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东亚发展的原动力--“开放性”，在于排除对固有文明的“盲目自信”，积极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点。从“日本的复兴”到“中国的开放”，东亚的现代化以及取得的经济成功就是明证。而支撑其“开放性”的则是，在“多样性”的共存中培养出来的宽容精神和灵活政策。东亚人民正在渴求得到这些“果实”。东亚地区市场化和民主化潮流将在曲折中增加“广度”和“深度”，并逐步取得进展。和平与繁荣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本着这样的大潮流，包容地区多样的文化传统和普遍的价值观、制度，作为“开放”的东亚体系加以实现。
其实，在东亚，地区内贸易的升温或以日本企业为催化剂的分工体系的进展等，这些实质上的统一进程已经开始了。比如，2006年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以及韩国、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世界贸易中???有的比率达到了58%。作为比较的对象，北美自由贸易区为42%、欧盟为66%。
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为基础，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也正在切实推进。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金融合作或FTA\/EPA合作条约的缔结。应该说，它们是把正在加速的人员、物资、资金、信息方面流动转化，有助于东亚各国的繁荣“规则化”或“系统化”的地区合作。
此外，对于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以马六甲海峡为主场的海盗活动、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犯罪、沙尘暴、酸雨等环境问题，我们应该把它们看做“跨国问题”，以地区合作的机制加以对付，这些合作机制也正在建设中。它将是多样化的东亚国家处理有关共同问题群的合作，也是伴随着问题的出现而完善体制的“功能型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
通过推动这些经济性、功能性统一进程，各国逐步走向“实现共同的利益，增大地区机制成分”的东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不仅有助于产生团结意识，也有利于提高解决纷争的能力，甚至在涉及民族主义或主权的政治、安全领域，也能够以“对话与合作”的精神提高透明度，加深信赖关系，并可能最终达成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制度。与此同时，这一过程还可能构建各国间的“双赢”关系，形成国际利益。换个角度来讲，其“过程”本身在促进对话与合作的意义上，是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同行的，最终归根结底是走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其基本理念就是“开放”的共同体。
这里所说的“开放”的共同体，指的是以“整合性”、“非排他性”、“透明性”、“非例外性”为特征的共同体。日本外务省在2005年10月《日本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想法》中明确表示，坚持“开放性”、“透明性”、“包容性”的基本立场。
“整合性”是指，以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则和制度整合为基础，以加强互补关系的形式，构建适合本地区的规则和制度。如前所述，日本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持和加强以WTO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因此，日本推进的FTA或EPA也不能违背WTO规则，将来东亚的自由贸易圈也不会取代WTO。外务省主张，“作为超越WTO能实现的水准，或者WTO不能够覆盖的领域，日本加强经济合作的手段是与他国缔结FTA\/EPA”。从扩大日本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意味深长。日本曾经支持中国加入WTO，加入后也促使中国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客观地讲，这些“整合性”的工作正是使经济上正在强大的中国变成更加透明、可预测的经济伙伴的必要措施，也是有助于日本繁荣的政策。
“非排他性”是指，不排除那些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有关系的区域之外的国家，而是让这些国家也参与进来形成“开放”的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其说基于地理概念，还不如说基于功能性概念。正是基于这种想法，2005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峰会上，除了“东盟+3”外，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参加了会议。不过，没有参加此次峰会的美国，却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从围绕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能看出，美国的存在和参与对“东亚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参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美国的作用。
“透明性”是指，共同体的理念或原则等对内外公开、透明的状态。这一点必须明确记入到《共同体基本法》中，并向全世界公示。2004年欧盟各国达成协议的《欧洲宪法条约》，其草案在法国和荷兰的国内投票中被否决后，2007年修改其宪法条约，重新缔结了《新宪法条约》。2008年12月，中日韩首脑签署了加强三国合作的共同声明。这些做法有助于世界了解地区合作机制的理念和原则。即使那些理念或原则本着“整合性”的原则，也不应该与国际社会的理念或原则背道而驰。“透明性”使国际社会得以弄清共同体的内部运作方式，从而对外产生安心感或信任感，还能在共同体内部，通过明确成员的“责任”与“分工”，促进必要的政策协调与共同行动。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各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国防政策要透明化，对于提升地区内的相互信任关系来说，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最后讨论一下“非例外性”。虽然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不透明而不确定的安全保障环境等原因，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推进讨论和合作相当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这些领域，而必须在谈判桌前进行讨论。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除了经济合作、反恐、防止传染病以外，政治或安全保障领域也应该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角度出发，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在一直存在“冷战后遗症”--朝鲜半岛等安全保障问题、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并存的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为减少摩擦与对立，展开了冷静的对话和合作，这符合相互依存着的所有国家的利益，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再强调一遍，由于把“开放”的东亚共同体视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为了展开强有力的外交，首先日本必须“开放”自己。一方面，作为在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下实现繁荣的贸易国家，应当逐步推进把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向世界和亚洲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引导东亚各国构建共同的规则、制度--“创造”国际化的过程，这最终将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世界进入21世纪前提倡“第三次开国”的《奥田报告》，在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等领域分别提出了有关“开放日本”的具体政策性建议，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实际意义。根据这一报告，日本应努力增加赴日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接受外国劳动力，开放日本市场，实现羽田机场国际化，根本性改革英语教育，重视制造业，重视日元国际化等课题。在此过程中，最需要强调的则是，政治的领导能力和国民的毅力。
国家的品格与外交
以上讨论，在由“三大支柱”组成的日本外交战略下追求的国家利益，应该是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的利益【国际利益】的，国际利益的实现也直接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开放的国家利益”。
如今跨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升温，意味着“零和博弈”，即“他人的不幸【损失】是自己的幸福【利益】”--这样的思考方式必须转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或地区的共存共荣的基础上的，类似认识也正在逐步渗入大家的脑海里，并得以形成共识。不顾当代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现实，只是一味地追求狭隘的本国利益，采取排他性行动，对他国的经济困难“隔岸观火”--这样的“一国繁荣主义”最终会被全球化中的协调行动或地区主义高涨下的经济联合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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