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少年游(1)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是散文写作中很重要的素材。我读过各种各样与自己亲身经历有关的散文，而根植于自身经验和经历的散文，具有更加直接的说服力。

　　编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还应该读一些写到自己切身经验的文章。少年时代或者特殊时期不同的记忆和体验。

　　《论语》里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很多书都把这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孝敬。这是一种解释，没有错，但对于孝敬，还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来理解。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游必有方”。这是说，一个少年并不是绝对不能远游，而是不能没有任何目的地随意乱跑，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让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有什么明确的想法。这样，当你去某某地方，你做某某事，父母才能放心。

　　在《论语》的那个时代，人们的交流和沟通与现在完全不同。别说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连写封信都只有公侯将相才能做到，一般人不识字，也没有纸和笔，怎么写信？所以，常常是一个游子远游，好几年都没有音信。

　　“书信”是一个复合词，“书”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写信”；“信”是“口信”，是不识字的贫民百姓托人带话给远方的亲人。所以，“信”这个字才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带口信的人随意胡说、乱编，不能把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另一方，那么很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也正是如此，忠实地、不歪曲地传达“口信”，言而有信、遵守信用，在古代变成一种极高的道德要求。失信、无信之人，会受到全社会的鄙视和唾弃。

　　在写文章时，我们也要遵守准确、信、达的原则，要通过细节来体现作品的说服力。为什么特别列出少年和亲历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一个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如果能用准确、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打动读者的心。

　　这里选入的方凌燕的《逃离》和晓剑的《抄家的经历》写“文革”时期自己的亲身经历。方凌燕写自己家被抄，其中大难临头的恐怖，写得令人揪心。晓剑写自己和红卫兵去抄别人的家，对一个已经被遮掩在历史尘埃中的暴力时代，有生动细节的展现。一正一反，对比着看，令人感慨万千。

　　李西闽的《幸存者》是一部读来令人震撼的长篇散文，经我编辑，首发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曾获得华语传媒大奖。征得李西闽的同意，我在书中挑选了最精彩的章节与大家分享。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大灾难时刻。那天下午，正在四川银厂沟风景区最高处鑫海山庄写作的李西闽被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埋入废墟，被残垣断壁和瓦砾砖墙压得几乎动弹不得的最可怕情况下，他苦熬76个小时后才得救，重获新生。回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他，力劝他把这段经历地狱与天堂的极端经验写出来，也可以作为心灵创伤的治疗手段。后来，他很快就写了出来。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重读，我的心灵又一次被震慑。那是不该被遗忘的记忆，那也是不该被轻视的灾难。

　　这三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下来，内心感动。为了平衡这种苦难记忆，我加上了散文《记忆树》。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乡村少年的欢乐时光，其中很多欢脱，很多没心没肺，大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2008年写的一篇散文，曾发表在《花城》杂志上。在离开老家20多年之后，故乡的山与水都有很大的变化，老屋也成为别人的家，我记忆中枝叶婆娑的五大棵番石榴树，也已经枯死，被新主人种上新的小树。

　　在此之前，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的散文，抒情散文和游记是中小学生最熟悉的文体，这些类型的散文，我都没选，而是更多地选入更加切近作家自我生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们从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感悟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其中蕴含着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些是乐观，有些是感慨，有些是淡然，有些是感恩。

　　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写文章，从自身的切身感受出发，更容易打动人。

　　方凌燕，女，现居杭州。父亲为著名画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跳楼自杀。

　　这篇散文写“文革”期间一个“右派”女儿的惨痛经历。

　　逃离

　　方凌燕

　　1966年初秋。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像以往一样，早早地吃了晚饭准备返校。我当时在上海存瑞中学读高二。学校位于上海宝山大场。哦，我讲得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到了大场还得转车。我将一些生活用品装包准备走，母亲叫住了我。她犹豫不定欲言又止地望了我一会儿，终于开口了：“凌燕，”她摸索着拿出了一个纸包，“这是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你将它保管好。”我接到手里，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个一两多重已经剪成两个狭长条的金镯。望着已经腰斩的精细的描龙雕凤，明白这是母亲自己先行的“破四旧”。放哪呢？我托捧的手心已经感到黄金渗入的寒意。外面人心惶惶到处都在抄家。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母亲是不会将自己的宝贝曝光的。母亲、外婆和我商量着，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外婆临时缝一个卫生带，让我像例假来似的不离身地带着，这总该安全了吧。临走母亲叮嘱，这几个周末你就不用回家了，避避风头。

　　我就这样带着金镯在学校里念书。也许由于这学校位于郊外，没像市中心学校那么乱。虽然搞运动，当时也还上课。只是老师们没了往常的“师道尊严”，一个个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有的甚至见到学生满脸堆上讨好的笑。

　　我心里慌慌的，下面沉沉的，虽然有布包缝着，但硬硬的镯边仍擦破了我腿部的两侧。每次上厕所，我又害怕又难受，心里直埋怨自己的生身父亲。

　　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美编，也是上海滩有一定名气的金石艺术家、画家。他故土难离，再说也舍不得自己的一批收藏，在报社迁址香港时没有离沪。1957年终于在劫难逃，母亲与其离婚，后自杀。母亲因为吃够了嫁知识分子的苦头，再嫁时选择了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人。母亲为保护自己可谓机关算尽：她让我改了姓——一则继父没有孩子，可拉近关系；二则与前夫撇清。这样一个现工人家庭，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变故了吧？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可心呀，为什么还老是跳个不停？

　　分析

　　开头写母亲交给“我”一个剪成两半的金镯，并藏在身体最隐秘的部位。一下子把不正常时代的不正常生活和恐惧气氛渲染出来了。

　　预感往往是准确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抬头突然瞥见校党支书来到教室门口。上课的老师见状，忙走过去。我心一沉——知道我班的哪个“黑崽子”家里又出事了。因为“负重”，我害怕极了。冷汗直冒，手脚冰凉。当老师向我走来要我出去时，我只觉耳朵嗡的一响，然后有一种从山顶往下坠落的感觉。

　　党支书将我带到办公室，说你家被抄了，红卫兵让你回家参加革命。这要看你的表现了，是做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是与家庭划清界限，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回到宿舍，我假装整理东西，一边紧张地思考：我身上的东西怎么办？带回家？很危险。留这里，我想起母亲托付时的凝重脸色、郑重神情，脑海里蓦地涌现读过的古书里那些人在城在、人在物在的壮士悲歌，心里涌起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壮，叮嘱自己必须不负所托。我的目光一遍遍在这4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巡视，从床铺的枕头、被褥到脸盆架子，再从宿舍窗口凝望校中的花坛，眺望远处的小河，想为它找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地。那天下雨，大雨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在花坛的松泥上扎下一个个小坑。我的思绪在密集的雨帘中奔突——到河边挖个洞埋着？不，不仅不安全而且容易丢。再说哪来的工具？即使有，被人看到这种反常举动，对方立刻明白你的反革命行径了。而在那平坦的河边，从学校的任何一幢教学楼与宿舍楼的窗口眺望都是一目了然的。

　　“叮铃铃……”下课铃声将我猛地从纷杂紧张的思考中惊醒。容不得半点迟疑，我立即拔腿疾步走——我不能让老师同学知道我还没走，引起怀疑，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想一头牵到屠宰场的牛一定像我一样，不过，它是用四蹄顶地赖着拖延，而我呢，是自觉飞快地奔向“屠宰场”。

　　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我只得带着它上了公共汽车。我心里很明白：为了它的安全，也为了我不成为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是决不能将它带回家的。我表面虽然镇静，心里却像一只被围困的猎物在寻找突围的缝隙，在脑海里检索一个个我熟悉的朋友。一个慈和的面容及一双同情怜惜的目光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继父的朋友叶叔叔。

　　分析

　　这只金镯变成了埋藏在“我”身上的定时炸弹。一个高中二年级女生，还没有成年，在那样一个非正常时代，柔弱的肩膀却要肩负着整个时代的千钧重压。在文章中，这种重压成为叙事的内在动力。读者的心随着紧张起来。

　　在北站下了车，我走几步瞥一眼身后，确定后面没人跟着，就上了41路公共汽车，到恒丰路桥下了车。拐进长安路他家幽闭的弄堂，我飞快的脚步却停滞了，变得艰难与沉重。我知道他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自己年轻轻也步入军界。继父最佩服他的为人，说他能逃过每次政治运动与他做人的谦恭忠厚有关。可这次“文革”，他能逃得了吗？我在这里谋划，他那里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而且，我这样向一个自身难保的家庭求救，是否太自私了？那么我是否可以干脆不回家，带着它亡命天涯？不，不行！既然刚才红卫兵已经通知我回家，那就是在等着我，而且时间有限。如果我在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么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我身边藏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母亲与家庭更要遭殃。我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她命运多舛，1963年12月与继父结婚三个月后发现怀上了孩子却同时查出患了子宫颈癌，她在上海肿瘤医院进行镭疗才两年时间。我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蓦地涌起一种要保护她的决心与悲壮。可是我又没有古燕赵壮士慷慨赴死亡命天涯不顾一切的气概……我打了个寒噤。

　　雨越下越大，我思绪纷杂地呆立着。雨水击打着伞面发出清晰的声响，一部分从伞顶与伞柄的那圈细破缝沿杆直下，洇湿了我的肩膀与前襟。

　　时间一分分过去。弄口静寂的街道偶然几个路人经过，朝我好奇地看了几眼。我突然猛醒：我必须当机立断，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快步走向顶里的对开的我熟悉的大黑门，似乎慢一点我的所有勇气都会消失殆尽。我屏住呼吸，将眼睛贴在门缝朝里看了看；再竖起耳朵捕捉周围的声响。没有声音，只有雨水击打地面与沿着屋檐格漏顺着下水管道流向阴沟的哗哗声……那是安全的信号。我鼓足勇气大着胆子敲了敲门。门内没有任何动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嘭嘭撞击着胸腔。我迟疑着：要不要再敲一次？……时间仿佛凝固了，头上冒出了汗。正在我举手欲敲未敲时，门开了一道缝，出现在门缝里的是叶叔叔的一双眼睛。见到是我，他的眼中有一种释然，但一刹那，他的眼睛又透露出紧张。他伸手一下将我拉进门，随即将门关上。

　　我闻到一股焚烧什么的味道。

　　“出事了？”他问。我点头。

　　他看着我，等着我说什么。

　　血涨上了我的脸，我张了张嘴，就是说不出什么。

　　“需要我帮助什么吗？你说吧……”

　　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什么，脸更加火烧火燎起来。“是这样的……我……”我一边说，一边揣摩着他的神情，“我身上有一只……金镯……我被勒令回家，我……当然如果你有困难，没关系，我能解决的……”我吞吞吐吐地终于艰难地说完。

　　他的妻子在旁，正要开口说什么，被他用眼光止住了。他向我伸出了手，“拿来。”

　　我赶忙到厕所拿出了东西，狠狠地扯着缝线。唉，外婆你怎么缝得这么牢？手中没有工具，我只得用牙齿咬断缝线，将金镯取出来。

　　走出他家后，我感到浑身一松。这时雨也停了。

　　分析

　　“我”在几乎走投无路之下，想到了继父的朋友、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出身的叶叔叔。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叶叔叔恐怕也自身难保，唯恐沾上任何麻烦。而“我”却无人可以投奔，只能找他。这是文章中的第二个紧张点。但叶叔叔并没有把传播瘟疫般的“我”赶走，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个段落，让本在危险境地中的叶叔叔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充实起来。

　　刚到东宝兴路四川北路口，就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紧走几步，循声看到我家楼下的食堂门口的街上，母亲正站在人群中高高的批斗台上！两个红卫兵按着母亲，她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上纠结着一只玉色的蝴蝶结，那是她年轻时穿的长筒丝袜；那细细的裤管被剪子捅成了两片随风飘荡的布片。她的颈上挂着一块木牌：“打倒右派家属资产阶级臭婆娘陈白珠！”

　　有什么东西堵上了我的心口，步履在我脚下显得那么沉重。

　　“我不是右派家属！”我听到母亲在抗辩。母亲在那一刻显示了她性格中永不屈服的倔强。她不时挣扎着抬起头，又不时被红卫兵狠狠往下按。我转过头，咬着牙，贴着墙壁穿过食堂低头疾速上楼。

　　家里一片狼藉：父亲视如命根子的古董花瓶成了碎片；玲珑剔透的红木花架成了条条块块；满地飘散着撕碎的字画……外婆筛糠似的抖，看到我脸色更苍白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连忙过去，拉过她的手使劲握了一下。我想借助这个动作给她一点安慰与信息。

　　红卫兵看到了我便问：“你母亲的金银财宝放在哪？”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什么金银财宝。”

　　他朝我龇了龇牙，说你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正在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接着他上下打量我。那时我身上正晃荡着母亲的旧衣裳。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邻居反映你妈待你并不好，结了婚将你往外赶。你是不是你妈生的？”

　　我当然知道我确实是母亲生的，尽管母亲没给我多少母爱。这时我脑子一转——是不是母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既然认为我不是我母亲生的，那我也不用硬往里套；当然我也不能违背事实。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真是个糊涂姑娘，连自己是不是她生的都不知道。说完就不再理会我。我找个角落问外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上午。

　　抄家持续着。家里的角落都翻遍了。热水瓶被剪开了铁皮壳，被子枕头被撕开，连墙壁都挖了个洞，书籍、父亲收藏的字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分析

　　这里写“红卫兵”抄家的恐怖和破坏。那些珍贵的书籍、字画，都被付之一炬，由此所造成的破坏再也无法弥补。

　　红卫兵们调班吃饭，而我们呢，谁也不记得人还要吃饭，也没感到肚饥。

　　继父楼上楼下无望地转，最后蹲在屋角闷着头抽烟……红卫兵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带着几根金条、首饰、象牙、豹皮之类的走了。我连忙扶母亲上楼。

　　母亲上楼后木木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一个地方。我连忙告诉她，那只金镯我已经交给叶叔叔，现在抄过家了，明天我去拿回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则我应尽快地拿回来，不要让叶叔叔再承担风险；二则母亲看到我保存好了她的宝贝，安慰中或许会冲淡受到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