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走向“开放的国家利益”(2)

　　“安全地生活在没有战争，也没有恐怖主义的和平环境里”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对本国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希求，除非是少数独裁国家，否则最优先照顾这一利益是永恒的原则。可是，“和平”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是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是国家务必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繁荣”与“和平”是同等重要的国家利益。日本的《外交蓝皮书》也曾经把国家利益定义为“日本国家、国民的安全与繁荣”。但问题在于，其内涵具体而明确地梳理什么是符合国家、国民的安全与繁荣的利益，在全民层次上达成共识，才是政治的重要课题。此时重要的是，对具体的国家利益设定优先顺序，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区分“核心利益”和“二次性利益”，并且需要谨慎防止后者因前者而被牺牲或忽视。确保核心利益就必须制定长期的外交战略，在此框架内投入国家权力，展开外交。外交从业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随时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或纷纷出现的威胁等不确定性因素，集中而有选择性地投入有限的国家资源。以此为前提，我认为，今天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东亚的稳定

　　在东亚任何国家间发生的对立、纷争或者国内的政治、经济动乱都必然要影响到日本的和平与发展。从地区内贸易超过50%的现状不难判断，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经济网络紧锣密鼓的东亚，应该被定位为左右日本命运的核心的生存空间。为维持本地区的稳定，日本必须高度重视。

　　保持东亚稳定的重点在于，防止国家间的对立、纷争升温，促进地区问题的和平解决，尽量抑制东亚各国政治动乱或经济破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方面。考虑到本国的特点，日本承担的最重要的义务是与美国等相关国家携手，发挥经济上的影响力，及时推出解决地区内经济、社会问题的措施。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日本迅速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帮助东亚各国从危机中走出来；向内战刚结束的柬埔寨、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为两国的维持和平与战后重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东亚的稳定能够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未来日本将继续在“事前防止”或“早期解决”阶段应对东亚的武装对立或混乱，维护地区的稳定。

　　在今天的东亚，最有可能直接威胁日本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朝鲜的动向。日本应该本着“一直以来为东亚的安全保障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与它的合作不可或缺”的认识，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应付不可预测的事态；同时重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日本一样，中国的核心利益也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动向的影响，日本应该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加强合作。

　　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

　　各国确定国家利益的时候，“直接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探讨日本的国家利益时，也必须考虑地理远近、地缘政治的因素。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日本周边出现敌对的国家或政权，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必然是负面的，假如它是类似中国的大国，就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不言而喻，如果中国政府愿意跟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人民也对日本抱着友好的感情，那么日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将比中国与日本敌对的情况好得多。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损。”

　　为此，日本官方和民间都应当表现出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相互指责，相互厌恶不是邻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与中国打交道，那么就应当超越喜欢和讨厌的个人情感，在理性的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日本方面不要点燃冲突的火种，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姿态。国家间外交和国内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外交则经常被内政纠缠。内政往往成为只在国内通用的，封闭的规范，而在国家之外则有国际社会存在。如果一个国家无视与追求不同利益的国家的关系，靠鼓吹对外强硬论，煽动民族主义来“垄断”内政，那么它的外交必然僵化，国家利益则会因此遭遇危机。因此，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克服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扩大开放的国际主义，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应该是最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

　　如今，已经有两万多家日本企业到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防止类似2005年春发生的全国性反日游行那样的事件，不再以无法控制的规模发生。对此，日本究竟能做什么？我认为，我们是有事情可做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从促进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加强向中国一般民众主动发出信息的公共外交，长期、大规模地推进以青少年交流为支柱的“中国人招聘计划”。二是在民间层面上也积极推进环境、防灾、学术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关系，通过“官民一体”的多层次合作，构建以合作而不是对立为基础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日两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正在酝酿一种观念，即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对中日双方而言，通过经济交流、合作，建立“双赢”关系是可能的，日本正在努力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无疑也是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的外交。这样的关系已经建立，而且正在不断发展。中日双方以此为基础，构建良好而稳定的政治关系，携手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将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打击威胁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

　　尽管目前日本成为恐怖组织直接袭击的对象的可能性很小，但日本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恐怖事件卷进去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9·11事件”后经常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不仅威胁到日本国民的安全，同时也对日本的投资、贸易、旅游等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近几年来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加大，这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从预防的角度谈，我认为，日本外务省必须加强信息、情报收集、分析的能力；充实以驻外使馆的法人保护为中心的领事服务；促进与各国搜查、治安当局的合作关系；为解决恐怖主义背后存在的贫困、贫富差距等问题，积极运用ODA政策。最后，除了“公共外交”之外，推进有助于不同宗教、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国际文化交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也是很重要的。

　　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为了维持日本的繁荣，务必保持和加强以WTO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因此，日本不能采取保守主义的政策，而是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国内市场，推动WTO谈判，促使中国等国家遵守WTO规则。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围绕WTO的多国谈判停滞不前，而各国之间双边的FTA谈判却不断取得新进展。例如，东亚某些国家就与欧洲国家缔结各种各样的双边协定。跨地区的不同协议错综复杂，日益明显地形成“意大利面碗现象”【Spaghetti Ball Effect】。

　　为了使东亚在自由、开放的体系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不仅应当单独缔结FTA协定，还要与WTO一起制定全面的、整合性的地区协定框架。目前，地区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深化，其“实态”正在促进着制度化，而制度化应有的状态还是从“单边”转化为“多边”，也就是形成自由贸易圈。为此，东亚各国需要具备协调与合作的精神，通过共享地区整体的利益，促进实现国家利益。占有地区内一半的GNP，在WTO中有最丰富经验的亚洲国家--日本，对于加强WTO以及与它整合、互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

　　对于能源短缺、一次性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的日本来说，确保石油供应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日本90%以上的石油进口来源--中东地区的稳定是其核心利益。回顾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理所当然，日本必须不断开发替代性能源，但暂时确实没有能够一下子扭转日本脆弱的能源状况的好方案，因此，今后中东地区的稳定将继续对日本的能源安全保障起到关键性作用。日本所能做的是：维持与中东产油国家的友好关系，通过外交途径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支持伊拉克复兴等。

　　海上航线的安全

　　作为海洋国家、通商国家的日本能否取得繁荣，取决于在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下，如何维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贸易。为了做好这一点，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需要确保结合产油国等资源出口国与日本、日本产品出口市场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的安全。目前，日本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三艘巨型油轮的运载量，其渠道大部分是从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再从南中国海往北，最后到达日本的航道。假如这条航道的安全受到威胁，日本的经济活动将会停滞，并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条航道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安全无疑关系到日本核心的国家利益。支撑它的是以第七舰队为核心的美国海军，不过，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与海上航线有关的印度、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处理海盗、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国际合作。

　　以上谈到的几点，既是日本核心的国家利益，又是能够与很多国家共享的国际公共财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非常重要。政府应该推动有关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讨论，努力获得国民的支持和理解，投入必要的预算和人员，积极展开外交。

　　如何实现核心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要确保本国的核心利益，依靠表面化和临时化的“敷衍了事”是不行的，必须有所作为，制定长期战略，争取国民的理解、支持，甚至让国民参与，动员全民，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展开外交。而强有力地推行以理念与战略为支撑的外交，也需要完善的实施体制。我对日本外交战略和理念的构想是：在“开放”与“创造”两个基本理念下，重新定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地区主义”，并把它们作为日本外交新的“三大支柱”。

　　两种基本理念

　　开放

　　“开放”意味着大胆，并有计划地增大对外来事物的传播与接受，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开放”是流行的概念。例如，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时候，为了向其他地区证明亚太合作不搞“贸易封闭”的决心，就采用了“开放的地区合作”或“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核心概念。而日本恰恰是提出这一概念的国家之一：在1993年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羽田孜外相发表了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的“地区合作五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追求“开放的地区合作”。

　　在2000年的“东盟+3”首脑会议上，森喜朗首相发表了“走向繁荣、开放的东亚地区合作强化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把‘东盟+3’完善为全球意义的机制，发展为开放的地区合作框架”；在1999年，“东盟+3”首脑会议发表的《亚洲经济再生任务》【通称“奥田任务”】报告书的开头也提倡放开和取消一些管制措施，“开放日本”。我当时作为外务省亚洲局地区政策处处长，参与了“奥田任务”的起草过程。那份报告书里的“开放”包含着两种内涵：一个是战后日本为了保持繁荣，在制度、政治、经济层面上，对美国、GATT\/WTO成员国等的“开放”；另一个是作为一直未能摆脱“岛国意识”的日本人，在精神、社会层面上走向“开放”。

　　在今天这个时代，国民的日常活动已直接受到世界动态的影响，国家安全与繁荣已经不能再依靠单方面行动来保障了。为了应对传染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问题的威胁，在无国界化经济中实现繁荣，一个国家必须重视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即使是综合国力强大的美国，也不可能单独根除这些多种多样的新威胁。

　　按理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应当阻止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自由流通，更不可能隔绝它们。然而，“9·11事件”后，各国都加强了对国民活动的监控，结果引起了国民对“监视社会化”的担忧，所以也有必要探讨国家安全与国民权利【保护自由或个人隐私等】的关系。

　　在当今的社会，一个国家要保持“封闭”实在是越来越难，克服“一国和平主义”或“一国繁荣主义”，与国际社会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不过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近几年在东亚，过度强调国家主权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高涨等现象比较常见。这些排外情绪，从长期看不利于实现国家利益，而且也往往容易变为针对其煽动者的“双刃剑”。因此，各国应该尽量避免全盘迎合民意的简单做法，不仅在政府间，而且也在国民之间展开日常的、多层次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耐心的引导，加深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构建各国间的“双赢”关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开放”归根结底就是调和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推进国际协调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兼顾”。放眼世界，欧盟在新形势的国际利益追求方面已经探索到了新的模式：通过在欧洲地区大胆推行开放的方针，促进共同体利益的协调，扩大整体的“利益面”等方式，共同体在推动地区合作方面起到了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由此可见，通过把国家和国家利益向更大的地区共同体或国际社会“开放”，确保一国的安全与繁荣的潮流，作为今后国家利益论的核心主题，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东亚共同体也将通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进一步的“开放”，最终出现在我们眼前。而在此过程中，东亚各国首先需要共享“开放”这一理念，因为现实世界正在考验我们的政治决心：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否回避狭隘的国家利益论，避免因排他性民族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

　　创造

　　今天，和平与繁荣不仅需要“维护”，同时也要依靠随时的“创造”。“创造”指的是，促进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

　　就“安全保障”而言，自古希腊以来直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基本上都是在“维护”和平与安全。可是，国际社会进入后冷战时代后，积极“创造”和平的思路，如“构建和平论”【peace-building】等越来越突出。冷战后，虽然市场经济普及到全世界，形成了单一的国际市场，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面对在全球化中动荡的世界经济，即使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也必须合作制定并完善新的规则、制度。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不应该只追求“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也有必要以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创造”者的视角，制定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