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市场之险(1)

　　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如此狭隘地聚焦于物质财富，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于获取财富，而根本不顾其他价值。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资源投入财富产生与享受中，其财富当然可以超常规地增长。

　　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可能引起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增长模式的关键，主要是看靠投入资源实现增长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这种做法出现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大约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也使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的欧债危机已经抑制了我国的外部需求，过分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应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十分迫切。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实施了多年之后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创新动力开始懈怠；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大幅增加，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剧了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货币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上升。

　　对经济形势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宏观政策的决策依据。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要防止“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多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制度条件和基本面支撑。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可能引起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

　　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世界经济到底缺什么？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想要解决，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个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认为，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正等待资金去投资，等待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互联网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正在使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统计，其在3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家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的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真正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仍然高达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创纪录的最低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而在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如今的世界，就像历史上一样，又碰到了一道坎儿，那就是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的繁荣必将回归，并能持续10-20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巨大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人类社会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全球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想要解决，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回过头来看中国，时至今日，金融危机仍在肆虐，市场信心一片低迷，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声音不绝于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需要积聚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可以比较好地总结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国际化。

　　首先，通过商业模式转型升级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进。比如马云，他把高科技和服务业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很多人的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而这个转型又带来另一个商业的转型，那就是快递行业的转型。顺风速递借助互联网发展和网上订购的大趋势，把自己的企业和产业做大，把传统物流业和现代化互联网商业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再比如王健林，把盖房子这件事和整个城市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商业运作，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同时把商业地产模式再提升到文化产业，做电影院，做文化和娱乐产业，满足老百姓的生活和希望，这也是实业。

　　其次，是科技创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北斗星已经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不出若干年，卫星导航都会转向北斗星。

　　最后是国际化。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但高层次国际化工作才刚刚开始。从林毅夫开始，从思想领域开始，把中国经验总结成理论，不仅要让国外主流经济学家和学者理解，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接受。再把中国一些比较好的经济宏观管理、产业升级方法和实践上升成理论，让非洲国家理解，逐步地接受中国模式。另外还有吸引外资，郭鹤年是东南亚华裔企业家，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把中国经济、物流和酒店服务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这些都反映了高层次的国际化。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深度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积蓄能力，不断转型，为登上下一个台阶做基础，将给我们带来希望。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赖于技术进步

　　刘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技术进步更新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期的长短和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经济危机揭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中许多寻租的空间，如对金融创新监管空缺，对资本信贷杠杆和流动过大监督不严等，都必须得到有效的改进，甚至要对市场经济某些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创新就是不可懈怠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内涵。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由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曾经提出“当代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力+管理）×科学技术”的公式。不论哪种表达，现代科学技术进步都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个人志趣研究、企业R&D（研究与试验发展）崛起与蓬勃发展等历程，现在已全面与生产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经济高度繁荣与它紧密相关，经济危机和复兴也自然与它不可分割。因此，两者关系需要专题研究。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导致经济增长与繁荣，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企业乃至社会都有能力把巨大的资本投入科学研究，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问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恰恰是这个经济长期繁荣越来越阻碍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基本原因有二。

　　首先，科学技术实践表明：一项新技术产品诞生，研究费用与中试费用、批量生产费用之比是l∶10∶100；当科研成果诞生后需要更大的十倍百倍的资本投入时，企业往往就不愿意承担了。只要老技术产品还有市场，还有利可赚，老顾客用惯了也不想改用、不习惯用新产品，为什么要生产新产品呢？更重要的是新产品生产线建设的投入巨大；老产品生产设备报废的损失巨大；加上开始试生产不可能大量生产，达不到规模经济等，都会造成过高的成本。新产品尽管技术上先进，但在经济上不可行或是企业不愿承担资本投入而无法成为商品。

　　其次，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企业赢利很多，因此，原来锐意创新开拓的企业领导人也逐渐保守懈怠了，并且因为“功臣”很容易终身制垄断领导权，即使退休，选拔上来的新领导层也不大可能是有能力有创新开拓精神的，往往是一些忠诚听话、维护传统利益的二三流人才，甚至是牟私利的小人，他们谁会关心、谁愿冒险去开发投资新技术产品呢？因此，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无法成为商品投入市场，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阻碍先进生产力诞生与发展，如新能源产业。风能、核能早已是成熟的技术，太阳能也早已应用于航天和军事用途了，燃料电池、锂电池等电动力也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凯特皮勒公司就生产出25马力燃料电池拖拉机了。然而，这些新能源及其动力都没有产业化。因为石油和内燃机历史地占有了市场，使它们的发展举步艰难。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得不到自由发展，于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劣质人才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阻碍着经济的创新和发展，直至酿成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