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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中国添堵:大国崛起之痛》 作者:隋鹏达

第18章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和国内阵痛(1)

  中国长期面临着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并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种类和特征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21世纪的中国将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而走向世界。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要面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正确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成为事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据教育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学校拿奖学金的留学生和我们中国家庭资助出国的留学生总量达到了将近140万,而回国的只有39万。据中国社科院报告,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

  国际形势阵痛——霸权主义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霸权一直伴随着文明的脚步。古代罗马人以英勇善战征服了欧洲大陆,使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哈布茨堡王朝通过联姻和武力称霸欧陆;英帝国借着资本主义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东风将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遍了整个世界;如今的山姆大叔又雄心勃勃称霸全球,似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部霸权史。

  据《简明牛津英语辞典》,霸权(HEGEMONY)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指领导或优势地位,特别是指在联盟中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所行使的领导或统治。”西方学术界对霸权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有的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霸权是在军事扩张中产生的绝对优势,也有的认为经济实力才是形成霸权性控制的根源,还有的侧重于从政治层面去阐释霸权的概念。这些界定反映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霸权形态。

  我国对于霸权概念的界定为“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而对于霸权主义的解释,则侧重于政策层面上加以界定:“霸权主义是指在世界上或在某个地区称王称霸的政策。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有的似乎更直观全面:“所谓霸权主义,就是一个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为手段,把本国统治集团的意志、统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践踏别国主权和独立,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别国领土,甚至直接派兵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妄图达到将其纳入本国势力范围的目的。霸权主义有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之分。”

  综上所述,学术界一般认定,所谓霸权就是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一定范围内拥有并行使的“权力”,而霸权国就是掌握这个权力的国家。霸权主义的概念要比霸权的概念富得多,它包括权力的构成与形成,运用权力的目的与方式及结果,权力作用的内在机制与逻辑等等。

  近代霸权主义始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向海外扩张的国家,它最先独占了对非洲的殖民掠夺。16世纪中叶,西班牙几乎囊括了中南美洲。继之,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开始了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夺。在近现代史上,有霸权主义劣迹的国家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沙皇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北美洲的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增强,走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成为超级大国,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它先后与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建立海外军事基地。50年代发动侵朝战争,60年代参加越南战争,80年代则出兵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谋求全球利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旨。前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也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阿富汗、向第三世界扩张、攫取战略要地;在中国边境集结重兵、制造事端;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等。在全球范围内,前苏联打破由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同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面对前苏联的崛起,美国却感到了一丝凉意,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格格不入,因此被美国视为自己将来的威胁。二战的胜利也使美国萌发了“霸气”,霸权主义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更加肆无忌惮的霸权主义。冷战时期,美国霸权主义主要目标是阻止前苏联扩张、削弱前苏联实力;主要实施范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带和边缘政治上重要的“中间地带”;主要手段是军事上的对抗与遏制。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7月发表的《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中正式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明确提出了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自由民主力量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是被动地遏制某一敌对国家的扩张,而是积极地向全世界扩展美国的势力和影响;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前苏联争霸世界,而是独霸世界;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实施的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

  美国的新霸权主义逐步形成,表现之一是对外军事干预有所加强。在“参与和扩展”战略下,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对外干预出兵达50余次,年对外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一倍以上。美国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对所谓的“无赖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制裁、政治颠覆与施加压力、军事打击的政策。1998年末美英未经联合国授权出动空军对伊拉克进行70小时空袭,并公开支持伊国内反对派推翻萨达姆政权;1999年3月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绕过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实施78天空袭,并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表现之二是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世界领导自居,实行单边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一家说了算。克林顿政府公布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企图以国内立法约束别国行为;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将摒弃《京都议定书》,并表示要单方面放弃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为了确保中东的战略利益,千方百计阻止法国、欧盟以及俄罗斯介入中东和平进程。表现之三是对联合国采取能用则用,不能用就抛在一旁的做法,无视这一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现役兵力总数为136.58万人,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有203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21个作战旅部署在海外。崇尚武力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和传统。美国自独立后至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共发动过70多次对外战争和侵略,共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近200次。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外,美国基本上都是胜利者,而每次胜利都给他们带来了大小不同的回报,由此而形成了美国人的一种战争经济观:战争是国家最好的一种战略性投资。

  美国自认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良性霸权,不会像历史上那些邪恶霸权那样滥用自己的力量,且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彼此受益的公共秩序。因而美国积极在全球有利益回报的地区充当和平维护者和世界警察,并认为维护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动用军事力量。其样板如:轰炸南联盟、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今后美国将继续以“人权高于主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为由,强化对外军事干预。

  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美国,如今想打击谁就打击谁。世界力量对比因而显得严重失衡,缺乏对美国超强力量的有效制约。

  多种力量制衡形成的秩序才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民主永远是独裁与霸权的对立面。如今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国际社会里,谁能保证美国不会滥用自己超强的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对联合国成立58年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基础提出了重大挑战。对全球人民来讲,美国离国际民主已越来越远!不稳定与危险因素潜伏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

  日本和欧盟被美国视为这一时期的战略盟友而不会是过早地成为战略对手。这是因为在整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美国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于是,加强美日、美欧之间的政治联合成为美国的战略首选。美国通过调整经济战略视角达到了目的。在亚洲,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将朝鲜核问题和它一手制造的台海危机作为调整美日战略联盟关系的契机,并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周边事态,扩大美日同盟。在欧洲,发生在波黑的动乱成为北约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而冷战后俄军从东欧的撤退和前苏联的解体又造成了一个力量真空和一个黑洞。调整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作用和地位成为必然的战略举动。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支持欧盟东扩,同时积极调整同欧洲的关系,目前北约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三轮东扩目标。北约东扩大大地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有效地抑制了俄国的崛起。而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提升则限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活动空间。这样既控制了伙伴又遏制了可能的对手,真可谓一举数得。

  21世纪的中国将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而走向世界。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要面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正确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成为事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美关系已经演变为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的关系,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融入世界体系发展方向的必然性与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过程。而当前的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即中国的安全压力主要来自改革开放中必须与之积极交往的对象。如果完全融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国又不占主导,只能按西方的规则行事,这样有被西化的危险,如果置身世界体系之外则有闭关自守落后挨打之虞,又与改革开放不符。所以,在解决融入世界体系问题上必须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寻找一个“切入点”,掌握一个“融入度”,是制订和实施新时期国际战略的关键。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前提坚持经济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开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主要解决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如何走出两极格局并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新的世界体系的问题。实质上要解决的是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妥善处理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与搞好中美关系这对矛盾。

  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推行新霸权主义是中美对抗与合作的根本原因。从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互动看,中美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共同利益、交叉利益和各冲突利益都涵盖的双边关系。这样的利益关系使得中美两国在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时必须对双边关系作出明确的、具有长远效应的定性、定位和定向。只有在此基础上,双方的关系才有正常发展的可能。

  合作与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主要方式。充分挖掘双方的共同合作的战略基础,准确定位将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它又可以让双方在竞争中不至于产生巨大的对抗,从而更好地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身,在竞争中求得利益与生存。战略性合作的核心是避免双方走向敌对。在全球化的前提下,中美进行和平竞争与合作发展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只要双方以大局为重,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

  我们应当看到,霸权具有多重性,它不仅可以引发动荡、冲突和战争,而且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也可带来“稳定与和平”。作为霸权国家来说,它谋求的是由它控制的和平,战争是手段而非目的。

  目前,美国不存在需要用全面战争来解决的问题,它的目标应该是维持其一超地位。只要不发生霸权转移,就不致出现大的动荡或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建立和维持的它主导的霸权和平,总体上是一种和平的安排。由此可见,在今后20-3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要求。因此,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双方关系发展规律的矛盾运动。

  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各种矛盾发展是相对应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在双方关系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个规律决定了,当我国综合实力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时,美在主观上不会视我国为主要对手,我国也不可能成为美的主要目标。在此种情况下,中美矛盾不构成世界主要矛盾,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利。此时我应坚持不当头的方针,集中精力搞建设。当我国综合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时,或者是在美误将我国作为其对手时,中美矛盾有可能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此时,我国应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抓,而且必须两手都要硬。

  其次,中国开展对美关系应妥善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妥善处理发展与反霸关系,避免使反霸斗争取代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立足长远是反霸斗争的最高目标,解决好国内中心工作与国际战略目标之间的主与次、轻与重、缓与急等关系问题,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

  二是突出争取时间和创造有利环境这个主轴,妥善处理不当头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以谋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根本目标,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有所作为的核心。不论在哪个领域采取有所作为的举措,都要围绕改革现有国际机制、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这个任务展开。本着互利合作原则,避免使中美矛盾成为当前和今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决不当头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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