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1)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只要有人类社会就离不开发展。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研究了自史前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和总结发展理论，形成了两种生产理论这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为完备、系统、深刻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不断地因时制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全面总结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然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概括。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各种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观点精辟深刻。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

　　（第一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形成基础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依据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总体性和根本性的判断。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而这一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表现就是：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着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着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先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依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总结我们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

　　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重视建设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和义务教育等，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过非常有益的作用，然而在社会转型期间并没有得到坚持。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文化领域明显滞后，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２００３年的非典疫情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灾难，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和警醒。还有过去片面地追求GDP、盲目追求发展速度，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所以，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有成果的肯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方面，我们可以摆脱以往的束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发展中的成果来解决现今能够解决的问题与矛盾，促进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切实实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２.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需要

　　历史进入２１世纪，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我们顺利地加入WTO，全面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洪流，既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也给我们造就了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和新任务，必须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进一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领域和方面的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形成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就是说，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课题，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了新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重大发展战略。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基础

　　１.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１）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符合时代特征和现实国情。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集中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中，通过考察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四要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生产以及人们在生活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人口增殖）过程中产生出的社会关系，提示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晚年时，又在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枠的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

　　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在这里，恩格斯借助大量的史前材料阐释了史前社会的发展，全面地考察了人与社会、自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基本矛盾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发展观。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深刻、最系统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首先将社会主义建设付诸实践的是前苏联。在毫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前苏联经过短暂的新经济政策，形成了以高度中央集权和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并为二战反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后期，其弊端显露无遗。中央对计划、财政、物资、干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割裂了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联系，削弱了地方、企业的自主权。单一的分配方式也使广大劳动者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而在东欧，１９５６年６月和１０月先后暴发的波、匈事件表明照搬斯大林模式是失败的。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其一，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尤其侧重于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二，强调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为主导，推进四个现代化；其三，坚持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力和最高价值诉求；其四，主张通过利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来维护和发扬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显然，在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和尖锐的时代，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和国际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这种发展观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但由于对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过分强调，导致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第十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新的要求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继续推向前进。其一，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其二，把对外开放作为强国的战略选择；其三，坚持改革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其四，营造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这种发展观是一种改革的发展观，摆脱了传统观念与主观偏见的束缚，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但这种经济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也导致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滞后。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前提下，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继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其一，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其二，坚持走创新为动力源泉的发展之路；其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新的发展观的核心是可持续的发展观，力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代际之间的公平；不足的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大的改变，还是处于落后状态。

　　自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形成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积极地坚持、发展和丰富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这些发展理论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

　　（２）中国传统的发展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朴素的、自发的、猜测的、零碎的性质，甚至还有许多唯心倾向，但仍具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内核，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儒道文化是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体，特别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深厚而宝贵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思想来源。

　　“万物莫不有对”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为其他各学派所吸收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公元前５世纪老子就在枟道德经枠中提出了阴阳、有无、强弱、静动、正反、生死等一系列矛盾概念。后来程颢总结说：“万物莫不有对。”反映了矛盾无处不在的普遍性和相辅相成的对立观。

　　古人还在“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了“变”的思想。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王夫之的“一气之中，二端即肇，摩之荡之则变化无穷”，这些思想都揭示了矛盾运动是万事万物产生、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现实世界存在的宇宙生成观。

　　“仁者爱人”的以人为本思想。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何为仁？子曰：“爱人。”也就是孔子把“爱人”作为仁的内在规定性，体现了儒家的人的尊严和价值观。

　　孔子曾说：“君子不器。”即说，有道德操行和人格尊严的人（君子），是任何器具所不可相比的。马棚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这在人贱马贵的奴隶社会里能有人贵物贱的思想实为难得。孔孟还主张仁政，认为人贵君轻。孟子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