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读书乐(6)

　　随即一个不安的乐句轻轻出现了，人们看到牧师的脸上有“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像是一个活人的面孔”，牧师踉跄地走着，随时都会倒地似的。尽管如此，这位“智力和情感退潮后”的牧师，仍然颤抖着断然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搀扶，他脸上流露出的神色使新任的州长深感不安，使他不敢上前去扶持。这个“肉体衰弱”的不安乐句缓慢地前行着，来到了绞刑台前，海丝特和珠儿的出现使它立刻激昂了起来。丁梅斯代尔向她们伸出了双臂，轻声叫出她们的名字，他的脸上出现了“温柔和奇异的胜利表情”，他刚才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颤抖的手，此刻向海丝特发出了救援的呼叫。海丝特“像被不可避免的命运推动着”走向了年轻的牧师，“伸出胳膊来搀扶他，走近刑台，踏上阶梯”。

　　就在这高高的刑台上，霍桑的叙述走到了高潮。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属于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尖锐地刺向了空中。他说：“感谢领我到此地来的上帝！”然后他悄悄对海丝特说：“这不是更好吗？”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丁梅斯代尔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不是通过“海上广大的途径”逃走，而是站到了七年前海丝特怀抱珠儿最初忍受耻辱的刑台之上，七年来他在自己的内心里遭受着同样的耻辱，现在他要释放它们，于是火山爆发了。他让市场上目瞪口呆的人们明白，七年前他们在这里逼迫海丝特说出的那个人就是他。此刻，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已经没有了不安，它变得异常地强大和尖锐，将属于市场上人群的协奏彻底驱赶，以王者的姿态孤独地回旋着。丁梅斯代尔用他生命里最后的声音告诉人们：海丝特胸前的红字只是他自己胸口红字的一个影子。接着，“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让人们看清楚了，在他胸口的皮肉上烙着一个红色的A字。随后他倒了下去。叙述的高潮来到了顶峰，一切事物都被推到了极端，一切情感也都开始走投无路。

　　分析

　　即使是通过余华的转述，《红字》那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叙述也有非凡的力量。高潮就这样诞生了：丁梅斯代尔牧师在身体最孱弱的时刻，不是选择逃离，而是选择直面真实的世界，并让他的灵魂高高地扬起。

　　这时候，纳撒尼尔·霍桑显示出了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的体验，如同“侵略插部”中小段的抒情覆盖了巨大的旋律，建立了高潮之上的高潮那样，霍桑在此后的叙述突然显得极其安详。他让海丝特俯下面孔，靠近丁梅斯代尔的脸，在年轻的牧师告别人世之际，完成了他们最后的语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对话是如此感人，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只有短暂的琴声如诉般的安详。因为就在刚才的高潮段落叙述里，《红字》中所有的痛苦、悲伤和怨恨都得到了凝聚，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压迫，压迫着霍桑全部的叙述。可是纳撒尼尔让叙述继续前进，因为还有着难以言传的温柔没有表达，这样的温柔紧接着刚才的激昂，同时也覆盖了刚才的激昂。在这安详和温柔的小小段落里，霍桑让前面二百多页逐渐聚集起来的情感，那些使叙述已经不堪重负的巨大情感，在瞬间获得了释放。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用一个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高潮段落，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拯救，需要在越来越沉重或者越来越激烈的叙述里得到解脱。同时，这高潮之上的高潮，也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就像死对生的酬谢。

　　分析

　　叙事作品的高潮部分如何出现，在出现之后又如何结束？余华在这里有极佳的分析。

　　对比叙事的手法带来了特殊灵感

　　把音乐和文学、把音乐家和文学家放在一起来阅读，这是《高潮》的特殊灵感。余华是一名热爱古典音乐的作家，我记得他当时有过疯狂买碟的经历。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格非，更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而且他的发烧延伸到了器材上。据他自己说，为了买到一只英国产的旧音箱，他一直跟踪着去向，终于有一年发现这只音箱来到香港。他于是赶到香港，把这只音箱买下。格非对音乐和器材的知识，运用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和中篇小说《隐身衣》里。同样是被封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的余华，则在《收获》杂志上开设专栏，写了很多篇关于音乐的文字。

　　《高潮》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优秀的文学教材。用最直接的对比手法，余华通过写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和文学家纳撒尼尔·霍桑，通过对比他们创作的两部杰出作品《第七交响曲》和《红字》，把自己对艺术作品中“高潮”的体会，生动地表达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流的读者。他在文学作品上的感受，似乎更加直接、新鲜、自然，他对《红字》的分析，让人敬佩。

　　写《红字》的段落，放在任何一篇评论文章里，也是杰出的。

　　这篇文章里值得细细体味的地方很多，文章中常有精彩的段落，极有启发。

　　一名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名杰出的读者，这点无论中外，不分古今。我很爱读优秀作家的评论文章，古今中外都好。国外的和古代的都不提，我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如马原、莫言、余华、格非、王安忆、残雪等，都写过非常棒的阅读文章。喜欢阅读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作家出版社《余华散文》。

　　张闳，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曾就读于江西省九江医专，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独立批判立场、锐利的思想锋芒和奇警的话语风格，在文化批评界独树一帜，是新生代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批评文集《内部的风景》《声音的诗学》《文化街垒》《黑暗中的声音》《钟摆或卡夫卡》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半夜鸡叫》是一部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小说，但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读出了特殊的内容。

　　时间与阶级意识

　　——《半夜鸡叫》分析

　　张闳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作《高玉宝》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并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木偶剧《半夜鸡叫》，使得这部作品在几代中国青少年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是文宣部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材料之一。

　　作品最初由一位名叫高玉宝的解放军士兵所作，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识字不多，近乎文盲，却创作出一部闻名全国的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小说一般的传奇。据后来的材料证实，该士兵只是提供了基本素材，使之形成长篇小说的，则是解放军的文宣人员和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专业作家。这样的署名安排，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凸显了“工农兵文艺”的创作主体对文艺领域的话语主权。故事介乎自传与小说之间，纪实性与虚构性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日后不断有人质疑小说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但其所表达的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无意识方面，却是十分确切的。

　　分析

　　作者首先指出，署名为高玉宝的这篇小说，实际上不是高玉宝本人写的，这“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

　　小说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讲述了一个“财主与长工”对抗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钻到自己的鸡笼里模仿鸡叫，引发家里报晓公鸡的啼鸣，制造出天已不早的假象，以催促家里的长工起身下地干活。通过这种手段，地主对长工进行剥削。“财主与长工”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原型，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其基本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关于“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处于底层的劳工在与代表权势阶层的富人的对抗中，最终底层民众以其智慧赢得了胜利。故事往往充满了喜剧性，普通听众在笑声中获得了象征性胜利的快感。这也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模式。

　　分析

　　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是“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通常来说，穷人都是聪明的，财主都是笨蛋。

　　《半夜鸡叫》首先区分了“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区分了休息和劳作的时间区段。黑夜的时间是休息的时间。这一古老的规则，支配了农耕社会的整个时间划分。对于农耕时代的乡村而言，黑夜的时间是消极性。黑夜的昏昧性和不可知性，是对人类清醒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侵蚀和威胁。黑夜是夜行动物和另类人群活动的时间，月黑风高的时刻，不仅有猛兽、魔鬼和妖精出没，而且也是强人和盗贼出没的时刻。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威胁，为文学叙事提供至关重要的惊险情节。而在《半夜鸡叫》的故事中，黑夜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带有“现代性”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原型结构依然采用了古老的“财主与长工”的故事，但它却与劳动、阶级、剥削制度等现代政治学一系列概念有关，是现代政治神话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寓言。

　　分析

　　“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这种区分非常有趣。

　　对周扒皮来说，学鸡叫的目的在于控制时间。而控制时间的装置却是驯化了的家禽——报晓的公鸡。这个并不准确的报时器，企图驯化和校正自然时间，转而为现代剥削制度服务。以虚假的鸡鸣，伪造自然的时间，改变公鸡的生物钟。由地主本人亲自扮演标准计时器，并以模拟公鸡的鸣叫来引发真正的公鸡报时。要完成这一行为还需具备较高的口技才能，以逼真模仿鸡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要实现这一怪诞的剥削行为，剥削者本人（周扒皮）不但需要起得比被剥削者（长工们）还要早，而且还得起得比公鸡更早。以自然的方式违反自然规律，使长工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这一复杂而又麻烦的手段，最终却又是徒劳无益的。鉴于此举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周扒皮的所作所为只能归结为本性上的“邪恶”，几乎恶作剧式的举动。但作者坚持认为这一行为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并可能导致农村有产者的原始积累的完成。书中写道：“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这一说法同时还表明，“剥削”是一种阶级本能。如果时间的标准点不在大自然及其相关的公鸡的生物钟，那么，它只能存在于周扒皮及其家族机体的生物钟。

　　有人指出了事件之真实性方面的可疑之处，首先在于缺乏科学依据。动物生理学原理证明，公鸡报时并非人工所能诱发，而是公鸡机体内部的“生物钟”作用的结果。也有人指出，即使人声模拟可诱发鸡鸣，周地主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前往鸡笼，把头伸进笼子里学鸡叫，他只需躺在床上叫即可。证据是，远处邻村的鸡鸣，即可诱发公鸡啼晓。而人过于靠近，让公鸡听出来是人声，或受到惊吓，反而不会啼叫了。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疑点：如果周扒皮的口技可以乱真的话，更无须去鸡笼引发啼明，而只须自己啼叫过之后，说是公鸡已经报晓了，就可以了。连公鸡都无法分辨真假，长工们又怎能识破？

　　分析

　　作者敏锐地看出这篇小说在细节上的破绽——通常来说，细节上出现破绽，小说则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这是《半夜鸡叫》的第一个破绽。

　　精确的时间意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以精确的机械装置作为计时器，来驯化时间和控制时间，使之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一致，并能够计算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确数量和利润率。争夺时间的控制权。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掌握了时间也就掌握了资本和权力。在《高玉宝》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工作，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为证明剥削阶级的剥削本质。雇工们一度产生了杀死那只公鸡的想法，试图以此终止这一奇怪的时间标志，这相当于砸碎时钟来抵御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一情节的历史原型来自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卢得分子”，他们以砸碎机器来反抗剥削。《半夜鸡叫》想要证明的是：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至少是试图占有）时间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时间，进而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地主阶级在此表现出原始资本主义特征，他们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而榨取剩余价值。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将大工业时代的时间焦虑转嫁到农耕劳作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