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周边地缘政治海洋争端篇：中国海洋争端小议 (4)

　　第二件则是“人祸”，1998年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横扫整个东南亚，南海周边国家多年积蓄的财富被“大鳄”们吃得干干净净，其制造业被杀成了一片哀魂——而它们恰恰曾是“中国制造”强劲的竞争者，原本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是日本“雁形阵列”中的“小雁”，而当时日本政府为求自保，极没远见地选择了让日元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非常成功”地终结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抓住这个机会——机会永远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对国家也不例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一时的小利，换得了中国的影响力从政治、经济等领域全面重返东南亚（事实上，我们致力于改善同南海诸国关系的工作早已展开，1998年经济危机为这一工作的突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后来在东南亚经济整合问题上，日本屡屡败于中国，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我们在此处占得了先机。

　　南海争端的化解，同样始于这段时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我们早已提出，但站在南海周边各国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在远海的力量投送能力极为有限，同时长期以来他们和中国之间没有多少利益交集，相反，1993年、1994年之后，中国开始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轨，在吸引外资方面倒是和东南亚国家成为了对手。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肯定要在争议问题上对主权主张“强化再强化”，这种情况下，自然谁也不会过多理会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情况则变得完全不同了：一个中国—东盟所构成的经济圈开始成形，2001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地改善了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而由于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引进还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对比欧美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国得到更为质优价廉的机电等工业产品。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

　　2004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开始启动(Early Harvest Agreement)。(注：所谓早期收获，是指在对所有品种关税取消的方法和期限进行规定之前，先对特定的品种实施减税。)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菲律宾期间，中菲双方签订了价值达15亿美元的贸易协定，此外中方还承诺将对菲律宾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矿业投资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约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后者的铁路、机场、港口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的钢铁公司同时与菲方签署协议，承诺在该国投资约80亿美元的项目，其中仅宝钢的投资额就将达到10亿美元。2008年初，中国企业又以1.2亿美元中标印尼火力发电站建设工程，同时，中国还将对印尼两个国有战略企业——印尼国家弹药制造厂PT Pindad和国有造船厂PT PAL——进行援助。

　　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见：在资源、制造业、贸易金融这三个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环节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将逐步形成比较清晰的分工。在这套体系中，东南亚各国所获得的利益比在“剪刀差”之下向发达国家出口原油要多得多，再继续在海洋权益问题上作过多纠缠只能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在2000年之后已经逐渐地为多数国家所接受。而对中国而言，虽然适当地淡化了对主权的主张，但这为中国主导东南亚经济整合铺平了道路，乃至为未来人民币走出国门也铺平了道路。

　　而从更长远来讲，在笔者看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之所以这么说，除了前面提到的缘由外，一方面，《公约》最终会是一个影响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南海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在此处过于强化主权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第三，则是源于笔者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看法：说了这么多，实际一直都是在说我们的近海利益。如果要把近海的利益排序的话，那我会把“通道”排在首位，其次才是矿物及渔业资源，现在说“共同开发”也好，说全部为我所用也好，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首先能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大洋——掌握了通道，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大洋，海洋对于人类，其价值的最大处之所在，正是在于远海大洋之上。

　　近海利益得到得再多，与之相比，如前文所言，不过是“锱铢之利”，以多金属结核为例，这一种矿物，其中含有锰、铁、镍、钴、铜等几十种元素。而在3500~6000米深的洋底其储量达3万亿吨，其中锰的产量可供全世界用1.8万年，镍可用2.5万年。当然，现在或许这还只是看得见、摸不到的财富，但必须记住的是，所谓海洋权益，三分是为现在争，剩下的七分则是为子孙后代去争。未来总是存在着某些不确定因素，现在所创造的货币体系乃至国际政治结构在未来都有消失的可能，唯独资源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现在所做的被我们称为是“大国的崛起”。而“大国”就必须有大国的思维方式，就必须要谋全局、谋万世，而不纠缠于蝇头小利。如此，我们就必须要在中国的周围营造出一个相对和谐的地域环境，否则，面对一条充满敌意的“岛链”，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将是在无数“眼睛、耳朵”的监视之下开始，这样的话，中国的远海利益必然成为“无本之木”。

　　再进一步地说，走向大洋，其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自身。或许我们不曾注意过，阿富汗、蒙古等内陆国家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所有的国家，对海洋权益都有其企盼，他们同样需要一条能够接触海洋的通道。而如果这些国家能够通过中国触及海洋，同样会对我国在西部、北部的陆上战略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谋全局者，方可谋一域；

　　谋万世者，方可谋一时。

　　南海问题的特殊性

　　传统上说，相对于陆上国土，中国人对海洋主权问题的敏感度一直以来都比较低。海洋问题成为老百姓的一个关注焦点，大致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前后开始的，除了“领海”以外，像“基线”、“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这些的陌生词汇也是从那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开始的时候比较糊涂，后来大伙慢慢地对这些概念有了大概的了解，再后来互联网上关于南海、东海之类话题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么几个西方法学概念在打转转。而觊觎中国南海资源的周边国家在挑起争端的时候，也总是以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所谓的依据。

　　但是具体到南海问题，我们过多地去专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众所周知，我国对南海海域的权力主张是以“九段线”为界，具体说就是北濒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东临菲律宾群岛，南以连接西南婆罗洲到苏门答腊的一线为界，西南从马来西亚到马泰边界再到越南南端和越南南部沿岸为界，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中国政府公布在南海划定的“九段线”是在1946年。在当时，无论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殖民当局还是后来这些国家独立后的政权都没有对此表示过任何异议，因此也就等于说是承认了中方的主张。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94年才生效的，即便是以周边国家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间为标准，菲律宾、文莱、印尼三个国家最早批准这一公约，但这也才是1984年的事情。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先有“九段线”后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此，中国在和南海周边国家处理海洋争端的过程中，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可以视情况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必要的参考，但没必要将其奉若神明——再说直白一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不适用于南海问题。这符合一般的法律原则，即便是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内相关条款为准，最终结果也同样如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条款“第十五条：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已经明确指出：“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由此来说，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海洋利益争端而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更多地适用于中国在东海和黄海与日本、韩国之间的主权争端上，而在南海问题上，则只需作为参考便足矣。我国宣称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从道理上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更谈不上什么子虚乌有的“霸权主义”。

　　杜绝第三方势力介入

　　包括南海在内，周围一圈海洋对中国而言无外乎两方面的利益。其一是海水下面的渔业和矿产资源。除了锰结核之类的矿石资源外，最受人关注的就是石油、天然气这样的化石燃料，而周边一圈海域中海洋能源储量又以南海为最。虽然笔者手头暂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海上中东”这个称谓对南海而言，基本上还是靠谱的，这个从近些年周边国家的海上石油产量就可以看出来。

　　前面提到了，我国对南海资源利益的主张是以“九段线”作为界限，九段线之外我们不做主张。客观上说，这次挑起南海争端的越南，它的石油钻井平台多数还是建在近海海域，这些平台基本都在九段线之外，我们确实管不着人家。但骑线和越线的钻井平台则是实实在在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而在“九段线”内建石油钻井平台的，多数其实来自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

　　周边国家的这些采油平台基本上都是以合资的形式搞起来的，背后都是西方的大财团。这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心虚，有意识地拉西方大国进来，以期把问题“国际化”，借大国势力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南海周边诸国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也无法独自在海上采油，无论是勘探还是钻井都搞不了，特别是九段线内的深海区域。他们通过与西方大型石油公司合作，由这些外国人出技术、出人员，而收益同样是这些跨国资本拿了大头。说到底，南海的资源之争与其说是在和周边国家争，不如说是在和艾佛森、雪佛龙、壳牌这类跨国资本以及作为其前台的西方国家在争。从这个角度说，中方在维护海洋主权的时候，在某一具体时间段内把矛头具体指向哪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太重要的问题，不管是针对谁，反正只要能使南海海域维持一种必要的紧张态势，就可以大幅增加那些跨国财团的成本。

　　而地缘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基本上都没见过海啸是什么样子，台风倒是见过，但破坏力相对于别处而言也不是特别严重，这都是拜我国东面里三层外三层的“岛链”所赐。这是往好处说，而往坏处说，进入西太平洋要穿越中国台湾岛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要进印度洋要过马六甲海峡，进南太平洋就要从印尼的众多岛屿间穿过去。随便哪个国家，只要他们在中国周边的这些岛屿上架设必要的侦查监视设备，那么中国舰船的活动就很难保密；战时则更麻烦，如果对方在这些地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无论是军舰还是民船都将被封死在近海。如果对方再不客气一点，这些岛屿就将成为打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跳板。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威胁就一直存在着。

　　这样，我们不难看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绝不能允许这一地区以外的大国插手南海事务。而这个“大国”当然就是指美国，作为现任的世界霸主，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麻烦自然都不会少了美国。对中国而言，不让美国插手南海地区事务应该是处理各种问题的大前提，任何行动都不能有违于这个方向；对南海周边国家而言，中国对其的态度首先不是取决于它们与中国关系的好坏，而是取决于它们与美国关系的好坏。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负面作用

　　以上面这个基本原则来对南海周边国家做一个简单分类，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印尼和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一直奉行的是中立原则，因此这两个国家可以暂时先放到一边；越南高层一直有把美国拉进来制约中国的念头，但具体的操作层面步子其实不算太大，以越南国内目前的政治态势来看，没头没脑地把美国人拉进来无异于是越南高层的一场政治自杀；菲律宾传统上是亲美国家，但在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后，菲律宾对此的响应同样是有所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