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夺权’动乱中，周总理非常担心粮食工作出问题。1967年5月，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的全体代表。代表中有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群众组织代表。他除了详细地询问各地上一个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和当年夏粮年景外，还谆谆告诫与会的粮食部门群众组织代表，你们当了权，不能骄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周恩来同志还针对当时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的问题，进行过发人深省的严肃批评。他说：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要从一件事去看，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只凭一句话，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不行的；必须把当时情况弄清楚，要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要认真地把17年的财经政策完整系统地加以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项具体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有人把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批判，并提出要取消这一政策的问题时说：过去的奖售政策是需要的，今后要逐步改过来，超产超购可以少一些，奖售可以少一些，逐步减少，一下子取消会失信于民。他还嘱咐与会的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要用帮助的态度去作些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在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志的安排下，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以保证按计划完成粮食征购入库任务。在总理的影响下，各省、市、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周恩来同志这样不辞辛劳地抓粮食工作，是当时稳定粮食局势的中流砥柱，激发了广大粮食干部和基层职工不懈的工作热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粮食紧，国家外汇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总理提出了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1967年10月，周总理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粮食、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总理‘以出养进’指示的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1971至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而全国粮食会议，每年都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筹划。”
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原载《不尽的思念》第237—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
·周化民·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终结，林彪、‘四人帮’一伙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搞垮外贸部，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据我了解和经历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强调外贸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造反派时针锋相对地说：‘三外(注：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以红线为主。’他讲的‘红线为主’，就是说外贸工作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主。这样，才使外贸部党组没有被‘砸烂’，而得以继续进行工作。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党组还继续存在，继续管业务工作的(运动当然是归造反派‘领导’)为数极少，外贸部党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广交会。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这届秋交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事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他们要冲时，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同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3．正确掌握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外贸工作上应当反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左’的错误。谁知，我这个发言捅了‘四人帮’的马蜂窝。因为‘四人帮’就是靠散布‘惟我独革’、‘惟我独左’这套‘以我为核心’的谬论起家的，我的这一提法触及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张春桥是第一个反对批判‘以我为主’观点的，要外贸部作检查。他们认为‘以我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问我反对‘以我为主’是怎样提出来的？我说，毛主席讲过反对‘以我为核心’。我认为‘以我为主’同‘以我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对‘以我为主’。以后，外贸部虽然作了检查，但广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为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1973年1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并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4．强调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国际上，由于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对外工作局面开始打开。在这样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1972年4月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不浮夸，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5．提出对引进技术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1972年初，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了从国外进口一批成套设备的重要决策，使‘四人帮’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归于失败。于是，‘四人帮’又在如何对待引进的技术设备问题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创’的口号，强调首先要进行批判。如按‘四人帮’这个方针办，我们引进技术的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此，周总理及时地提出：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这个提法是尊重科学、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引进技术设备，不先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都学到手，怎么谈得上改革、创新呢?
“6．沉着机智地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从外国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配合，再次破坏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妄图打倒周总理。周总理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经调查，蜗牛在外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这样，才把‘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周化民：《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原载《不尽的思念》第268—2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李梦华·
“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体育事业几乎被林彪、‘四人帮’所扼杀。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贺龙同志和一大批忠于人民体育事业的干部受到迫害，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受到凌辱和冲击，体育战线被诬为‘搞修正主义’。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培养的。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1971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体育工作的一份报告中，作了亲笔修改，强调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不胫而走，体育战线的同志如饮甘露，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也是在阴云密布中看到了一缕阳光。”
“周恩来同志曾经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和他接触过和没有接触过的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他教导我们要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进行工作。在国家体委建立时，周恩来同志提议由抗日名将、著名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将军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后来，又任命爱国人士卢汉、黄琪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同志要求担任国家体委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尊重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体委绝大多数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工厂劳动。周恩来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对当时在体委‘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说，你们解放了，把他们忘了。干部在底下，也不用、不去看。在他的关怀下，体育系统的干部和运动员较早地被‘解放’回到工作岗位。”
李梦华：《谆谆教导永志难忘》，原载《不尽的思念》第553、5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周总理说过：我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寰·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后人对他赤胆忠心，高风亮节的评语。十多年来，每当人们怀念起周总理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周总理自己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终身的誓言。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周总理日夜忙于处理纷乱如麻的事务，身心交瘁。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周总理说过：我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语重心长的自白，说明他当时的处境，也说明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很多难言之隐。
“进入70年代后，周总理身患重病。‘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形势刚刚有了转机，周总理不顾病重，为整顿国民经济、恢复生产和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国际关系也出现了好势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打开了新的局面，外事活动多起来了。周总理顾不上吃饭睡觉，争分夺秒地忙于国内外的事务。很多时间是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又接着会见外宾。有时白天有会，夜里会见外宾，从深夜谈到天亮。那些年，我们记者日夜守在办公室里，随叫随到。
“在周总理会见外宾或开会时，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知道他没吃饭，就让服务员送上几碟花生米、杏仁等一类干果。总理一边谈话，一边抓几粒放在嘴里。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的谈起来。有时，也在人民大会堂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汇报。
“有一次，我对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总理太忙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场了。’那位同志笑笑说：不是五场，是八场。这场活动完了，下边还要开会呢!说不定又是一夜。’
“1970年4月5日，周总理出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天早晨在飞机场上，我发现总理面色灰白，连头发也没来得及理就匆匆登机而去。有位同志告诉我说，总理召集人开会，安排工作，忙了一整夜。1973年3月8日，在招待外国女专家的茶话会上，周总理出席讲话，亲自向在动乱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国朋友道歉。他代人受过，做自我批评，只管说自己工作没作好，把责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总理情恳意切的话语，使很多外国朋友都流下了眼泪。”
陈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怀念》，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38— 4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爱泼斯坦·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
“这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她想跟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写信给宋庆龄：
‘西方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你的住所被红卫兵洗劫，所以我在这一期《中国通讯》中加以彻底的否认，同时登了我写的报道《毛在天安门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场。’
“她写的关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的报道中说：
“‘游行群众达150万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数是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国外因听到谣传而不安的人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同领导人们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样神采奕奕……说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谎言。’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闯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过问。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两天后，因为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同时发生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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