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路上最大的机会(9)

　　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解决世界金融结构不平衡的一个关键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了，才能建立一个真实反映经济力量分布的多元货币结构，取代以美元为中心的过时的世界货币体系。有人强调如果没有人民币的交易市场，人民币就不可能国际化。人民币在国内应当至少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合约，这样，起码可以在不转换所有权的情况下调剂使用外币的需要，解决黑市换币的问题。不过，在国际上的现实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使用人民币和需要交换人民币，那么，即使有这样的市场，也只会是一个投机市场。所以，首先要在贸易和借贷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然后再建立交易市场。

　　美国有一位专门分析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作家，叫扎克利·卡拉贝尔。他在《华尔街日报》就美国的赤字和中国的挑战发表过一篇文章，用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为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他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许多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含义。

　　1946年英国因为财政困难，不得不向美国举债，要求美国借给它一笔50年到期的零利息的50亿美元的贷款。这样的贷款条件在当时相当通行。出乎英国政府的意料，华盛顿拒绝了。英国政府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再同美国谈判，美国政府同意借给英国37亿美元，利息是2%。同时，英国政府必须同意遵守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条约，用美元作为汇率标准，让英镑自由浮动。而且，英国必须结束它的殖民体系，不再向进出印度等殖民地的商品征税。换句话说，美国用37亿美元的贷款，不但从经济上得到了好处，而且结束了大英帝国。以此类推，中国的2万亿的外汇储备显然是国力而不像有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是累赘。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它可以成为用人民币发行债务的后盾。

　　中国的大量储备主要来自贸易的顺差，而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低成本的劳动力。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如果跟不上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那么，这样的失调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过高的汇率。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同靠出口原料的国家的情况有一点不同。

　　一个国家如果靠出口原料而积累外汇储备，那么，在积累外汇的同时，出口条件本身在逐步下降，因为原料越挖越少。中国在出口商品的同时，劳动力质量、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商业运作水平和国内市场需求都在随之增长。也就是说，出口条件在逐步改善。靠出口原料和商品而积累起来的储备是不是会被通胀和高汇率给销蚀掉，这取决于能否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本国的需求和经济发展能力将这些储备吸收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中。所谓增加消费，并不只是指花钱买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资金从无风险的储蓄转入有风险和高回报的投资中。

　　经济学家在谈到货币国际化时，往往都将具有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作为前提，股市将闲置资金转化为生利资本，将创业者的想象变成消费的现实。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3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消化贸易顺差提供了条件。一个有效的股市是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枢纽。

　　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对中国发展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危机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继续借助多种渠道，积极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出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建议，同时利用已参加主要国际组织的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监管标准的讨论、修订工作，提高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此外，参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中国既不能推诿，也不能冒进，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他人尊重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相应尊重对方的利益及相关考量。毕竟，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就是利益关系，各种矛盾、问题也无不因为利益而导致，由此出发，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理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

　　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看中国“大国责任”

　　2009年12月7日，19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以及第5次《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代表们在12天的时间内，探寻了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并决定了2012年-2017年的全球减排协议。由于哥本哈根会议将对今后全球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被看做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气候变化无国界，对抗全球变暖，从根本上大幅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各国共同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就曾表示：“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早在1990年就参加了《框架公约》的谈判，并且是第一批签署《框架公约》的国家，也是最早批准《议定书》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节能减排是世界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对人类负责、对国民负责的高度，中国承诺不重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发展老路，并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寻求减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客观地看，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中国用行动表现出了最大的合作诚意。

　　科学数据表明，自1750年开始至今，大气中80%的温室气体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为此，《框架公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只需要进行自主的减排行动，因此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中国政府始终把减排看做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把减排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更为减排行动制定了综合性的措施与办法。

　　在战略层面，党中央不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而且把应对气候问题纳入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系统工作之中，并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等的高度，把应对气候问题纳入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总体战略之中。

　　在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生态环境问题融入到了我国的总体发展理念之中。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蓝图。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特有的和谐世界观。同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安排。

　　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为全党、全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十七大还指出了解决我国新阶段资源环境问题的发展路线，即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报告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在200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以上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制定有关政策，中国不仅在国内实施了具体可行的减排措施，还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当中，将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框架公约》的谈判，并在1992年签署了《框架公约》，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框架公约》。1998年，中国签署并在2002年批准了《议定书》。

　　2006年3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在2007年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向国内外郑重提出了中期减排目标：截止到2010年，仅通过传统能源转化为新能源一个措施，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CO2）。而根据《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减排CO2的总量也只有50亿吨。

　　2008年10月，我国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

　　2009年5月，中国政府公布了“落实巴厘路线图”的文件，阐述了中国关于哥本哈根会议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和主张，表明了中国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意愿和决心。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了中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有显着的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为碳减排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支持。197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促使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法治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初具规模，涵盖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诸多领域，对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年8月，继制订《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高票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在降低碳排放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为——2009年度报告》，我国在1990年至2005年间，单位GDP能耗已经下降了47%。“十一五”前三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了10.1%。

　　为实现上述指标，我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相继淘汰了一大批炼铁、炼钢、水泥、焦炭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关停了一批小火电机组；同时还解决了一大批相关企业转产、职工就业的问题；通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已经从2005年的7.5%提高到目前的将近9%；此外，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也从18.2%提高到了20%。即使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也没有放松对节能减排的努力，在中央新增的4万亿投资当中，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生态建设方面相关的投资就达到了5800亿元，专门用于环保的是2000亿元。

　　面向未来，中国作出了积极的承诺。2010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宣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此前一天，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这一减排目标远高于美国白宫之前一天所提出的17%的减排承诺。会议指出：“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以保障这个数字到2020年能够实现。解振华特别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这就意味着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即便如此，解振华表示，中国减排的承诺不会改变。

　　西方媒体普遍把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作出的这一承诺，看作是中国为对抗全球变暖而作出的贡献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负责人基姆·卡斯滕森表示：“中国宣布这一碳减排目标是个极受欢迎的消息。”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认为：“这个数字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希望努力以低碳方式发展经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言人约翰·海伊说：“这将大大增强人们的信心。”

　　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节能减排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在201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讲话中就表示：“中国从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并将继续坚定不移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切实努力……”因此，中国做出的碳减排行动，并不是由于其他国家率先采取行动、承诺降低排放，而是建立在对人类负责、对国民负责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