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邻居难防(5)

　　最后，中国市场对日本越来越重要，中日经济关系越来越朝着中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方向发展。1990年，对华出口只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1％，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至6.3％，2003年更达到了12.2％。更重要的是，中日双边贸易越来越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2002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为50多亿美元，2003年为140多亿美元，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照此下去，中方逆差会越来越大，对华贸易越来越成为日本获取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已越来越成为日本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改善经营环境、提升盈利水平的首选对象。2003年度在日本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减少9.2％的情况下，对华直接投资却急剧增长了65％，这说明对华投资有大利可图。这些年来，日方一直在统计方式上作手脚，刻意掩饰日本对华贸易的本质性变化和巨大盈利，以淡化和模糊中国市场对日本的巨大重要性，这恰恰反映了日本方面对此问题的敏感和重视程度。不管日本方面怎样掩饰，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日经贸关系同时呈现着方向相反的两个趋势：一方面是日本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综上，笔者认为：一旦日本的反华政策波及两国经济交往，那么受损害的主要不是中方而是日方，为此着急的不应是中方而是日方。中日关系紧张固然会让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让日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如果再加上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以及欧美韩等国产品对日本产品的替代性，从各个角度看，中国都完全有能力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日方不得不顾忌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作出反应。大国角力和战争较量的历史证明，威慑不但来自于实力，而且来自于在必要时敢于果断使用实力的态度。

　　依靠实力守住和平底线

　　强硬回应日本并非感情用事，而是理性选择和现实态度，因为这种对日政策不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有明确的底线，即力求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避免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争取时间和环境。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稳住同美国的关系，只要把中美关系稳住，日本就不敢单方面挑起大的事端。对日方面，在强硬回应日本反华政策、保持对日压力的同时，中国可在适当时机恢复同日本的高层往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避免给日方以中方拒绝对话的口实，展现中国的高姿态；二是通过高层对话，既可以严正表达中国立场，又可以适当缓解紧张气氛，避免双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升级。

　　比外交更为重要的是，大力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平的实质是强者的非暴力秩序，和平的主动权从来都掌握在强者手中。这些年来，日本的军事化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军费开支庞大，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二是其军事能力已明显超过防御需要；三是与美国和“台独”势力的军事勾结越来越紧；四是连续通过了十个军事法案，架空了《和平宪法》，为向海外派兵和干涉中国内政扫除了法律障碍；五是公然将中国确定为日本的潜在对手，并公开将台海纳入日美军事干预的范围。日本的这一连串做法，意味着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日本已经告别了战后的和平主义，而逐步变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新军国主义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侵略前科，且至今不反省侵略战争的危险的军事化邻居，中国一方面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防实力。只有实力强过对手或者与对手取得平衡，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未来10-20年，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中国国防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资金能力充裕，公民就业不足，国家又提倡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恰恰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带动就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应当趁此良机，让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发展起来。

　　另外，需要中国加以注意的还有日本的外交方针。为孤立中国，日本的战略是一方面反对中国，一方面紧跟美国，同时加紧拉拢俄国、韩国、蒙古、东南亚和印度。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韩国的策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历史的态度，必然同时得罪中、韩两国，但日本政府采取了分化中、韩的政策，预计下一届日本政府可能进一步采取区别对待中、韩的政策，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和东亚国际关系中孤立中国。对此，中国有必要和韩国协调立场。如果中国的工作到位，那么日本的拉拢就不会得逞，韩国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都不大可能站在日本一边。

　　笔者总的观点是：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紧张的限度是避免爆发战争，这是底线；能否保住这一底线，取决于对日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能否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足以让可能的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程度。

　　21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

　　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教授、“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主任）

　　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不是讨论印度将来会不会超过中国，它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正是因为今天的印度变得更加民主，它的经济发展成就才更加出色。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微观指标上印度超过中国

　　如果简单地横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GDP数字，显然人们会发现中国的GDP数字比印度的要漂亮，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比印度更加成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即使我们单看GDP数字，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印发展速度之比差不多是2∶l，现在差不多是1.2∶1。另外，中国每年的GDP里50％是投资拉动的，印度是2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5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接近中国的80％。

　　这就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基础的，而印度的增长没有消耗那么多资源，如果我们看一下GDP的单位能源使用比例，印度的数字与日本接近。顺便说一下，印度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比中国高许多。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很多微观指标，印度不是说将来会不会超过中国，它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而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微观基础。因此，我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当然，这个国家也面临很多障碍和挑战，我认为它的障碍主要在于基础教育，而不在于很多人认为的基础设施。

　　第二，我们看一下两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发展潜力较大，它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更高。先看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十年动乱时期，尽管受到政治的干扰，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3％-4％，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印度这方面明显不如中国。印度最大的障碍是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热带国家。你看二战以后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温带或亚热带，新加坡是个例外。很多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位置跟一国的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地理就是你的命运》（GeographyIsDestiny）。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位置是印度发展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反过来讲，即使面临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印度今天的GDP增长率还能达到5%、6％、7％、8％，一直到2009年的9％，它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实际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中国的发展潜力比印度高，但实际发展速度也接近印度。所以这个问题看你怎么去看，你可以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也可以说印度超出了它的发展潜力。你可能看过那部关于印度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百万富翁都是了不起的，但是从贫民窟里成为百万富翁那是应该加分的。印度面临非常大的发展障碍，但是它的体制可以帮助她克服障碍。

　　印度GDP与个人收入增长并不脱节

　　在2003年，我和我当时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一命题时，中国的媒体、学界和政界可以说对印度毫无兴趣。中国人那时对印度的知识还停留在《大篷车》的水平。我记得我多次向中国几个有名的商学院建议它们组织学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访问，要重视这个国家，得到的反应经常是有礼貌的冷淡或者是热情的拒绝。

　　但中印发展的讨论这一两年来变成了一个热门题目。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经济表现。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轮政府经济刺激是40亿美元，另外还有减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轮政府经济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相比我们的4万亿，可以说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经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它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加息要防止通货膨胀出现。

　　印度的GDP增长是7％，世界银行预测印度到2011年GDP增长会加速到9％。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济增长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漂亮数据下投资者和学者总是有一些疑问。印度的优点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儿，你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坦然处之，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对中国数据的不信任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那时我们就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会有多么重要。

　　第三个原因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减贫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中国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远远超过印度现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那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是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变得越来越明显。

　　“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在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将是最高的，预计年工资增长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实际的工资增长是7％。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不顶花，因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长。对于富士康12跳的工人来讲，GD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GD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D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到底和它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我再一次不同意这种观点。证据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差的阶段，而它最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好的阶段。

　　政治体制决定其发展前景

　　印度的体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法治。法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达成法治，还没有共识。国内很多人认为，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却认为法治是依法制约，既制约老百姓，也制约政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中国远没有达到法治。有人说印度过度法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次是金融体制。我们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出，虽然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麦肯锡的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学习”。到今天，至少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更有效率。

　　最后是政府体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共识。有很多人认为民主没有效率，妨碍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印度的今昔，就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