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艺术高下问题，单纯来审视日常化写作的话，杨红樱和周志勇的作品确实都值得肯定。也应该看到，他们这种日常化叙事虽然离儿童的生活很近，但从艺术本身所需要的虚构性、距离美和“离间效果”来看，他们的创作还只是叙事上的胜利，而在美学上还需要进一步追求，尤其是周志勇及其后作家的作品在创作模式和手法上有模仿杨红樱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说杨红樱在原生态写作方面具有独创性或先锋性的话，那么后来一些作家的“原生态写作”就走向类型化了。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横谷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作者自身体验的自白，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命题。当然，这种体验并不是普通的日常的经历，而是通过作者的意识的作用，从日常生活概括出来的体验。”他还说：“成为儿童文学基础的体验，决不单是幼儿期的体验。组成儿童文学体验的，是包括幼儿的体验在内的关于人的原型的体验世界。只有以这样的儿童文学体验为根基，儿童文学的创作才是可能的。”横谷辉的观点告诉我们，真正的儿童文学是离不开日常生活，但又超越日常生活的，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应该是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儿童文学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儿童个体的现实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应该是集体的原型的经验，即带着儿童生命普遍性的本质性的经验。
以上仅是以儿童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为例的论述，如果我们考察90年代以来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就能找到更多的文本。应该说，日常生活叙述对当代文学以往的“道德叙事”和“主流叙述”是一种艺术上的反拔。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主流文学来看，我们所理解的生活乃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倡导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是道德楷模式的革命英雄人物的生活世界。这些人物往往处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置身于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之中，上个世纪50年代的战争小说和乡土小说莫不如此。而新时期之初的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小说也很少把目光对准日常生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都反映的是重大的时代主题。这些作品密切地结合了时代的因素，尤其是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配合，有强烈的现实性，也与大众的审美心理比较契合，也确实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视角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宏大叙事的背后，多少包含着对芸芸众生的平庸状态的蔑视与压抑，和普通老百姓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一种主潮性的风格，有着电子文化的影响，也是特定社会时期读者对消费性、娱乐性文学的选择。
§§§第五节电子媒介与文学产业化
文艺产业化其实就是文艺的工业化和商品化，即文艺可以作为工业产品进行大规模复制性生产和销售，因此文艺产业化就意味着文艺作品不但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也具有商品的性质，即文艺作品不但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的食粮，也可以作为人们挣钱的商品。文艺产业化有其时代的语境，对文艺走向产业化的思考，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工业的因素，当然也离不开对传媒作为动力因素的考察，应该说，在文艺产业化的过程中，传媒不仅仅是一种文艺的传播媒介，而且是使文艺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论述电影时说过：“19世纪末，声音复制的技术诞生了。种种技术的汇聚，意味着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正如保罗·瓦莱利的句子：‘正如水、煤气和电一样，我们只需很小的动作，它们就能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的房间，图像和声音的到来也将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像签名一样。’”他还说：“20世纪，复制生产又上台阶，艺术品不仅可以制成信号向公众传播，就连艺术家处理作品的过程也可以用信讯号传播。艺术品复制和电影艺术将给我们带来深远的影响。”本雅明的话告诉我们，排版印刷、照相机、摄影技术等工业复制技术尤其是电影媒介的出现，使得艺术品的复制成为可能，这不但消解了传统艺术作品生产的独创性和“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而且也让艺术品变成了大众化之物。
文化研究学者高宣扬也说过，随着当代媒体及其运作的产生，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体文化”（MediaCulture），这种媒体文化的产生，改变了传统文学和艺术的性质，使流行文学和艺术泛滥成为可能。斯诺认为，由于当代电视的盛行及泛滥，当代社会的文化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媒体文化”。诚如前面的学者所言，电视的普及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家庭生活内涵和人的思维及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对文艺的生产、传播、销售和接受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电视与网络这两种媒介在文艺产业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传媒主要在哪些方面影响并推进着文艺的产业化呢？
一、媒介文化使作家、艺术家自觉地具有市场意识在口传文化时期，文艺都属于“口头诗学”，属于“民间叙事”。那时个体的文艺创作因为没有能够普及阅读与推广的印刷媒介，不可能以文字符号或图像符号走向大众，也不可能被市场标价出售。但自从出现了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即社会进入印刷媒介时代之后，轮转印刷机使书籍具有了易得性，也使得阅读活动变得越来越大众化，而且书籍的易得性推进了儿童教育的普及和平民识字率的提高，文学阅读也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图书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于是出现了专门为报刊、出版商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但印刷文化时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虽然专业化了，但他们还是属于精英文化阶层，因为整个社会的信息传递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那些不识字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文学图书和报纸杂志还是具有信息接收高度的和难度的，因此印刷文化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完全走上大众，成为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即电影、电视和网络出现以后，文学借助电影和电视变得越来越大众化，而且电影、电视的明星机制也逐渐地把文学艺术纳入到其约束之下，使文学家和艺术家朝着明星化的道路前进。而电子网络媒介使得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变得越来越趋向口语化、粗俗化，这样可以争得更多的点击率和人气。在电子媒介的引导和控制下，通俗小说得到读者的争相阅读，那些被电视、网络和报纸明星化了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即使趣味低俗、充满陈词滥调，也能得到丰厚的市场回报。于是，文学家和艺术都越来越具有市场意识和读者意识，甚至越来越注意迎合读者的胃口，以尽量争取最大的市场利益。再加上书商也发现，如果作家与艺术家的作品贴近电视文化的风格，贴近网络文化的风格，就会更好销售，他们就会约束作家和艺术家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流行风格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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