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忧患政府(1)

　　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

　　市场的精神

　　●林毅夫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张维迎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定义？

　　林毅夫：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花了8年时间，1776年出版。在1768年之前，亚当·斯密花了二三十年时间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概也就是50年、100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曼彻斯特。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七次方、八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科学的、对自然认识的加深，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是国家在“R”方面的支持。比如Google，它的计算方法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再比如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都有很多国家的支持。美国最主要有两个机构对“R”支持，一个是NSF，一个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是支持“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的钱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支持“basicresearch”的时候，已经想了对新技术、新产品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决定哪些“basic research”需要国家做。所以如果美国对前沿的、与技术有关的“basicresearch”是有选择的，那就代表它有产业政策。

　　政府部门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技术、实现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200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20世纪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研究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那时候我们说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能用铅笔吗？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但我们看现在国家不生产铅笔，我们铅笔多好啊。我不认为没有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黄有光：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我同意企业家、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也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成功地做这些事情，林毅夫讲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成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政府去做这些市场不能做的，像环保、食品安全这些东西更加重要。

　　张维迎：我刚才强调的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干预，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国企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过去我们总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说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产权重要吗？如果是小企业、中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很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一定是分离的，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个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重要。

　　最后提一下，有一个教授提到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参与，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第一，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科研也很重要。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第二，关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在市场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即使现在有企业家精神，以后衰老了，企业很快就会倒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在市场中，所有大企业都是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没有哪一个大企业一出来就是大企业。所以我们不能说小企业适合市场，大企业适合政府管理，按照这种说法，任何企业发展成大企业后，都可以由政府收归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企业会变成大企业。

　　林毅夫：这个误解我了。张维迎：你说大企业需要政府。林毅夫：又误解我了。

　　张维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很多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比如政府拆迁，即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不能违反基本人权，这是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得很快，这个国家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改革，最后导致了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现在说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显示出来了。

　　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得相对不乐观。现在，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所有成就。这就涉及法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过的。如果没有法治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作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障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刚才林毅夫讲了政府的干预，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得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见，你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所以我说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市场极大的破坏，这个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其次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有完美宪政的国家，也必须要不断地改革。我们说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借鉴意义？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

　　中国从忧患里走来

　　●周玮生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

　　202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前10年完成

　　和谐发展，乃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之最大命题。而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基于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稳定。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起的30多年时间里，超乎世界所有的预期，保持着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但实际上，2010年的GDP总量达到了58895亿美元，而人均GDP也达到了4253美元\/人，即为2000年的近5倍。也就是说，2020年的国家目标已经至少提前10年完成了。

　　中国经济、能源消费、环境负荷与日、美比较如下。经济：名义GDP为世界第2位（2010年为58895亿美元，美国为146，240亿美元，日本为54742亿美元）、人均GDP为4253美元（世界第94位）［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人均GDP为33828美元］。显然，经济大国≠经济强国。

　　能源消费量：与美国相近为世界第1位（2010年，标准煤换算为32.5亿吨，石油换算约22.75亿吨。能源自给率为92％。但是，中国GDP不到全世界10％，而能源消费量却为全世界能源消费量的20％以上）。

　　CO2排放量：世界第1位（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为61.4亿吨，人均4.5吨。美国19.2吨，日本9.6吨）。

　　中国百年反思

　　（1）五大内患和两大外患。有人称中国近年的变化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体现为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不管你是否喜欢中国，但你不得不重视它的分量，倾听它的声音。但中国的发展曾几时引发了国际上几种不同的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时代论”，等等。作为物理工学和可持续发展学的研究者，尽管不能苟同此论，但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政经腐败、贫富差距、民族问题、生态破坏、资源制约）和两大外患（外来纷争和全球性气候变化）。

　　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这一长远前景，就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黄河断流、长江洪水和每年以2300平方公里速度推进的沙漠化现象，这一切足以警钟长鸣。不仅使每一个中国人夜不能眠，甚至让全球人坐立不安。而到处蔓延的“短平快”思维和“急欲富起来”的思想，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作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以国土资源等综合衡量，中国比较适合生存的人口仅为6亿人，这让人们重新思考未来战略走向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