刚登上飞往卡拉奇的班机，蒋介石的特务已经抢先赶到卡拉奇，埋伏在候机大厦的楼梯下，伺机暗杀。幸亏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派人直接从客机上把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接下来，迅速送抵大使馆。

　　于是，一辆蓝色轿车一直盯在大使馆门口。

　　几天过去，那辆轿车仍一动不动。17日子夜，万籁俱静，三辆轿车突然开出中国大使馆，那蓝色的轿车飞快启动，紧跟紧追。当蓝色轿车走远之后，又有两辆轿车急急驶出大使馆，载着李氏一行，直奔卡拉奇机场……

　　李宗仁终于满脸春风，出现在鲜花似海、红旗如林的北京机场，顿时成了新闻人物。他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成了世界各报争载的“热点新闻”，大字标题“和为贵”。

　　哦，这历史性的握手，使世界轰动了！

　　献给傅雷一束月季花献给傅雷一束月季花

　　写作背景

　　《献给傅雷的一束月季花》发表于1985年11期《散文》月刊。

　　我曾经多次采访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及傅雷保姆周菊娣，还采访了傅雷挚友楼适夷、柯灵等，写了《傅雷一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傅雷与傅聪》（作家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傅雷画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正是基于对傅雷的全方位了解和苦难人生的深切同情，我写下《献给傅雷的一束月季花》：

　　月季风姿绰约，花色淡雅，美而不妖，雍华而不娇。落落大方，亭亭玉立。

　　傅雷爱月季，爱她的品格。他是淡泊的人，洁身自爱，视名利若浮云，视世俗如浮尘。

　　我怀着铅重的心情，步入上海江苏路的一幢花园洋房。

　　那是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的旧居。从1949年12月31日迁入，至1966年9月3日弃世，傅雷在这座楼房里生活了6100多个日日夜夜。《傅雷家书》是在这儿写成的，巴尔扎克、伏尔泰的许多著作是在这儿被译成中文的。如今，斯人已去，时过境迁，房子已换了新的主人。我在室内漫步。尽管我的手中拿着傅雷次子傅敏根据回忆所绘的平面图，图上详尽标明当年的房内布置，就连墙上挂画处也一一注上，然而，再也无从寻觅当年的踪迹。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傅雷那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的８层书柜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傅雷那放满字典、可以转动的圆形工具书架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傅雷的宽大的写字台、傅聪的三角钢琴找不到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心惆怅，我信步踱入后院。

　　我清楚记得，曾经看过一张傅雷夫妇在后院拍摄的照片。他们满面春风，坐在藤椅上。脚下绿草如茵，身边鲜花似锦。如今，花木无踪无影，唯见野草蹿长，满目荒芜。

　　我凄然离开那幢小楼。一路上，我若有所失，心中空荡荡的。回到家里，我信手翻开案头的《傅雷家书》。对了，那张傅雷夫妇合影于花丛中的照片，就印在《傅雷家书》的插页上。

　　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照片。哦，唯有照片，留住了春光，凝固了消逝的往日——那人，那花，那草。

　　傅雷爱花。

　　在写给爱子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常常谈到花：

　　“三四月在北京是最美的季节（除了秋天之外）；丁香想已开罢，接着是牡丹盛放。有空不妨上中山公园玩玩。”（1954年4月20日）

　　“此刻江南也已转入暮秋，桂花已谢，菊花即将开放。”（1963年10月14日）

　　“本月份只有两整天天晴，其余非阴即雨，江南的春天来得好不容易，花蕾结了三星期，仍如花生米大。”（1966年4月13日）

　　1962年，傅聪在英国结婚。傅雷无法把家中的鲜花遥寄，便邮去陈老莲笔下的花——水印木刻画，算是献给儿子婚礼的最珍贵的礼物。

　　1964年，傅聪当上了爸爸，傅雷当上了爷爷。傅聪从伦敦给傅雷去信，请求傅雷为孩子取名。傅雷正好和夫人“前两星期去新城隍庙看看花草”，便以见到的一种花给长孙命名——凌霄。“此花开在初夏，色带火黄，非常艳丽……‘凌霄’作为男孩子的名字不是很好么？声音也好听，意义有高翔的意思。”

　　傅雷爱花，因为他爱美。傅雷毕生孜孜所求，乃是真、善、美。

　　大自然中最美好，莫过于花。花是美的化身。“花动一山春色”，花是春的使者，是希望的所在，是光明和温暖的象征。

　　傅雷爱花，他以为从花中可以汲取美的滋养，启迪艺术的灵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傅聪要走出琴房，到大自然中去，与花木为伍，“才会永远保持童心，纯洁与美好的理想。”

　　傅雷是以美术批评家的眼光看花，爱花，论花。他曾说：“艺术若是最美的花朵，生活就是开花的树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傅雷是文学翻译家，读者是从傅雷众多的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其实，傅雷原先的“本行”，并非翻译。在傅雷自己设计的名片上，印着一行法文——Gritiqued’Art，意即“美术批评家”。他留法时曾在卢浮美术史学校攻读。回国后，一度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学讲义。他爱美，他爱大自然中的佼佼者——花。他以为，不论是画家、诗人、音乐家，不论是作家、翻译家、舞蹈家、雕塑家，心灵都与花息息相通。花，集最美的色彩、最美的形态于一身。花，能够净化、升华艺术家的灵魂。哦，广采百花，方得佳蜜！

　　傅雷爱花，把种花当做最好的休息。终日笔耕不息，在劳累之际步出书房，在阳光下春风中伺花弄草，调剂精神。

　　特别是在他蒙冤受屈，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小花园成了他的小天地，无言的花成了无言的他的最亲密的挚友。谁说草木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