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3)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拨郭嵩焘回籍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地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他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会影响人物的形象，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耻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励精图治整军务。

　　靖港失败后，曾国藩把自己关在长沙城外，七昼夜不与人说一句话，陷入深刻地反省与思考中。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此次失败成为曾国藩“咬牙立志”的关键一次。曾国藩后来说，他平生有“四大惭”，即四大耻辱，而靖港之败是其一，他说：“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但他经历“此一磨折”，后来才有成功。他还说，他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败亦是“打脱牙之时”。而“打脱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志，徐图自强”才是目的。

　　曾国藩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他认识到，此次失败，也在于水军未经操练，军纪不严。不但打败仗时溃不成军，即使彭玉麟统帅打湘潭取胜时，部下也大肆抢掠。

　　湘军创建之初，水陆师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组织指挥系统上也未能做到层层节制。而临阵作战时，论胆量技勇，兵不如勇，论纪律则勇不如兵。因此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有得力人员协同管带，加强文武官员的层层节制，才能相互维系。过去，湘军每营仅有一二绅士主持，故纪纲不密，维系不固。靖港之役，就错在“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步之地”。而水师之弊，在于没有经战阵之兵勇，全是招募船户水手，编组成军，训练未满一月就拉上前线，故临阵胆怯。因此，曾国藩此后很重视老兵的作用，水陆兵勇编组时，务须新老兵勇互相搭配。

　　在指挥系统方面，重要的变化是增加统领一级。过去，湘军陆师的编制最高为营一级，由曾国藩直接统辖调遣。营以上设立统领，统率二营或数营。陆师以罗泽南、塔齐布等为统领，水师以杨岳斌、彭玉麟等为统领，由统领指挥营官，曾国藩则指挥统领。这样，在湘军中便出现了旅、团一级的编制，而在实战中，指挥也确实灵便，兵力使用相对集中，比较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水师方面，一方面咨札李孟群招募两广水勇一千名，于五月抵达长沙；另外，咨调陈辉龙率广东水师四百名前来参加湘军水师。这支水师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制。尤其是在装备上多加洋炮，现在只来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国藩又奏请清廷让两广总督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长沙。长沙整军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衡州出师时强大。曾国藩还认识到，此次靖港之败，也由于赏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难之交，投奔大营来并非是为利禄驱使，因此所订法条难于施行，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有鉴于此，这次他驻扎在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上整顿营务。规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再录用。湘乡团练最早的组织者原湘乡知县朱孙诒，因在宁乡、岳州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

　　经过长沙整军，湘军实力大增。“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咸丰帝的上谕又称“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因此，湘军士气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战船的工作已经完成，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到达长沙，添造浅水拖罟二号，李孟群到广西招募的水手一千余名也回到长沙，与曾国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练。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地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国藩给诸弟报告中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做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处世不可有傲气。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现在还是将来，为官从政，为学做人，做事经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一旦时易世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只见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从此不再理会。

　　一个大臣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以来，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这样做更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你不会天天被人仰视。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原是一个给人放牛为生的孤儿，又因为有口吃的毛病，总也没有能谋上个什么差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司马懿，司马懿发现他并非寻常之辈，便委以官职，从此他跻身于魏国的军界官场。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屡建奇功，官职一再升迁，从一个下级军官最后封侯拜将，成为魏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