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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向何方》 作者:小原雅博

第17章 中日关系新思考(1)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何谓中国的国家利益?

  大家大致有一个共识,对中国来说,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等重大变化之后,“国家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准则。

  中国2002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明确表述,“国防政策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展开”,并且列出了中国的五点国家利益:第一,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以及安全;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第三,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第四,保持并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第五,在长期来看,实现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国家的安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核心利益。而对于自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不断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来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是直接与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是毫不动摇的国家利益。

  不过,与此同样重要,甚至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即以改革与开放推动经济的发展。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长达30年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这一成果的取得与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关系密切,所以可以说是与其他各国紧密依存的。为了实现13亿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克服日益严重的环境、能源等问题,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无疑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的。而且,正如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所提到的“中国的国防奉献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即使是国防政策,也必须服从“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核心经济发展战略。

  国家利益之一--国家繁荣

  经济优先路线及其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80年代末,在苏联、东欧被民主化的浪涛席卷,中国也因“六·四风波”而一度陷入混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进一步??进改革开放进程,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克服了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危机。“经济增长”正在代替因“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伤害,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通过向国民提供“明天会更好”的希望维持下来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经济增长使中国3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

  自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长期维持着世界上罕见的、GDP年均超过9%的经济增长速度【参见图4-1】。20世纪末,中国提前实现了GDP增加3倍的目标,2007年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图4-1 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

  1985年,邓小平把中国定位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确实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主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世界性盛事的新阶段。今天中国充满活力的建设状况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的景象,但其发展的迅速性和深刻性,甚至超越了那个时期的日本。

  我在下面表4-1里,比较了一下日本和中国的发展状况。

  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入WTO,主办奥运会、世博会,建设新干线,本国货币升值等看出,中国似乎正在追随日本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1964年加入了IMF,使贸易汇率自由化;1980年,大胆修改对外汇率法,把原来的“原则为管制,例外为自由”的政策转变为“原则为自由,例外为管制”。在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逐渐引起摩擦之后,1985年制定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度升值,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时代走向终结。到了1995年,日元已经升值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水平,于是日本制造业纷纷加速到海外建立基地,谋求利润。

  表4-1 中日两国发展的轨迹

  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1996年加入IMF,2001年“入世”。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快速增加出口的同时,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不断给中国施加升值人民币的压力。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今天中国的成就,如果缺乏开放、稳定的外在环境,是无法取得的。所以,较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世界经济的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成长的条件

  毋庸置疑,支撑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取得成功的是一直以来引导中国发展方向的“外资”。

  其中,第一是支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本对华ODA【参见表4-2】和贷款;第二是海外针对因日本ODA完善投资环境的沿海地区,在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领域的直接投资。中国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或直接投资,结合海外的资本、技术与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发展起价格竞争力强大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如今,在纺织、杂货、玩具、家电、造船、自行车、钢铁、化学等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用户制造产品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正在充斥着世界市场。从粗钢、铝、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到电脑、手机等IT产品,在许多领域里,中国正在占有世界最大的产量。而创造这些成就的无疑是来自出口地--欧美和日本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继续与这些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990-2007年日本对华ODA年度纯支出额

  中国对外出口依存程度在1979年仅仅为4.6%,2007年却上升到37%。相比之下,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的对外出口依存程度只有17.6%。从这些数据能够看出,中国的出口依存程度是如此之高。所以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对于需要确保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确保原材料、能源供应安全也很重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在中国已经是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进口大国。“能源”对工业生产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了回避石油危机,在把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战略下,中国正在加强力度,寻找新的石油资源进口对象。在中国积极展开“资源外交”的背后,存在着确保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这一“经济安全保障”上的考虑。

  另外,中国惊人的崛起速度正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某种不安。对中国来说,与国际社会,特别是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经济成长的前提条件。中国一贯追求的“为经济建设所必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反而因中国快速发展走向经济大国,而引起发生种种国际摩擦。这正是和平与发展之间的“两难困境”。

  目前,中国正在试图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平等互惠的关系,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即展开“双赢”模式的全方位和平经济外交,应对这一“两难困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的重要讲话,把中国政府对国际的认识与对外政策的根本确定为以下五点: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进国际社会的多极化与共存,维护稳定;第三,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第四,提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发展方式的多样化”;第五,“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一,与发达国家“扩大共同利益的相同点,适当解决不同点”,发展关系;第二,把周边国家看做“朋友”,并“加强地区内的合作”;第三,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第四,积极展开多边外交,在联合国及其他地区组织上发挥作用,实施单边结合多边的外交方针。我认为,这份报告在理解中国外交上是相当重要的,它整体上推出了和平与合作,尤其强调中国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作为大国展开负责任的外交。

  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将支持“完善国际贸易、金融体制”、“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通过对话与合作,妥善处理经济贸易摩擦”。与十六大相比,其方针与政策更加具体化、和谐化。在这一表明的背后,中国政府具有明确的认识,即有必要适应全球化进展下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与各国协调,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谋求“经济成长”这一国家利益。

  迫在眉睫的贸易摩擦。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增长也能够看出,中美贸易摩擦很严重。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导致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扩大,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贸易国。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突破了1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美国对日施压阶段,即所谓的“鞭打日本”【Japan bashing】正处于最高潮时期,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两倍。随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到2007年,已经连续6年打破历史纪录,达到2563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长10.2%】,占美国整个贸易赤字的32.4%。由于贸易摩擦【由美国采取的两国间对抗措施或向WTO的起诉】、货币摩擦【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压力】、规则摩擦【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原则而被起诉】等不断发生,美国国内相关人士,尤其是联邦议会的议员加强批评中国故意压低、固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遵守WTO规则,争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且正在讨论针对中国进口品的报复关税法案,针对中国出口补助金的关税法案、WTO投诉法案等新的立法措施。例如,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1的投票率通过了《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案》。此法案要求,政府对于制定不合理的汇率政策、操纵汇率的国家,向IMF或WTO提出起诉,并适用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ies】等相关措施。同年8月1日,参议院银行、住宅及城市问题委员会通过了进一步针对进口品发挥关税作用的《货币改革及金融市场法案》。

  此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2006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日两国正在形成巨大的美元储备【dollar pool】。截至2008年9月,中国已经拥有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日本也拥有1万亿美元,两国的储备额加起来相当于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40%。另外,中国已经保有5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超过七国集团的总和,而且还在以每小时1000万美元的速度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部分都是投资给美国财政部证券的。就日本而言,外汇储备的80%作为美元资产,由日本财务省来管理。因此,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为防止日元升值和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终会流向美国国债的购买上,并逆流回美国。

  日本在对美贸易顺差持续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日元升值的压力。这一情况与近几年来的中国几乎相同。如果避开汇率上的压力??就有必要购买美元,获得介入外国汇率市场的资格。购买美元的日元资金,通过发行国债【政府短期证券】从金融市场获得。这一把日元资金兑换为美元的做法,普遍被称为“卖日元,买美元介入”。一旦已经购买的美元再次兑换为日元,就只好再次导致日元升值,因此,日本一直在美国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国债【财政部证券】加以运用。结果,日本政府承受巨大的贷款,换来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日元一旦升值,就会产生美国国债的亏损。

  而中国的做法也越来越与日本相似。通过中日两国以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财政赤字得以弥补,长期的利息高涨得到控制,使国债的进一步发行成为可能,美国经济也能够取得发展。能够大量吸收美国国债的“顾客”就是日本和中国。另一方面,以上述途径维持的美国市场也确实使中日两国的出口,甚至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由此看来,中日两国与美国之间在脆弱的贸易投资平衡下维持繁荣,这一命运共同体的结构是根深蒂固的。中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三国对东西方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就使我认识到中美日三国首脑会议的必要性。

  通过贸易与投资,中美之间的联系史无前例的密切。但同时,贸易摩擦也有可能对两国的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也许有必要逐步改变过多依赖美国市场的体制。

  从这一观点看,中国需要在国内扩大消费市场,发展证券市场。发展证券市场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让民间企业更有活力地发挥作用。通过结合间接金融【银行存款、融资】与直接金融【证券市场】,加强管理的方式,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健全,走向更平衡的发展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美首脑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将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为保持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作出贡献。中国的繁荣与世界的繁荣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应该成为对东亚和世界负责任的经济大国,这也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此外,虽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地区、城乡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加,环境恶化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风险。这些予盾和风险增加了社会动荡的因素,也加大了改革开放与发展事业的难度。中国应该本着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重视“质量”和“平衡”,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利益之二--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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