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是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老百姓们原先耕种的好地方，大片的沃土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加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地面积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地面积和实耕地面积之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一块山冈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在三峡工程建设尚在无尽的论证时，在“后靠”的山冈上开垦种植柑橘的试验就已进行——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为时不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实在不多。至于其他诸如“可利用土地”、“稳产高产粮田”等等都不易有嘛！即使上面的都有，田有，地有，乡镇企业也有了，二产三产也有了，突然有人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三峡库区不能再走过去一些水库的老路，千万不能让这一伟大的水库成为一个“大粪池”，保护环境是三峡水库和大坝的根本。
好嘛，国人的环境意识都加强了，好事一桩！可百万移民都“后靠”到山上去了，三峡水库必定带来生态的严重后果！
国家又出现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未来三峡水库环境问题，中央决定给40个亿人民币！但这还是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库区百万移民问题。
“就地后靠”便成了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专家们尖锐的意见，连国外的好友和敌人也跟着对此问题大加评论，比讨论自己家的事还起劲。
迁！迁出库区！国家经过反复论证和思考，决定二期甚至三期的移民尽可能地外迁到他乡。
开始是在本县本市本省解决，后来本县本市本省也不好解决了，就决定迁移到其他省去。
选哪个省？自然首先想到了人口少土地多自然条件还比较好的黑龙江和新疆。
组织外迁移民吧！于是经过千动员万动员，总算组成了首批赴新疆的移民约两千余人，去黑龙江的也有几千人。
“新疆是个好地方，满地的葡萄香又香，还有那姑娘美如花……”巫山等地的两千多位移民，怀着美好的向往不远万里，到了新疆。果然不错，因为他们去的时候是8月份，正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姑娘也确实挺美。移民们感到特别的新鲜，看惯了峡江的水和山，再看看新疆的天和云，真的让移民们心都开了花，“那天蔚蓝蔚蓝的，那云白得像女人的酥胸……”有人写信回来这么说。
可是这两千余人不到第二年的开春时节，无一例外地回到了库区。怎么回事？不是好好的嘛！咋都回来了？
龟儿子，啥好嘛！回来的移民们拍着身上的寒气，说：那不是我们南方人呆的地方！冷得出门撒尿冻成冰棍不说，我们一年四季干惯了活哪有闲得着的时间，可新疆倒好，一整个秋冬全都窝在炕上连个家门都不出，那日子老子没法过！
原来如此。
黑龙江方面情况基本一样。
试点省（区）的三峡移民全军覆没。
怎么办？往哪儿迁移才能“走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国家面前又出现了难题。
既然三峡工程是利于全国人民的事，那些因三峡工程而得益的长江中下游省市在安置三峡移民方面理当作贡献。对，长江中下游省市又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安置一定数量的移民应该不成问题。三峡移民到了那些地方，日后发展和稳定相对都会好多了！
这个方案可行！中央领导圈定此举为上策。
这么着，列出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东、四川还包括重庆市未淹没区这些自然条件相对好、经济比较发达、三峡建成后得益多的11个省市，安置三峡外迁移民任务。另一方面，是在1992年第一次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中央发出了对口省市向三峡库区支援建设的通知。
后者收获多多，各省市特别是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省，经济发达，大量资金无偿给了三峡人民。今天我们到库区走一走，你所看到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用上了兄弟省市支援的部分资金。至2001年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的资金达一百多亿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情谊。
不过说起安置移民则碰上了另一些难题。某省一听说他们也有六七千名三峡移民指标，觉得“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笑眯眯地跟上级和三峡库区的同志商量：要不你们也别把移民送过来了，我们按每个移民几万元钱给你们，人嘛还是留在三峡算啦！
不行！中央说话了。移民外迁就是为了解决将来三峡水库的人口压力，平衡地区发展和环境问题，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事。
好好，中央说了算，我们坚决听从中央的安排。不过，既然要让我们安排移民，那就得有安置费吧？
这个自然。
别以为国家就那么容易，其实“大家”办事跟“小家”做事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兄弟姐妹之间要讲究平衡，儿女之间也不能偏心眼，该重该轻，都得有技巧和尺度。
比如上面说到的计划生育政策，比如有的省市为了安置好移民不惜拿出最热情的态度和本钱盖“小洋房”安闭路电视啥的。这或冷或热的做法，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对百万移民们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为啥让我们结扎了再搬迁？为啥别的省市移民能住“小洋房”而我们住不上等等问题，你让国家怎么个回答？
不回答也不行。老百姓逼急了，敢到北京来上访。
国家还得出面协调、解决。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得用“规定”、“条例”，甚至是法律来确立。但法也是人制定的，时间往往是这些法的掘墓人。
就拿对移民的淹没财物和生产资料的补偿来说，国家有多难，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明白。先是确定不下工程上马时间，再就是630公里长近1000平方公里面积上，大到一个几万人的工厂，小到农民宅前宅后的几棵小树，你都得一一登记实测，仔细丈量。老百姓可不会像你那么粗粗扫一遍便完事了，假如你稍稍马虎将皮尺斜放了一下，他可瞅得清清楚楚。仅这淹没地的实物和土地统计测量，国家花的钱不说，几千人的队伍整整干了两年多。
你以为这就完事啦？非也。事实证明，无论当时担任这一重要工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们是怎样的细心和负责任，漏报虚报假报的还是有不少。错的可以改，漏掉的还是可以补，但有一点则无法修修改改，那就是移民们和淹没区域内的实物补偿到底以什么时间为准这一点是修改不得的。你说《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通过的那一日截止？之前的可补，之后的就没有补的了？那好，几千人的实物测量和统计队伍能在哪一天之内将全库区1000平方公里上百万人的食居宿行全部统一吗？你能保证哪一天内没有十家八家的农民在盖新房？能保证哪一天内没有三五十个产妇要生孩子？能保证哪一天百个十个新门面开张，十个百个老企业关门倒闭？谁都没有那本事！难啊！可不断定哪一天作为实物统计的截止日子，你三峡工程预算这一块还能出得来吗？三峡大坝什么时候建得起来呀？
不行。绝对不行。
于是国家以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这一日子为杠杠画出了一条截止线，即你在这一天之前经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登记在册的房子将来在确定你为移民时就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如果在这之后盖的房子就不会得到补偿。当然这里面还考虑了当时国家认为比较合理的因素，如你虽然在1992年4月3日之前没有把房子盖起来，但你已经办了相应的建房手续，那么长江水利委员会也给你登记在册，以后的补偿同样能够得到。人口方面的问题更复杂，当时国家虽然也考虑了认为比较合理的因素，但具体的情况要远比决策者考虑到的可能出现因素要复杂得多。
三峡移民工作中最难做的大概要算这方面的事了。比如关于房子问题，老百姓对此最为敏感，也最为较真。其实换了谁也都一样。举例：某村的张三，他在1992年4月3日前确实只有三间房，但他的儿子要结婚是早先定了的事，结婚时间定在这年“五一”节，因为当时张三家里经济有些困难，还有一些材料未备好，所以长江水利委员会来统计房子时他家既没将新房子盖起来，也没有来得及到有关部门去办相应的手续。可后来为了赶“五一”节能办喜事，张三动员了亲戚和村上的力量，赶着用十几天时间就把房子盖好了，儿子的喜事也办了。这事村上的人都还记得。
但后来移民的事下达时，张三全家都是要搬迁的移民，结果在办理房屋补偿时，他在这年“五一”节前盖的另外三间房子根本不在册，所以也就没有补偿。张三为此大为不满，说干部不向着他，在搞腐败——张三指的是一名村干部比他房子盖得晚，却拿到了补偿费。其实那干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暂且叫那干部老林吧——老林是个明白人，当时他确实还没有把房子盖起来，材料还备得不足，可人家聪明呀，一听长江委员会派人来实测统计淹没生产资料情况，他便赶紧到有关部门办理了建房的手续，啥子建房批件，样样齐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看：没错，老林的预建房可以登记入册。后来老林的房子在张三盖房子的半年后才动工兴建。几年后办理三峡移民房屋补偿时，老林也顺顺当当地领到了几万元房屋补偿费。老林对此理直气壮，说我根本不是啥子腐败，我吃的是三峡移民政策补偿费。
这还不算最怪异的。某村的菊花与兰花是同年出生的一对好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使她们在嫁人时也选择了同一村，而且结婚日子都是同一天。后来她们的小宝宝也在同一年出生。可在三峡移民时，菊花家的孩子是有名分的小移民，也按照规定领到了几万元的安置补偿费。但兰花家的孩子却没有领到，因为孩子不是在册小移民——尽管孩子也必须跟着父母搬迁走人。原来，在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来村上登记户口时，菊花正好在家，又上医院做了B超，让乡计生委的干部出具了生育证明，于是菊花家成了事实上的三口之家。可那时兰花正随丈夫一起南下打工去了，虽然也接到了家里来信，可就是没有到医院检查身体，其实那时兰花也已怀上了孩子，就因为当时的“大意”，结果几年后吃了大亏。
像移民兰花和张三这样的“具体情况”提出来，你政府和干部回答得了吗？移民们够实事求是的，可你政府和政策能简单按此“具体情况具体办”吗？不能，至少非常困难。
难题因此增加！难题的难度也因此增加！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当然不能在人民和百姓面前这样说话，可实际工作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难题连国家和政府都非常为难。
三峡移民问题上，国家就处在这种境地。
百万移民本无先例，今天的移民又与过去年代不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百姓也知道讲价钱——讲价钱本身并没有错，更何况三峡移民是非自愿移民，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即便是认为当初最合理最科学的政策，几年后却会发现完全行不通。
然而三峡大坝已一天比一天高矗而起，大坝下闸后，长江之水也将一天比一天涨起，移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搬迁，这是建设工程的必须，这是中国历史的必须，这还是不可抗拒的华夏民族命运的必须！
在一项决定民族未来和社会发展的伟大工程面前，在人与水的较量过程中，人有时必须退却，必须让步，必须离开你那热恋的故土与家园……
三峡移民就是这样的艰难与不易、光荣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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