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4)

　　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并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李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曰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biàn）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éng zhì）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做一般的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他在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曾国藩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重用有才能的人。

　　李鸿章是个人才，而且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的。所以，曾国藩如果有什么大的行动，他肯定会让李鸿章参与，听取他的意见。此时，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之后，向咸丰帝上奏的进兵的折本就是由李鸿章谋划的。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陈玉成掌控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因此，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这样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之处，陈玉成往返于天京与安徽之间，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阻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便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指挥。

　　三路军的作战任务是：第一路为主力军，攻占安庆；第二路切断庐州与安庆的联系，阻止太平军援安庆；第三路阻止太平军西进，攻取湘军的后方。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从巴河出发，率第一路军万余人马经黄梅进驻宿松，派李榕、朱品隆率兵进攻太湖的太平军。此时，第二路军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蒋凝各部二万余人马已进驻太湖城外，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没有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他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两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鲍超是带领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他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因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广西，并在此成家，与一位韦姓女子结了婚。鲍超伤好之后，他想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但没有追上，却遇上了曾国藩在招兵。当时，鲍超几乎是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身无分文，还带着妻子。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就安排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来，鲍超进入塔齐布的军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并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鲍超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参与多次战斗，功劳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三千，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太平军的心目中，鲍超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鲍超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支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在没有援兵帮助的情况下，他带领将士们孤军奋战，部队死伤过半，后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不能战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正在太平军围攻鲍超之时，胡林翼突然派金国琛、余际昌率兵1万多人从太平军背后袭击。鲍超趁机率部从城内杀出，陈玉成腹背受敌，自顾不暇。多隆阿见状，立即派兵烧毁陈玉成的粮库。这样一来，陈玉成于1860年2月16日不得不放弃太湖，连夜撤走。

　　鲍超的苦战并没有付诸东流，这一苦战有力地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部队。

　　太湖是安庆的门户，门户一开，湘军便长驱直入。这时的安庆仅剩下枞阳一线与桐城相通。曾国藩后来利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韦俊，这位曾经两次攻克武昌的骁将顿时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1860年6月，韦俊在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的配合下攻陷枞阳。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眼前。

　　曾国藩有意要成全曾国荃，命他带领曾家军的嫡系部队进驻集贤关，兵临安庆城下，形成围攻之势。从此，安庆内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处在湘军严密的包围之中。

　　忠肝义胆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江忠源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从此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在和他的一席谈话中，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春风怒号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