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7)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单一的、纯粹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来规范整个社会。因此，我们时代的基本价值观必须具有包容性，其内部充满张力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和谐，否则就是单一化。

　　此外，价值观的塑造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推进价值观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进程。现在，共产党本身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推进者？潘维文章中涉及的规范性的价值理念，给我的感觉是，把落足点放在了国家身上。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国家的行动和国家的政策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对于潘维文章中批评中宣部、《人民日报》的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我完全赞同，可是，这些部门的一套做法跟中央政府、国务院实行的经济政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复杂的，而要搞清楚，就需要对国家角色或者说国家构造进行再认识。

　　我们不应忽略，价值观的问题是和社会体制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推广一套价值观不可能是凭空来的。所谓事实与价值的分裂，是一个现代现象。比如，我们讨论的价值观与经济生活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家现在说他们只是研究客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他们不是道德家；但是，经济学提供的那些规则其实是市场社会中人的生活规范，因此是伦理性的，或者说是非伦理的伦理性的。同样，现代的伦理学家似乎只管人们的价值、精神现象。但如果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脱节了，这样的伦理学也就做到头了。

　　中国价值，母体文化应保持优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思想”不能脱离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如果脱离开，很难具有跟英美所匹配的那种价值的普世性，也很难有文化的力量。所以真正要变成文化的软实力，必须要依托原来文明的整体。它要求执政党、全社会和我们自己要在实践上具有这种文化的自觉。

　　讲“中国价值”、“中国思想”，我觉得不能脱离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如果脱离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另讲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思想”，是很难具有跟英美所匹配的那种价值的普世性，也很难有那种文化的力量。所以真正要变成文化的软实力，必须要依托原来文明的母体。虽然中国文化在近代有许多曲折，但并不表示这个文明的话语权已经消失了，也不表示它的文明的价值今天没有意义了。我们今天要宣传的中国价值恰恰是要在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基点上来推行，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它要求执政党和全社会在实践上具有这种文化的自觉，即今天整个中国的发展是要作为中国文明的新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要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新的生命的发展，民族文化的立场要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是价值上的两张皮。我们现在是两张皮，对外讲中国文化，但是我们自己在内部还没有真正完全把这方面转过来，真正自觉地做中华文明的继承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一些口号，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执政党和整个社会要真正地转到这个立场上，我们今天才能理直气壮地讲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只是偶尔要用的一个招牌，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推出一种价值体系，让别人认可和信服。

　　近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方面。中国近代早期发展中，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接触的是这个文明的外部形象。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外部形象，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丛林法则。所以日本的沟口雄三说近代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对立的，西方进到东亚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而在中国人看来，弱肉强食是一个禽兽的世界原理，不是人的世界原理，人的世界原理应该是道德世界的原理，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日本人为什么很快接受？是因为日本传统比较能接受弱肉强食的理念，而中国是发达的道德文明，觉得不能接受，觉得这不是人文的世界原理。这是从西方文明的外部原理来讲，所以，帝国主义就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一方面要学西方，一方面要反抗。但是西方有两张脸，它的另一张脸是对内的民主，这不是弱肉强食的，而是民主、人权、自由。西方国家国内的这套东西说起来是普遍价值，但是始终不能变成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价值。由于我们早期有一百多年跟它外面的原理斗争，使得我们容易从否定的角度看它的整体，对它内部的那张脸的意义相对来讲就忽略了。其实那个内部的东西跟中国文明也有相同的地方，中国文明中也有民主、自由的要求，表达的方式不同。而且民主、自由不能脱离人民，现代西方的政党虽有操纵老百姓的一面，但是归根到底是要面对人民的利益和选择，这和中国文明里面讲的那种对老百姓的态度是一致的。

　　今天，中国应当强调什么价值？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有意义，中国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价值结构。不能说民主、自由、法制的价值在中国没有意义，也不能说责任、仁爱在西方没有意义。关键是这些价值的优先性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不能说中国不需要民主，当然需要民主，但是在社会价值结构里面民主排在哪个位置？这是跟历史的、文明的母体和传统有关系的，跟发展的现实有关系的。在中国不是不讲个人权利，只是个人权利在架构中的层级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东西方的价值都是有普世性的，但还有一个价值结构的问题，结构的不同有很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缺少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契机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可以追溯到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缺少了一种能够抵消外部诱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马列主义价值体系的衰落直接相关。然而，目前的中国还缺少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或契机。

　　核心价值观问题，我已经关注了好几年。2004年，我的一次讲座就是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核心价值观，由于其所涉的广度和深度，是需要包括哲学、思想史、文化理论、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几乎所有的学科来共同研究的综合性课题。这回看了潘维的《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认为论述得相当系统--尽管有专家称，该文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但给出了一个坏的答案。但却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好平台。

　　价值观讨论是对改革开放反思的深化

　　在我的视野里，把潘维的文章看作是对近年来国内展开的反思改革开放系列讨论的深化。作为对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学者和舆论提出了一系列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外资政策、贫富分化、出口导向、战略产业、国家安全等等，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但是，与上述问题相比，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更深层、更本质的问题。在我看来，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问题当中真正的症结所在。所谓政治腐败、国企低效等等，说到底，都是精英阶层在精神世界上出了问题，由于传统精神世界的崩溃，中国的精英们缺少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抵消外部的各种诱惑。从这个层面和意义上说，当前中国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精神层面--核心价值观或精神世界的崩溃。

　　马列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衰落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两三千年以来，中国有一套完备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信仰体系，如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这些东西支撑了历朝历代，使中华民族延续了3000年，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这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近代以来，因为屡战屡败，这个核心价值观被打垮了。到“五四”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就自觉自愿地放弃这一套实践了两三千年的价值体系。“五四”时期流行的是进化论的价值观。但进化论在知识界占主导地位没有多长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个核心价值观或价值体系自此延续了四五十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精神世界崩溃的局面，同马列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衰落是直接相关的。它的衰落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1971年的“林彪事件”。这是使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叙述中断，革命故事讲不下去的一个大事件。

　　第二，1981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加剧了革命叙述的中断，使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逻辑都出了问题。

　　第三，就是接下来的“八九事件”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最终促使政治精英的信念崩溃了。

　　前段时间，香港的一本杂志《海岸线》上发表了前中共云南省省委书记令狐安的文章，其中说到，苏联解体给许多党内高层官员打击非常大。从那个时候起，腐败全面铺开了。腐败，本质上就是缺少一种精神力量平衡各种现实的诱惑。如果有一种精神力量存在，就会有一整套相应的文化，让人们平静地面对金钱、美色、权力等等，就不会有这么普遍的腐败。

　　重建核心价值观需要什么样的前提

　　首先，潘维提出了一整套的核心价值体系--从内到外共七层，构成了一个互动的精神动力学的结构。但是，我认为，在这七个层面的价值观之外或者说之下，应该还有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力量、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最终目的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七层价值观的划分可以简化为四层甚至两层，就是个体和整体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这两种关系，或者可以从这两种关系中推演出来。

　　第三，关于七层价值观的互动关系，除了潘维文章强调的内在逻辑性，更应注意外在的，即不同历史条件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

　　第四，也是特别重要的，即潘维在文章最后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问题。怎么样生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并且成为主流？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重建核心价值观？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绝非仅仅由知识精英论证研讨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一个契机。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整个主流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共识需要什么条件呢？本民族的历史实践可为蓝本：比如，中国的革命价值观或者革命信仰体系支撑了几代中国人完成了几件大事--赢得国家独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大国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信仰体系的支撑下完成的。而这种革命体系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它的前提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屡战屡败，是亡国灭种的紧迫现实压力和巨大危机感。在“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中国灭亡之后的问题，所谓“筹办亡后之事”，包括湖南省要在中国被瓜分之后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正是在具体的强大的创剧痛深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才激发出支撑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现代实践的革命信仰体系或核心价值观。

　　正是从核心价值观催生必备的条件--强大的内外环境压力来看，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换句话说，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契机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