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忧患政府(3)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要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通过非国有企业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企业壮大起来，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要扶持非国有企业，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企业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企业。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在西方，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在经济领域，并不是企业越大，创新能力越高。企业越大，可以投入越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越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在经验层面，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因此，西方各国都制定反垄断法，其背后的理性就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盈利，从而扼杀竞争，扼杀企业的创新。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

　　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大扩张有关。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

　　第一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

　　第二，更重要的是，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效率。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当中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当时主要体现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由政府来协调各种比例关系。后来进步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当时对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定位是这样的，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那么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固然这只是几个字的位置的摆放，从基础到决定作用，我相信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充分体现我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对我们进一步持续健康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再一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相信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保证。其实不仅对中国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发展是解决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但是我们从经验事实来看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全殖民地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的地位以后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够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从统计数字上我们看得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发展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台湾地区，一个是韩国。那么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在西欧周边的原来跟西欧差距不大的国家，另外是日本与亚洲四条小龙。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这个数字来看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从我研究发展经济学来看，最主要是没有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