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路上最大的机会(5)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如既往地高速发展。1985年对日本来说，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高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当时，美国知名学者威廉·哈维在《硬币的金融学校》一书中写道，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击败美国，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人将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其着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宣称，经济和金融大权正从美国向日本转移。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承担作为经济大国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日元升值。这就有了着名的“广场协议”。当时，日本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客观上也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因此，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升值10%。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由于美元贬值，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所看到的所谓经济繁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由于当时日本企业还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对美国资产的大量收购其实非常被动和盲目，结果在期货、地产等市场都损失惨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就以半价再次卖还给原主。他们的其他一些投资，如高尔夫球场等也都以失败告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泡沫”。

　　1989年底，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进而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结果使得股价暴跌，地价急剧回落。“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其为“失去的10年”。

　　在日本陷入衰退的同时，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摆脱出来，创造了长时间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喧嚣一时的“购买美国”，到短短几年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济圈内很多人士将其归咎于“广场协议”，甚至称这是美国的“阴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不无道理。

　　如今西方又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故而“中国经济赶超日美”的论调不断出现。不过，这些论调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对中国是极尽打压之能事，例如在诸多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西方国家每每不再以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提高谈判门槛，或者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双反”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此类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不错，中国正在向一个世界性大国迈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与GDP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排名已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世界爱谈的是总量，中国强调的是人均。有关中国的任何统计数据一经庞大人口的平均，差距就显而易见。更何况中国在科技发展、技术创新、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还远远没有能力引领世界。

　　事实上，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没有完全跳出“唯GDP论”的框框。在这方面中国不少地方已经有着不少的教训，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民生、社会保障等问题近年来逐渐凸显。虽然GDP总量增长很快，但这些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不匹配的。如果考虑到财富分配不均的局面正在加剧，则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因为这一切与他们的关联程度还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在世界排名的快速上升并不能说明一切。即使中国的GDP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美国，但也不是最重要的成就。GDP最大的价值所在是民富，只有国民在GDP增长中整体富裕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口时，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爬坡的艰难、蜕变的痛苦。我们必须切记，“中国称霸世界”这个虚荣我们永远也负担不起。

　　《兴奋、困惑、恐惧——对中国现象的反应》——这是近日英国《独立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正在以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速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类似报道还有很多。近来，随着美国国情咨文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中国的关注，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增长，西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越来越多，预测中的“叹号”也越来越多。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预测，在经济规模上，中美之间，中国将是绝对的赢家，它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纽约时报》一篇题为《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这样写道：“到2040年，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类科学会议上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国内音乐排行榜上的中文歌曲也比比皆是。”法国《费加罗报》则称，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真实的经济实力是法国的5倍。在国际经济机构中也有类似观点，美国着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提前8年赶上美国。

　　这些报道与以往一些丑化中国的报道大相径庭，有的甚至过高评价了中国的实力，有失实之嫌。在西方社会，如此热捧中国的人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西方世界的友好人士

　　他们一向希望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现在看到“中国速度”，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和国际贡献，但有时难免带有一些主观愿望和浪漫色彩，有些评价实际上是过誉了。

　　二、西方的务实派和“知华派”

　　他们或出于政治考虑，或出于经济需要，或出于独立的观察研究，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强调“中国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衰弱，主张与中国合作，寻求共赢。

　　三、受冷战思维和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人

　　他们以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划线，始终把中国列为“另类”和潜在对手。这些人一般都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

　　四、一向顽固的反华派

　　这些人本来对中国就充满敌意，现在更是神经紧张，视中国为他们“霸权永续”的“最大威胁”和“挑战者”。一些美国反华派最为典型，他们反对与中国合作，说中国的繁荣是“美国财富的转移”，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遏制”。

　　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大肆表扬中国，基本可以被认为是“捧杀”。称之为“捧杀”，是因为在这些“热捧”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中国的发展危害很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大国崛起而变得强大的时候，势必要寻求霸权，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挑战原已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过去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美国也如此。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它是靠加入世界体系来完成的，中国并没有另起炉灶。于是西方很多人就认为中国是在“搭便车”，就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老“搭便车”，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中国必须负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美国智库专家黄靖“捧杀”背后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西方认为既然中国富起来了，就应该“少享福”，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例如，近期有报道称，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重新排定座次，一旦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该方法认定中国人均GDP已达4580美元），中国将被视为发达国家，不再享有原来的许多优惠待遇。此外，世界银行也一再声称中国“已经毕业”，将不再是世行贷款的受援国。黄靖解释说，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扩大援助，在印度洋大海啸中的表现都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回应这种责任。国内经济专家也指出，购买力平价作为一种经济学统计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许多西方专家通过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中国GDP是不科学的。

　　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西方一再要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实际上，这种要求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大开金融之门，导致经济受制于人。

　　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使得“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中心主任达巍认为，“中国责任论”的提法原则上没错，也符合中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一贯政策，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度”的问题，即中国负责任的国际事务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是全球性的，还是中国自身利益相关区域的；二是责任由谁来定，中国对责任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所负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美国所指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主动权。

　　西方过高估计中国实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认识片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利弗·林顿教授说：“在英国，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人们很难去准确地计算总量。”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抱怨。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做类似于救星的人物。种植人参的兰迪·罗斯说：“几年前，我们种什么参都行。我们种的他们都买。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怎样让他们满意。他们正在改变我们。”

　　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但是在西方“并不明显”。更有尖锐的批评指出，西方对华报道的作者可能会为了提高可读性而增加故事的戏剧效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麦克斯·斯图尔先生表示：“我同意在大部分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有些误导。我想这些虚假的画面主要来自于作者只对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感兴趣，而不是对中国在发生什么感兴趣。大多数评论者都没有对中国经济直接的知识。他们倾向于互相充当资料来源。人云亦云要比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安全，而且省力得多。知道也不讲或者把事情简单化会让整个故事看上去更戏剧化。毕竟，一个复杂的故事没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读性强，哪怕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画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乔为国博士指出，中国经济的地区和城乡差异很大。外国人往往去发达地区了解情况。另外，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是通过出国留学、旅游和做生意的中国人，这些人大多属于国内比较富有的群体，根据他们去判断中国国情也会高估中国的经济实力。

　　在西方某些人“捧杀”中国的今天，有三个数据值得人们关注：第一个数据是：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里，中国仅占7％。近日，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货币和银行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1997年至2004年间，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赤字增长了529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此的“贡献”仅为7％。这说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大。

　　第二个数据是：美国去年对德国和日本的出口额达到857亿美元，相当于对中国和印度出口额（409亿美元）的两倍多。美国企业在德国和日本的销售额相当于在中国和印度销售额的6倍多。这组数据表明：日本和德国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力。

　　第三个数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人均财富是9387美元，不到美国的2％。这种国民人均财富新标准考虑了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人的技术和能力等条件。这表明：中国人还很不富裕，而且中国的富有需要重新用环境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考量。

　　三个数据摆在这里，告诉我们，莫要“夜郎自大”。英国牛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卜丽斯教授说：“一个大的经济体仍然可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像中国，人口众多，不仅单位产值低，而且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中国有句古话“务虚名而招实祸”，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宣传自己取得的成绩，也不是说对外界的所有称赞都要保持警惕，而是说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样我们会绕过很多误区，会越来越自信。

　　中国崛起将改变世界。这既是我们的骄傲，又是我们的负担。在多边安全合作的问题上，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回应，不如主动地参与；与其左顾右盼，不如当机立断；与其把关注点放在防范自己受约束、受损害上，不如更多地考虑如何在多边安全机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通过提出自己的构想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争取对己有利的主动地位。

　　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在救世界

　　近期，一些西方媒体称，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影响甚微，率先反弹且“一枝独秀”，应该相应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艰难前行，全球经济前景仍存在许多复杂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抛出这样的言论，其用意令人质疑。

　　确实，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在出口市场急剧萎缩，连续遭遇冰雪、地震、洪涝等严重灾害的困难情况下，2008年、2009年和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均实现稳定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