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新秩序与新革命(1)

　　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国内外压力使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更模糊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区域性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对腐败的不满、民众参与压力的增大、既得利益的阻扰。

　　探讨中国的未来可能性大概是当今世界最为混乱、也最为困难的事情之一，至少在海内外政治学界是如此。在这一复杂场景中，不同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十年后的中国”这一表达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对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某种期待，二是依据既有的信息，研判和预测中国的发展状态。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的联系，但在学术分析时则应加以一定的区分。因此下面的讨论与其说是基于某种价值的期待，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情势的判断。我想简要说以下三点。

　　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一条自我演化的路径。这条演化路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维持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优化具体的制度、机制和运作过程；在应对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提升体制的人员素质和学习能力。这一自我演化趋势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十年一代”便是在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领导交班（代际更替）的制度化趋势。它不是设计出来的--精心栽培的接班人未必能顺利接班，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在我看来，薄熙来事件与其说是打断了这一趋势，不如说为这一趋势注入了不可逆的动力。

　　第二，基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个重要过程，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一演化趋势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全球化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现在比孙中山那个时代更能体会到世界潮流的影响，而互联网等高科技又极大地强化了信息开放的过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只能选择前进而不能后退，也无法后退。而市场化过程则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利益、多元的观念以及不同的行动主体，它们一起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过程--不但重新界定了政治的内涵，而且也悄然改变着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性质。

　　在体制演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十年一代”，便可发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是代际领导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延续性。由此可以判断：只要这个体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它就不得不去回应和适应；而外部和内部环境又制约了这种回应的选择空间和方向。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意味着这一体制演化过程不但具有充足的动力（当然也存在诸多的阻力），而且演化的方向是正向的。

　　第三，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区域性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对腐败的不满、民众参与压力的增大、既得利益的阻扰、深层问题的不断涌现，等等。此外，与政治革命不同，改革的行动逻辑是先解决容易的问题或体制浅层的问题。这一策略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通过成功的改革可以获得新的资源，它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另一方面，新的改革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因为它不但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问题，而且还要面对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时需要一点运气，这种运气既有外部环境的成分，也包括国内是否有把握这种机遇（及回应挑战）的能力。

　　尽管如此，就整体层面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依然是问题导向的、渐进的。领导人的决策和施政将在基本框架内进行，这一点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期待自由主义式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作为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基于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民众的期待。就政治领域而言，我觉得有三个重点：一是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给民众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二是加大反腐的力度，在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上有所进步；三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提高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包括预算公开和监督），在小政府不复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来制约权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政治符号以及什么样的政治符号，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简言之，对未来十年的预期不能与过去割裂开来，体制演化的观念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连续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变量。就体制演化的长程而言，十年的时间似乎短了一点，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但它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片段。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程亚文（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中国要以“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须大幅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而不能一味延续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套路。

　　海外舆论还在关注中国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将给中国自身以及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世人关注的焦点，就已经转移到中国何时将取代美国而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世纪”将何时到来？世界的变化实在是过于迅速了！笔者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不会适应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变化。作为身在中国的一个观察者，我对“中国世纪”当然怀有期待，可是心情又绝对毫不轻松。我所忧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果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将不断提升的经济总量和快速增高的财富水平有效转化为强盛的国家战略能力，那么不仅中国复兴将是镜花水月，中国要想保持国家稳定存在都有可能是一种痴想。关于这一点，在《国家生存的底线能力》（《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一文，笔者曾做过粗略分析。

　　中国复兴要预防五种局面

　　在追求国家复兴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防止因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而发生国家解体或发展进程停滞。而以下五种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一是由族群隔阂而产生严重的民族分裂主义。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这些国家在后期都爆发了因族群意识增强、族群隔阂加深而带来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它使国家的同一性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经历说明，如果不能产生相对均一的国家认同，即超越各种具体的族群差别而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民族认同，国家的内部安全就始终没有保障。

　　二是因地区发展高度失衡所导致的地方分离主义。晚清的崩溃及其后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就提供了这种现实案例。但对此最具参照价值的，则是美国南北战争。内战前夕，美国北方与南方一为资本主义制度，一为奴隶制经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架构还是文化意识，都有鲜明分别，这种发展差距最终引发了难以调和的不同政治要求。美国南北战争的案例说明：国家内部即使没有族群差别，但如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发展断层，也非常容易破坏国家和民族认同。

　　三是国家发展丧失主动权。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曾经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短短几年时间，沙皇俄国的经济即告崩溃，帝国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其“强大”的工业生产，竟是花拳绣腿根本禁不起折腾。原因何在？沙俄的教训在于：当时处于世界前沿地位的那些产业，都操之于外来投资者，沙俄自己并不掌握技术上的优势，“1914年，90％的采矿业，将近100％的石油开采业，40％的冶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28％的纺织业，都是外国拥有的”。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就不会有操之于己的战略产业，也就没有把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与此类似的大型国家实际上还有解体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后期所实行的“外侨权益制度”，让外来商人掏空了帝国的经济命脉，而一度强大的拜占廷帝国，后来则被威尼斯商人控制了经济运行。这两个帝国的问题当然不全在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够，而在于把国家经济运行或增长的动力交与他人。

　　四是国家发生内部文化分裂。蒙古帝国的崩溃，就是从文化分裂开始的。在蒙古人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帝国后，帝国后来一分为三，很大原因在于文化因素。东方的大汗国皈依了儒家文明，最终建立起了传统中国式的国家；中东和阿拉伯的伊尔汗国在旭烈兀死后，则尊伊斯兰教为国教；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但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已经对外界毫无威慑力。文化的分裂，使一个庞大的帝国丧失了统一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向心力，帝国的不同部分从此便向不同的方向各走东西，直至最后化作历史烟云。蒙古帝国崩溃的经历，说明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存在明显的宗教和文化分别，在宗教和文化上没有共通性（非共同性），会深切影响到国家认同。

　　五是人口生产发生停滞。同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在19世纪以来随人口变迁而发生的竞争优劣态势变更，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人口生产对国家命运的重要影响。1870年是法德两国人口数量关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欧洲大陆两个最大国家经济实力和战略能力优劣态势变更的分水岭，在与德国的竞争以及世界影响方面，法国自此之后再没有占过上风。在此之前的1850年，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法国人口也一直相对德国较多，法国与德国的较量总是以法国占优。1870年随着德国人口数量超越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与总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当时在经济增长中最有代表性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已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这种优势最后通过1870年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淋漓尽致地得到了体现。

　　囿于篇幅，对以上五个方面，在此一笔带过，不作详述。在假设未来中国不会出现上述五种致命性问题的前提下，会不会有“中国世纪”？可以从放大版和压缩版这两种方式来理解所谓的“中国世纪”。放大版的“中国世纪”就是现代以来曾经有过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模式，由一个全球性帝国主宰世界事务。这样的梦想对中国已经不合时宜，原因在于当年形成“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的条件，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均从大规模战争中形成，当今世界如发生大规模战争便意味着共同毁灭。与此同时，如今的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无中心时代。打个比喻，当前世界政治场域中的游戏参与者，乃是一头老虎、三只狮子、五匹豹子共存。一头老虎是美国，它的力量虽然比狮子、豹子都强大，但却在狮群、豹群的围攻下，日益显得势单力薄。三只狮子是中国、俄罗斯、欧盟，它们与美国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大国政治结构。五匹豹子是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伊朗等，这些中等强国各有自身意志，并且印度正在由豹子向狮子演变。狮子、豹子的批量存在，不仅使得现存的一只老虎在逐渐缩小其活动范围，同时也使未来再出现一头新老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低度的层面来考虑“中国世纪”的提法。这个压缩版的“中国世纪”，是指中国在未来某些时候，成为与其他显要大国一样，在国际影响力上排在最前列、不处于其他大国之后的国家，可以认为是在权势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国家，但却又并非是唯一一个处于第一位的国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打量“中国世纪”，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需要中国自身的努力，它的一个基本内涵和条件，是中国要真正成为在世界绝大多数重要议题上都有举足轻重发言能力的全球性国家。当年形成“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都曾以英国或美国为中心形成了全球化体系，恰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鉴于此，今天的中国要致力于推动多多少少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说其中一个中心是中国的新的全球化体系。这同样是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发生了逆转

　　关于这一点，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乃是一个明显标志。自那以来，世界各地不少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最近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步入昏途、风光不再。目前仍在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近两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趋向激烈的货币或汇率争端，都在不断强化人们关于“全球化终结”的感觉。

　　这种感觉有可能对了一半。就像曾经一往无前的潮水突然被横空出世的礁石挡住了去路并激起回流那样，为世人讲述多年、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全球化套路，目前已遭遇逆转，且没有从“礁石”上跨越过去的迹象。全球化的困顿是如何产生的？还是要有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要看到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顺流而下的历史结构”，而非仅仅注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大事件。

　　放宽时间跨度，全球化并非初生婴儿，仅在过去500年来，就已有过几次全球化浪潮。以往的全球化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动力提供来说，全球化都是由西方国家所推动--16世纪到20世纪初主要是欧洲，20世纪中下叶以后主要是美国。长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都被西方世界所控制，并驯从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它在最近几十年间的代表性国际组织及机制，乃是七国集团（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