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怀念(4)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是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稀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

　　我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炜谟当时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崇，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其文则长于办事，后来我在《现代评论》当发报员时，其文已担任经理会计一类职务。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三人在人生经验和学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对于社会这本“大书”的阅读，可都不如我接触面广阔，也不如我那么注意认真仔细。

　　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我和翔鹤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十年代前期，这么一个范围窄狭生活中，各凭自己不同机会、不同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响到后来各自不同的发展，有些近于离奇不经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个规律，可以于事后贯穿起来成一条线索，明白一部分却近于必然性。

　　分析

　　和陈翔鹤的认识开始，他在第三部分的朋友中——第一、第二部分朋友，大多成“古人”了，第三部分朋友中的陈翔鹤这才出现。

　　因为特别机会，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我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作了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即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捣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翔鹤从我信中知道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

　　“双清”那个悬空行宫虽还有活人住下，平时照例只两个花匠看守。香山饭店已油漆一新，挂了营业牌子，当时除了四个白衣伙计管理灯水，还并无一个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解放后不久，翔鹤由四川来北京工作，我们第一次相见，提及香山旧事，他还记得我曾在大松树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件乐器，至于曲调，大致还是从刘天华先生处间接学来的。这件乐器，它的来处和去踪，可通通忘了。

　　分析

　　和陈翔鹤友情加深的一个特别细节：陈翔鹤从信中得知“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两个年轻人在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他们都谈什么文中没有写，突然跳转写了“解放后”两人重逢时，陈翔鹤谈沈从文的“糗事”一桩：弹琵琶。

　　翔鹤在香山那几天，我还记得，早晚吃喝，全由我下山从慈幼院大厨房取来，只是几个粗面冷馒头，一碟水疙瘩咸菜。饮水是从香山饭店借用个洋铁壶打来的。早上洗脸，也照我平时马虎应差习惯，若不是从“双清”旁山溪沟里，就那一线细流，用搪瓷茶缸慢慢舀到盆里，就得下山约走五十级陡峻石台阶，到山半腰那个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流水处，挹取活泉水对付过去。一切都简陋草率得可笑惊人。一面是穷，我还不曾学会在饮食生活上有所安排，使生活过得像样些。另一面是环境的清幽离奇处，早晚空气都充满了松树的香味，和间或由“双清”那个荷塘飘来的荷花淡香。主客间所以都并不感觉到什么歉仄或生活上的不便，反而觉得充满了难得的野趣，真是十分欢快。使我深一层认识到，生长于大都市的翔鹤，出于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渊明、嵇康作品中反映的洒脱离俗影响实已较深；和我来自乡下，虽不欢喜城市却并不厌恶城市，入城虽再久又永远还像乡巴佬的情形，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像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依旧在那个公寓小窝里，过我那种前路茫茫穷学生生活了。生活上虽依旧毫无把握，情绪上却自以为又得到完全自由独立，继续进行我第一阶段的自我教育。一面阅读我所能到手用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另一面更充满热情和耐心，来阅读用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了。在风雨中颠簸生长的草木，必然比在温室荫蔽中培育的更结实强健，对我而言，也更切合实际。个人在生活处理上，或许一生将是个永远彻底败北者，但在工作上的坚持和韧性，半个世纪来，还像对得起这个生命。这种坚毅持久、不以一时成败得失而改型走样，自然包括有每一阶段一些年岁较长的好友，由于对我有较深认识、理解而产生无限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然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后来生活随同社会发展中，经常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始终能具一种希望信心和力量，倒下了又复站起，当十年浩劫及身时，在湖北双溪，某一时血压高达二百五十度，心目还不眩瞀失去节度，总还觉得人生百年长勤，死者完事，生者却宜有以自励。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这些故人在我的印象温习中，总使我感觉到生命里便回复了一种力量和信心。所以翔鹤虽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死去了，在我印象中，却还依旧完全是个富有生气的活人。

　　“真情实感”是散文中的盐

　　沈从文先生撰文回忆青年时代的好友陈翔鹤，兼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刚离开僻远的湘西，初到北京时的生活情形。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因内心充满了希望，而苦中有乐。他在北大旁听各种课，结交各种朋友，阅读各种书，并继续阅读社会这本大书。随动荡时代急剧变化，朋友们也不断凋零。

　　这篇文章怀念好友陈翔鹤，但作者不断地加入了自己对时代、人生、社会的思考。

　　沈从文先生的行文不温不火，不热不冷，从容叙来，但其中有脉脉的感情流淌，还有他的自我坚持：“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即便不能继续写小说了，但在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他继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故人凋零而时代突变，也经历了从云端跌入深渊，但沈从文先生仍能从容应对，不疾不徐，不埋怨，更不自暴自弃。这种人生的调整和坚持，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之一。

　　这篇散文写得“很散”，有点合乎我推销的“形散，神也散”的概念。“形散”是语言和形式的自由、自在；“神散”也是个性突出，彰显人性与独特的感悟。作家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种明显的核心观念，而是以一股气贯穿全文。这是真正的散文和语文教材里一些散文的区别，也是和命题作文的区别。

　　沈从文写故友陈翔鹤与自己在香山上的几天几夜长谈，在那松风野趣和点滴的阳光中，青春和锐气勃发，似乎回应了开头的说法：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读这篇文章，会深深明白什么叫作“真情实感”。

　　散文若无真情实感，就是僵尸文。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龙凤艺术》。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长于凤凰县城沱江镇，土家族人。12岁时随叔叔去厦门集美读书，后因日本入侵辍学，辗转各地，在福建、江西等地流落、学习，后来也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长于木刻、版画，干过各种职业：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永玉多才多艺，创作丰富，除了木刻与版画之外，他的水墨画也极有影响，《猫头鹰》为其代表作之一，而千姿万态、婀娜遒劲的荷花，则是他最爱画的题材。黄永玉还写诗，创作散文和小说。他的诗歌较为口语化，散文生动有趣，小说细节真挚，语言在优雅中凸显活泼，独具一格。他的著名作品包括生肖邮票猴票，文学作品包括《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他的建筑设计作品有凤凰县的《玉氏山房》《夺翠楼》，香港的《山之半居》，北京通州的《万荷堂》和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庄》。

　　张乐平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他的代表作《三毛流浪记》风行全国，影响巨大。黄永玉在散文中以生动有趣诙谐的语言，写自己和兄长张乐平的交往、张乐平的趣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黄永玉

　　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三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唉！三毛活到今天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

　　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分析

　　直截了当的介绍。

　　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断鼓动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北京订来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互相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我们家乡是块割据的土地，统治者掌握湘西十来个县权力，谁来打谁！国民党蒋介石那时奈何不得。所以有一二十年的偏安局面。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老着脸皮贴到大街上去，却是因为心手两拙，闹不出什么有趣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

　　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奔走相告，某一本新漫画杂志上某一人又画了张多么精彩的漫画，于是哥儿们一致赞赏：

　　“这他妈狗杂种真神人也！”

　　“王先生”、“小陈”，开阔了我们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眼界，“王先生”的老婆很像南门外丝烟铺费老板的老婆刘玉洗。越看越像。简直笑死人！

　　“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分析

　　写小时候和“三毛”等漫画相遇，以及对这些作品的感受。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的同班吉龙生的爹跟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鬼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作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弟拿去堂屋给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再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