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民主制与和平主义是由美国确定的路线，并非由军国主义主动转变成民主和平的国家。对国家的忠诚心被否定，并且整个社会弥漫着拒绝讨论已被淡化的国家利益的气氛，人们日益对此表示“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历史、生理、理念忌讳意识存在一样，冷静、客观地深入讨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盲目拒绝“国家”或“国家利益”，很可能让外交陷入忽视国际社会现实的空想。所谓“国际社会”，归根结底就是国家间通过相互作用组成的社会，即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其特征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既然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为基础而存在的，那么国际主义也应该以国家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论述与他国以及它们之间利益的协调。
总之，我们在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国家”，然后认识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大前提。不过，有时候直接结合起来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容易的。有两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这一问题：
第一是把每一个人对身边小集团的归属意识或贡献愿望升华到国家的层次。一般来说，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团体或作为“小社会”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虽然国家并不是那些团体、社会单纯地扩大的产物，但由此产生的“公共意识”至少对国家来说能起到引导作用，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今天的社会并不能够满足这样的期待。由于家族成员之间感情的淡化，甚至分裂，学校的崩溃，对企业或组织归属感的淡薄等原因，这些团体越来越难以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因此，日本社会有必要重新充实这种“中间性世界”。
第二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向本国国民宣传国家未来的方向或理念，并实施具体的政策，来为他们建立对未来的希望与目标。19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Gasset】曾经???过一句话：“通过保卫国家，我们真正要维护的是我们的明天，而不是昨天。”现实正在考验我们能否向即将到来的明天提供具有利益与价值取向的社会。在自由、民主等价值取向取得胜利的后冷战时代，维护并培养价值观的重要性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化带来的自由、民主观念正在普及，但与此相悖的是，回归传统或宗教的潮流也正在蔓延。21世纪，日本的政治使命无疑是协调普遍性与特殊性，即融合日本的传统价值观与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观所具有的活力，并面向未来，追求日本的“复兴”。例如在经济领域，在美国式市场经济模式与日本式企业经营模式或官民协调型的政策运营模式之间，努力探索作为最佳结合点的第三条道路，或许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积极论”--日本战后外交是否过于“软弱”？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来看，优先照顾本国的立场或利益，而忽视或无视照顾国际社会的声音、利益或者他国的主张、立场是危险的。国家利益的积极论者往往超越什么是国家利益，而把对外的姿态当做问题之所在。他们把协调当做让步，质疑对外不够强硬的姿态能否维护国家利益，还把那种姿态当做“软弱”或“追随”。这些问题或批判意识往往在国家利益论争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从根源上讲，主导这一想法的是以赢或输来判断事物的“零和博弈”。如果这种思维模式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日本外交就会失去选择的余地，没法做出让双方都能获得利益的积极让步，最终使自己陷于紧张而孤立的境地。
从这些主张对外强硬的国家利益论争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多的防卫意识和短暂而情绪化的反应，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今天的国家利益论争是多么危险。
如果人们对“国家利益”一词的内涵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很可能走向失控，并成为当权者推行自己政策或主张的工具。因此，尽管对政治家或媒体来说，“国家利益”是方便而有效的外交词汇或概念，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暧昧性与危险性。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轻视全球化、相互依存的进展以及“全球问题”【跨国问题】的增加，如果不考虑国际环境正面临的这些“新变化”，国家利益论争就会显得不合时宜。
日本关于国家利益论争的“积极论”和“消极论”立场各自包含着上述指出的矛盾。而且，两者往往陷入互相批判对方矛盾的表面讨论。他们各自的主张都停留在“真正的国家利益”、“巨大的国家利益”、“追随”、“软弱”等词汇上，这样的讨论往往不会产生任何建设性的结果。
第三条道路--“务实的国际协调”
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发展，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增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有利于增进其成员国家的利益，就不应当盲目主张追求僵化的本国利益，而应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确保本国的利益。例如，《每日新闻》曾主张“全球化的快速进展告诉我们，与国家利益相比，日本需要更重视涉及全球利益的诸多国际问题”【2001年7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曾主张“追求全球经济的复兴才是日本‘巨大的利益’，比固执‘狭小的利益’更重要，这或许就是我们的使命”【2001年11月5日】。我们在某种场合也可能提出，增进他国的利益有利于增进本国的利益。这一立场认为，国家利益不应该以零和博弈来思考，而应该追求双赢。实际上，双赢的关系一般是在经济相互依存的互补型关系或政治性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建立的。
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实现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日本国内有些人曾经或正在主张“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特需论”。可事实上，中国已经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正在快速“崛起”，而且日本的对华出口也在相应地增加。今天，中国市场对日本的繁荣来说已经必不可少。《朝日新闻》认为，“中国的发展及其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亚洲地区稳定的作用，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2002年10月28日】。
战后，日本始终遵守和平宪法的规定，贯彻“专守防卫”的宗旨，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面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平度过了60多年，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海外战争或纠纷。这期间，自卫队从未在战争中剥夺生命，其队员的生命也从未被战争剥夺过。在这些和平的环境中，日本享受以GATT\/WTO为支柱的自由贸易体制，不断提高官民参与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最终取得了“战后复兴模范”之繁荣。这应该说是战后日本外交选择“国际协调”路线的成果。
“国际协调”的精神可以总括为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原则：第一，通过日美同盟确保国家安全；第二，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维护稳定的地缘政治安全保障体系，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认识问题，通过政府对外援助或投资，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第三，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努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为确保“通商国家的繁荣”维持并加强国际自由贸易体制。1958年3月，外务省编写的《日本外交的近期状况》曾指出，这三原则在当初发表时，“经常受到相互矛盾、不可实行等质疑和批判”，至今类似的声音依然不少。不过，只是考虑“有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整合性，导致我们忽视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外交的务实性、灵活性。此外，从日本走过来的历史或面临的状况来考虑，这三原则对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来说缺一不可。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高举“外交三原则”大旗，巧妙开展外交的战后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的确在共享国际社会的利益中，高效率地实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贯彻了“务实的国际协调”这一外交哲学。
不过，在1989年，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日本周边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作为战后成功经验的“日本模式”已经陷入疲惫与无效，人们提出调整或改革政府的组织、制度、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建议。外交也不例外。恐怖主义或核武器扩散等新威胁的蔓延，使日本人开始反思原来的安全观。“贯彻和平，集中经济”的战后路线被称为“一国和平主义”或“一国繁荣主义”，遭到了许多国际的批判，引起了国内的反思。
那么，日本人的“历史后遗症”与对国家利益的“过敏性”，经过战后50年--由战败国转变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被逐渐淡化和克服？近几年来，日本媒体和国会开始“积极”讨论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本的《外交蓝皮书》曾把国家利益定义为日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安全与繁荣。例如，2003年的《外交蓝皮书》在评价2002年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外交时写道：“2002年，日本以国家利益，即确保日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安全与繁荣为目的，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几乎没有人对这个定义提出过反对或质疑。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日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安全与繁荣。因此，人们频繁使用“国家战略”、“外交战略”等词汇，但这些战略必须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无视或损害国际社会的利益，一味追求本国的利益，终将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利益需要符合“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为此，我们有必要每时每刻都站在“日本人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应该做什么”的角度，制定外交政策。
我将在下一节考察战前和战后日本的外交是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但在这里不得不提前指出的是，从战前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封闭的国家利益”】到战后国际协调主义【“开放的国家利益”】，日本在外交战略上的转变是明确的。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首先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即日本的国家利益，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的意义，并且对此进行重新界定，展开全民讨论。尤其是正在改变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中国崛起的问题，这无疑是21世纪前50年影响日本和平与繁荣的最大的外来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到东亚，甚至世界的因素，从战略的眼光出发把外交政策落到实地。如今，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历史，冷静展望未来。
总体看来，战后日本的外交基调始终是国际协调。虽然最近日益明显的国家利益论争具有像战前那样排除国际协调、单方面主张并拥护本国国家利益的趋势，但“国际协调”依然是战后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至今也没有被淡化。日本也是依靠国际协调来确保国家利益的。此刻，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国际社会中，日本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正在努力积极发挥主导权，实现协调型的国际社会，增进“国际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国际协调是具有主体性、创造性、新内涵的重要指针。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
下面我将梳理、分析日本在战前和战后分别是如何讨论国家利益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日本政府历任首相在战前帝国议会和战后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施政方针演说的内容一般涉及内政与外交，讨论每一个政权重视、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表明当时政治家的基本认识与基本对策。从客观性【“国会”这一公共场所的公示发言】、可信性【作为记录保存的公示文件】、可靠性【自国会开设以来，所有首相以同样的形式，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演说作为资料持续地保管】的角度来说，这是帮助我们“追踪”日本战前、战后政府的正式立场与见解的有效的公开资料。当然，战前，尤其是政党政治遭到危机的“5·15事件”【1932年】以后，军事部门失控，议会流于形式化，演说也相应地脱离了国际形势的现实，内容则变成了自以为是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状况与国家利益而言，施政方针演说仍不失为有用的资料。
关于战前，我将例举从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演说一直到第八十七届帝国议会【1945年】铃木贯太郎首相的演说【总共79次】，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来讨论。
关于战后，我将举国会吉田茂首相【1950年】至福田康夫首相【2008年】，每年举行一次的施政方针演说【总共59次】，同样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并抽出演说中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外交的基本方针，对安全与繁荣这两个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的内容进行整理。除了首相演说以外，我也会参考战后历任外相的外交演说以及日本外务省每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
战前：最终“失控”的国家利益外交
国家的独立与条约的修正
对于明治新政府来说，国家利益首先意味着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维护并保持日本的独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上，山县有朋首相表明“维持国家的独立”是“最紧要”的，而为了确保国家独立，通过实行近代化增强综合国力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而后，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人们通过考察欧美国家，迫切感到日本制度的不完善和综合国力的落后，并且认识到尽快实现西方式近代化的必要性。“富国强兵”由此成为日本迈向确保“国家的独立”这一国家利益的基本政策。
同时，为了实现作为近代国家的“独立”，对当年的日本来说，“条约修正”是当务之急。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与欧美国家缔结的修好通商条约【安政的五国条约】是承认领事裁判权，却不拥有关税自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其修正则成为明治新政府必须优先处理的外交课题。关于条约修正，松方正义首相曾经表示了明治新政府对此课题的觉悟，“政府在20余年来一天都没有搁置，坚持不懈地实现了条约的修正。我们重视国家的权利和利益，会不惜一切地追求这个目标”【1891年】。随后，“举国从事此事几乎30年”，终于实现废除治外法权。山县首相表示，通过修正不平等条约，日本“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的利益”【1899年】。可见，明治新政府深刻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确实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并把条约修正作为“最应该重视的重大任务”。
国家的安全与“利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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