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所形成的不利形势。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存在确实加重了它的负担。美国曾经一度占据世界经济总产出的半壁江山，但现在从经济上衡量，其在全球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并有继续下跌的趋势。从军事与经济的战略关系来看，经济地位的长期持续下降必将引起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的下降，加之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的负担尤显沉重。
但对比美国与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帝国，美国有显著的不同，以过去帝国的衰落预言美国的衰落为时尚早。我们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列“兴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把这些国家与美国对比，能看出上述国家的相对“弱项”，但美国在四项大国要素中均无明显弱项。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三个国家在人口、国土资源方面与美国相差甚大，它们维持世界强国缺乏人口和国土资源两个核心条件。法国、德国、日本，虽然在人口方面与美国相差不大，但在国土和自然资源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英国，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员，在它最辉煌的帝国时代，控制的势力范围曾经达到全世界面积的1\/4，比当代美国的势力范围大得多。但是，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与美国自然拥有的幅员辽阔的国土有本质不同，大陆上不相连接的英国殖民地缺乏天然的“凝聚力”，控制难度很大，所以英国与美国也不具备可比性。
美国的国土和资源是支撑美国强盛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是全球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口素质和数量都较为理想。人口数量与其国土和资源相比，不算多也不算少。如果它的人口过多，人均占有的资源就少，这会制约它的发展；如果它的人口过少，经济总量就受限。从人口与国土、资源这些方面观察，美国是理想的匹配模式。
当前，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形成，而2008年危机的发源地正是美国。于是有人认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将受损严重，甚至一蹶不振。仔细分析这次危机中美国的角色，不难发现，虽然危机发源于美国，但美国并不是受损最严重的国家，因为美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科技和军事实力、战略性资产和先进制造业、社会制度和民众的应变能力等主要方面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损害。相反，全球的多数资源输出型国家和产业链下游的实体制造国家受损严重。美国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以战略性的布局实现了利用他国资源，损害他国自然生态环境，而自己在核心利益上不受损害的格局安排。
过去的历史表明，20世纪以来，差不多每隔一个历史周期，美国经济都会有一段反复，出现一段危机。但每一次危机之后，美国不是衰弱了，而是日益强大。2008年11月5日，竞选成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对于所有那些疑惑美国的灯塔是否还会继续明亮燃烧的人，今夜我们将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的力量并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胳膊的臂力，也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财富，而是源自于我们理念的持久力量。这些理念包括民主、自由、机会以及坚贞不屈的希望”。我认为，本次危机不会像奥巴马宣称的那么乐观和令人鼓舞，危机不会成为美国更加强大的理由，但美国也不会由此衰弱。
从以上的比较看，美国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与世界历史上曾经的帝国都不相同，美国有比曾经的所有帝国都更综合的强大基础。综合美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教等方面的全面优势，短期内美国仍无人能够超越和取代。鉴于此，也不难理解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突出地位。
一国之货币的信用及价格，是由该国之政治稳定及国家实力所决定的。由于美国在未来可望保持的持续强大，有理由认为，在这一轮长周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中，美国将是资本的避风港，对于全球化投资的投资人而言，投资美国将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当然，这里所讲的投资，不是指投资于美元这个货币，而是投资于美国的优质资产，比如美国的工业型高科技企业、军事工业企业、农业、资源类企业等。
§§§第九节中国经济将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
世界是有规律的，有约束的，而不是为所欲为的。经济的增长也是有约束的，中国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战略收缩的选择。
我们先看一个动物世界增长极限的例子。在格雷姆·泰勒的《地球危机》一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例子。
1944年美国海岸防卫队向位于白令海的圣马休岛送去了29头驯鹿。最初的目的是想为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军队提供鹿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圣马休岛被遗弃，并成为驯鹿的家园。那里是驯鹿理想的栖息地，在大雪纷飞的寒冬，驯鹿可以以大量的苔藓为食，并且那里不存在它们的天敌。
到1957年，圣马休岛驯鹿的数量增加到了1350头，而到1963年的时候则增加到了6000头。激增的驯鹿将岛上的苔藓全部吃光，导致了驯鹿的相继死亡。因为在大雪覆盖的海岛上寻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大部分驯鹿在1963年和1964年的寒冬都饿死了。
这种循环加速了驯鹿的增长，而且驯鹿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超过了生态圈所能承受的限度，至此导致生态系统中频繁出现动物的死亡。
人类的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不加限制的增长，人类也将面临像圣马休岛驯鹿一样的命运。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进行战略收缩是必然的选择。总的来说，中国进行经济战略收缩是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自然生态环境不支持中国当前模式的经济发展。
中国总的自然环境特点，是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各类主要自然资源，如耕地、森林、水、石油、各类金属等，都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世界前列的资源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等相距更远。
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中国根本不应当走过去那种大规模破坏土地，破坏水资源，无节制透支矿产资源的粗放经济模式。当前，中国耕地被大量占用，粮食本质上不能自给（自产大豆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四分之一，玉米、大米、优质小麦都要部分进口），各地污染严重，水资源严重危机，等等。甚至可以说，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硬约束。
第二，中国过去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腐败的问题，理应纠正。
中国延续了多年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认识上的短视（如GDP主义、消费主义等），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腐败。投资是贪赃集团最佳的谋利方式之一。看看已经被执行死刑的分管房地产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永迈、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以及工程、房地产建设等领域的触目惊心的腐败，就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大规模投资建设许多时候不是因为利国利民，而是因为可以给某些官员创造巨大的谋利机会。
第三，地方债务危机等风险，使得扩张性的财政失去了基础。
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虽然目前没有权威的具体数字（央行和银监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数据都不一致，这也反映了中国管理当局在金融方面存在管理问题），但据有关人员在地方的实地调研，不少地方政府无法及时偿还地方债务可能将成为事实。加之中小企业倒闭潮以及高校巨大贷款黑洞，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质量令人担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缺乏可靠的基础。
第四，房地产价格高企，存量巨大，房地产市场的倒下，将引起粗放型经济的系统问题爆发。
中国商品房已经完全脱离一个普遍商品应有的定位，演化成了一个掠夺民众的巨大机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些地方的房价暴涨了10倍以上，严重脱离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造就了无数的房奴。在如此状态下，考虑到房地产存量巨大，而消费能力不足，房价必然会有较大幅度回落，房地产市场将在数年中陷入低迷。
这将带来两个基本影响，一是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弱化，二是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建材、化工、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工程建设等领域将全面受到负面冲击。
第五，由于对外投资损失，国家实际可支配对外扩张的外币资源并不充足，制约了中国大规模投资及贸易的能力。
中国在利比亚、缅甸等国的投资，以及中国一些重要的国家投资机构的对外金融投资，都有巨大的损失。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第六，政治及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国的发展不得不着手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以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匹配。
由于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革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各类矛盾突出，由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积累了许多民怨和不稳定、不和谐因素，这都需要通过政治及社会改革化解。
第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折射出的问题。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的推动，意味着中国一个繁荣的物质时代相对地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经济的较长时期调整。从逻辑上看，与文化发展相对应的是物质发展，中国不再强调物质经济的发展，而倡导文化的发展，说明物质发展的方向已经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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