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金融强国。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比世界银行还多。与此同时，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把此前仅在中国流通的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这是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第一步，虽然这一路程还很漫长。
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无情地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转移，中国是其中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以及所有主要全球性机构的重组，最明显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尽管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中国崛起是一个仍在进行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大事件。根据各类预测，在未来12~15年内外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在本书的情景实证预测也证明了这一未来必定要到来的趋势。如果把中国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为此，美国对自己实力下降、地位动摇的焦虑明显上升，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崛起中的中国包容度的下降就不难理解了。自从冷战结束后的20年来，中美两国各个层次的外交往来似乎从没有像今天那样“缺乏感觉”。从军事上来看，两国彼此的感觉就更具冲突性。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已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和前苏联一样的对手。
我们不认为现时中美就要在军事上大动干戈，是因为：
1．居于大国统治地位的美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之间现如今都受到自身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谁都不敢随心所欲。美国在全球有太多悬而未决的烦心事，在过去长达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面临着更棘手的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之乱、恐怖主义等问题；而中国则有台湾问题、钓鱼岛、东海、南海等各类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必然要奉行现实主义，同时要自我控制。
2．中美两国都受到本国因素制约：美国经济危机、失业率高、人心烦燥、心理失衡等。美国更有“财政悬崖”这把达摩尔斯利剑高悬头上；而中国则有未富先衰的人口老化、改革成本上升、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问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需要控制局面。
3．中美双方行事时都有一个两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谁都离不开谁的重要考量，但同时美国又把中国看成是对手甚至是假想敌，不再是以往那种一般的双边关系。从这一重要层面出发，中美需要从全球角度来处理两大关系，两国会像以前那样继续保持地缘战略上的合作和竞争。
但中美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从自身全球战略思考，它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的，其“重返亚洲”战略是这一考量的直接逻辑结果。为了实现其新战略，美国主要通过三大抓手：第一，加大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军力投入和布局，军事防范强势逼人。第二，在亚洲加强军事同盟战线，特别是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军事结盟，在南边则加强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结盟。第三，挑唆一些与中国有领海争议国家出头和中国闹事，加剧中国周边局势的不稳定。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在南海面临越来越复杂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在亚太调整和深化建设针对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正在一步步勒紧对中国围堵和遏制的包围圈。其中，美国正在染指的几个军事基地都在局势敏感的中国南海水域周边，它们是越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泰国的吴家堡军事基地。
对中国来讲，中国无意与美国相争，美国依然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外部主要决定性因素，决定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所以寻求相互合作依然是中国的上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新军事战略及其在中国周边步步紧逼的战略军事布局，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在寻求和美国相互合作，避免误判，避免冲突的同时，中国正在与美国做军事斗争，甚至在太平洋开战的准备的自信和底气越来越足，虽然军事抗争是下下策。然而往好的方面考虑常常只是人们善意和良好的愿景，时局却总是那么扑朔迷离、那么不可预测的，正是因为不可预测，中国必须同时立足未来和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一场战争较量的预案，尽管未来的这场中美战争注定是非对称的。
综合上述，作者研究认为：
1．中国需要改变“韬光养晦”“不结盟”“不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等系列政策。时代不同了，时局改变了，中国的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更何况美国“重返亚洲”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中国逼向没有退路的南墙。中国崛起是理性的和平崛起，但理性的和平崛起是以主权和国家尊严不受任何干预，国家核心利益红线不受踩踏为前提的。
2．中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中俄为首的广泛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以备战时不虞之需。要跳出过往传统且落伍的思维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团结和中国关系不是很好的国家，争取包括欧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周边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美国后院拉美打入围堵和遏制美国的桩子以坚决回应美国“重返亚洲”搅局中国周边时局的做法。未来中国可以打的牌很多，特别要用好“经济”这张王牌。鉴于中国在全球和区域经贸的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当下很多国家都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与中国的经贸依赖度不断加强，中国理应打好经贸这张王牌，以此建立与世界和区域的良好关系，柔性化解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围堵和遏制。
3．中国要进行一场革命性军事变革和创新。中国不需要和美国进行劳民伤财的军备竞赛，只需要类似歼-20五代战机、D-21弹道导弹等的大杀器不断面世，让美国感到可怕的忌惮，因为唯有忌惮才会震慑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居高临下的美国，在遏制和围堵中国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美国自身实力的不断衰退，二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和战争不可能是美国一方受益而中国一方受损，而是两败俱伤。因而以更理性、务实、睿智看待中美双方制度、观念、价值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就显得十分必要，并将这种关系置于全球治理“新均衡”框架中。
“新均衡”的产生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一个努力寻求的过程。各方，特别是中美两国，都要站在全球高度上重新审视和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新均衡”也既基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又超越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立足于全球，联合和协调其他主要国家将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纳入这个机制的议程中来。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包容、合作；中国则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随自身实力的增强进行与之相符合的身份转换，并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所以中美都必须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
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的形成仰赖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取信于周边和区域内的国家，并同时以一种既利己又能顾他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中美两国的合作、协调和制衡是全球治理“新均衡”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新均衡”的形成和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稳定和改善目前正在建立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层面的高度来看待。
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也包括世界经济霸权易手的过程。历史上这一过程不乏范例，只是每个时代赋予了不同的易手范式。古往今来，不能容纳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崛起中的大国不能适应现有的国家体系——从来都是冲突的源头。西班牙曾是16世纪的超级大国，后来力量向法国转移，随之是几代人的战争。接着英国经过多年战争取代法国。上世纪初，德国为挑战英国霸权与日本在东亚及太平洋建立帝国，这样的过渡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时候看来，历史注定要不停地重蹈覆辙。
但历史又是复杂多变的，突出权力转变的暴力、淡化和平的做法，其实是对历史的系统性歪曲，事实上，不是每一次权力大转移都是这样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超过英国，但两国成为亲密盟友。整个19世纪，美国都将英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两国最后一次战争是在1812~1814年。英国在加拿大驻军一直到1870年，后来主动撤走了军队。这次撤军不是因为英国信任美国，而是考虑到美国太强大，英国已无力在北美完胜美国。英国还认为，大量皇家海军驻守北美海域，可能迫使英美展开海军武器竞赛，而长此以往下去，英国必输，于是英国缩减了驻西大西洋的军舰数量。这是正确的战略。嗣后，美国再未入侵加拿大，也没危及英国的关键利益，世界霸主的王冠和平地从英国传到美国，而且两国后来成为坚强的盟友直到今天。现在轮到美国搞清楚如何与远在太平洋彼端的新兴大国——中国打交道了。美国可效仿当年的英国，不要总是试图围堵和遏制中国。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这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或将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要保持一种战略眼光。美国在亚洲虽然有重要利益，却没有值得与中国不惜一战来保护的利益。在成为世界霸主前，美国就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任何外来攻击，未来美国可能失去这一头衔，那仅仅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而肯定不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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